荧屏“商业英雄”形象的解读

　　摘要　“商业英雄”是近年来荧屏上出现的一种新形象。这种新形象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对商人负面评判。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各阶层地位及社会心理的变化。这种形象的出现呼应了当代社会重商的现实，反映了编导者自身的创作理念。英雄化商业精英的创作意向，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优秀企业家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表现出拜金主义和官商同构的不良倾向。因此，对商业英雄的塑造应该审慎。

　　关键词　商业英雄；社会转型；官商同构
　　
　　近几年，商业题材的电视剧在荧屏上大量播出，如《大宅门》《大清药王》《大染坊》《乔家大院》《天和局》等，这些电视剧大多在黄金时段播出，为国人提供了一道道商业文化大餐。这些电视剧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打造了一个个“商业英雄”。他们不仅在波谲云诡的商海中运筹帷幄、出奇制胜，而且还讲义气、重感情，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这种把商人英雄化、偶像化的做法颠覆了“无商不奸”等对商人的传统评判，而在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实行的基本上是“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政策。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的是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庞大的文官集团，下层是数量巨大的农民，两者之间靠科举制度联系。中国的商人从未成为一只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因此，在由士、农、工、商构成的社会阶层中，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商居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最低，即使富可敌国，也被排斥在以士阶层为核心的社会主流群体之外。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给商人立传。反映到文学上，明以前，商人很少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降及明清，出现了一些关注商人、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如冯梦龙之“三言”、兰陵笑笑生之《金瓶梅》等。冯梦龙刻画了晚明商人的群像，但对商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描写，并无刻意美化商人的倾向；而在《金瓶梅》中，虽然作者对西门庆不择手段敛财而迅速发迹不无艳羡，但揭露大于歌颂。塑造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警世。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变化：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很深的刺激，“中体西用”、“经世致用”等口号纷纷提出；另一方面，洋务运动的兴起客观上又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环境极其恶劣，社会的动荡、外资企业的挤迫，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这一切在茅盾的《子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中国形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劳动者最光荣”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工农兵文艺是艺术创作的重心，王进喜、李双双是这个时代的英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追求经济利益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有了较大的调整，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家也成为社会的新兴阶层，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与此相反，当今中国的士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的士有某种历史传承关系，但又有着重大差异。士在古代居于“四民”之首，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而当代知识分子实质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余英时认为，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称呼的改变正反映了这一点。在隋建立科举制度以前，读书人通过察举和征辟渠道进入社会的统治层或日管理层；在隋以后的一千六百多年间，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管理层。古代社会阶层的等级、地位是由各阶层的社会功能来划分的。具体来说，是按照各阶层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来决定的。荀子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指出了士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农居商之前而仅次于士也不难理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社会风尚对士人的尊崇无疑给士阶层以极大的自信。对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担当也成为士的自觉，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管这种理想和抱负能否实现，它毕竟反映了士“天下舍我其谁”的积极心态。因此中国文学中的主角多为读书人。然而，从近代开始，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和1911年辛亥革命使“士”这一阶层不复存在，同时催生出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异常严重的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惟其如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多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五四”前后发生的三次东西文化论战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已发生了文化认同危机。民族危机导致文化上的功利主义态度。随着“国粹派”在论战中的失利，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占了上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地被边缘化。然而，自己割断脐带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未成为一支持久的具有领导能力的社会力量，一如过去的士阶层那样。相反，在完成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后，他们也开始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历程。与文化边缘化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被动的身不由己的边缘化。“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使现代知识分子不断从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向外层退却，直到在政治上被完全边缘化。文化、政治边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在一个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出现，“价值真空”产生，普通民众思想上的困惑亟须解答而不得，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头脑和良心的作用渐失，他们头顶上的光环也逐渐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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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力量不断聚集崛起，传统的士阶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知识分子。