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反思”与改革开放３０年文艺史观的嬗变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思想界的“现代性反思”过程中，文艺史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批判“阶级进化论”转向了“现代化论”、“世界体系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历史叙事模式。在当代中国历史观念的价值取向和学理基础大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艺史观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正在不断走向多元化，但也出现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分离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关键词：现代性；历史观念；唯物史观；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各种历史哲学和观念的涌入以及新的社会权力的分化组合，“重写历史”成为一股重要潮流。特别是近年各种历史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畅销与热播，引发了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观念的广泛争论与反思。因此，清理当代中国文艺史观的演变过程、价值取向和理论基础，反思其中隐含的危机对于我们认识近30年来的文艺思想，总结改革开放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成就和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阶级进化论与现代化论
　　
　　近30年以来，文艺史观的变化与整个历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文艺史观既受到一定时期历史观的根本性影响，也取决于一定时期人们对于文艺本质的认识和文学规律自身的嬗变。尤其是中国的“重写文学史”现象，一方面主要源于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背后又与整个“重写历史”的思潮有着内在的一致和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重写文学史”需要我们至少从两个层面人手：一是要放到整个“重写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认识，二是应放到文艺自身演化的规律中来认识。本文主要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层面展开论述，部分内容涉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暂不展开，拟另作文章讨论。
　　“重写历史”首先意味着对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从一产生就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批评，仅就20世纪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就不断地以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结构主义等来补充、改写自己的历史观。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也写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来自外部的批评就更多了，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批评。比如，波普尔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视为“历史决定论”，是集权统治的哲学基础，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伯林也反对历史决定论，提倡历史阐释的多元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存在主义、阐释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承袭了尼采、海德格尔等的“反历史”思想，不再相信历史的规律性、总体性和目的论，认为历史根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和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断裂的”、“碎片的”和“偶然的”，这对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目前，在汉语学界影响日盛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则把马克思主义划入现代性第二个“浪潮”，把马克思看作是自卢梭、康德以来，和黑格尔等持“历史规律论”的重要代表，他们把马基亚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历史进步论”改造为“历史观念论”，相信历史由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推动，即由“恶”推动，人类最终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斯特劳斯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观念”的破产，导致了前面所说的自尼采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即现代性的“第三浪潮”，是现代性危机的充分展开。这些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历史观念变化的不可回避的学理背景。
　　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史观的变化首先也是从对历史决定论，特别是“阶级进化论”的批判开始的。“阶级进化论”曾经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是我们书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本准则。但现在，“阶级进化论”的历史观被视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当我们用阶级斗争进化论来套一切文学史时，文学史变成了政治史，研究者不可能从对象的自身出发，而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框架出发，全然不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差异性。那些被高度评价的作品往往是被誉为能够揭示“历史规律”的作品，“历史”内容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位的，而文学自身的艺术逻辑和合理性被抹杀，这体现了“历史”(政治)对“文学”的压力。80年代，一些新的文学史提出了以“人性论”、“主体论”、“审美论”来取代以往的阶级进化论历史观，但实际上真正取代阶级进化论的是“现代化论”。王晓明在90年代后期谈到“重写文学史”时指出，当时他们的一个目的是要“在理解历史的基本框架上面采用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叙述框架，把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看成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并且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去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和原来那个直线进步的、以‘革命’历史作为基本线索的讲法是不一样的”。
　　但从整体上看，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进化论”历史观还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观，都没有摆脱现代化目的论，都是把现代性追求作为书写历史的基本规律，只不过是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大叙事之外去补充“民间写作”、“私人写作”的“潜历史”，或者是在政治史之外补充“经济史”、“文化史”、“心态史”、“审美史”等等。当然，正如王晓明所说，二者的“讲法是不一样的”，这两种历史观背后呈现出不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按汪晖的分法，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后者是“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这种思想的基本思路是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也就是说它把现代化作为基本的诉求，但是又将中国未能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扩张和西方现代性霸权