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不一样，处于边缘化状态，失去了传统“士”的政治参与功能和文化功能。认清上述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商人英雄”这种新荧屏形象何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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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英雄，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英雄一般具有高尚的品格、超出常人的智慧或勇气，或者能做出常人不能做出的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大致说来。中国历史上有三类英雄：一类是造反的英雄，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一类是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还有一类是清官英雄，如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后两类英雄均属士阶层，也是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认可的对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似乎与商人无缘，虽然这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左传》中就记载了郑国商人弦高以家财解国难的事迹。然而总体来说，正史、小说、戏曲都罕有商人的位置和表现，商人与爱国主义更不搭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出现的商业题材的电视剧是对中国文化中商文化缺失的某种弥补，这种弥补对缺乏重商主义传统的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如前所述，荧屏上“商业英雄”形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反映，它呼应了当代社会重商的现实，反映了编导者自身的创作理念。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民族也充满着对优秀民族企业家的热切期盼，因为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问题在于，这些以近现代中国为背景的商业题材电视剧，有意地把商人打造成一个个爱国英雄，白景琦、陈寿亭、乔致庸、竺自臻等人的爱国情怀大于赚钱欲望，这就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了。近现代中国是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时代，在争取民族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时，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其中，尤以学生所起作用为大。以保路运动为例，清末发生在湘、粤、川、鄂四省的保路运动中，学生、工人、农民、绅商、小店员、士兵都积极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由四川留日学生首倡，在与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以保路运动为背景的《天和局》在演绎竺自臻维护路权的爱国壮举时省略了不该省略的，不够客观、公正，把保路运动这一群众运动简化为商人的个人行为，这体现了编导的英雄史观和用当下价值观改写历史的创作倾向。固然，创作不等同于修史，但编导们如果把“商业英雄”不约而同地置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以凸显其爱国主义，就不能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既然这些电视剧力图超越单向的娱乐功能以表达或促成某种深层的思考，就应该对当时的历史图景给予真实和较为全面的展现。缺失了这一点，爱国、团结、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等美好的理想都会成为无所附丽的空洞概念。
　　霍尔认为，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有三种方式：一是接受式解读，二是协商式解读，三是对抗式解读。显然，中国当代商业题材电视剧对历史画面的有意凸现或遮蔽以及历史题材的传奇化创作倾向，只能导致读者更倾向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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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种解读方式。什么是好的文本?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评论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他说：“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因此，《子夜》中的吴逊甫、赵伯韬或许比白景琦、陈寿亭们更具典型性、更能发人深思。
　　近年播出的商业题材剧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有商榷的必要。英雄化商业精英的创作意向不自觉地表现出拜金主义倾向。如《大宅门》等电视剧在打造“商业英雄”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财富崇拜。白景琦与关静山同被关进监狱，但白先被放出。李香秀一句“他舍得花多少银子”正点破了其中的奥妙：有了钱，牢狱之灾可免，银子越多越安全。《大宅门》中一个有意思的场景是：百草厅周围的商铺着火了，火势蔓延，消防员前来灭火，商铺老板用纸币打点消防员不起作用而眼睁睁看自己的商铺化为灰烬；而白景琦因为有“条子”(金条)而使自己的百草厅安然无恙。画面中商铺老板苦苦哀求的脸和白景琦得意洋洋的神色恰成鲜明对比(令人奇怪的是，一向行侠好义的白七爷竟似乎幸灾乐祸地看着而不施以援手，这或许更接近真实的商人面目)。《天和局》中老总办听说闵家二公子犯事，首先想到的是拿钱打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是物质崇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商业历史剧既反映这种病症。又无意识地助长了这种时代病的蔓延。
　　不仅如此，这些商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为某种程度的历史影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可以获得更大的资本。乔致庸交好左宗棠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荣誉。红顶商人胡雪岩、钱王王炽的发迹可以印证这一点。电视剧《天和局》生动表现了竺自臻因为有官方的关系才完成了修铁路的英雄壮举(先有广西要员苏元春的支持，后有本省官员兼巨商王炽的鼎立襄助)。《大染坊》中陈寿亭因偶然搭救国民党军官的情人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意外地获得赚头颇丰的大笔定单。这些情节客观上给人以这样的暗示：做大生意做好生意没有权力做靠山是不行的。实际上，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正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警惕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官商同构不仅会导致商业贿赂、权钱交易、孳生腐败，而且会产生一种示范效用，经营者会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应酬官员而不设法改进经营和管理，这对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竞争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也许，编导们的意图是想阐释企业的兴盛没有国家的支持是不行的——《大染坊》的根本立意在此。然而官府不等于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历百余年，这一进程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迄今这一进程仍在继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身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茫然是转型期社会大众的普遍感受，然而，电视剧导演既是普通大众的一员又不应该等同于普通大众，因为电视剧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导演们有责任审慎地在电视剧(特别是大型连续剧)中表现出其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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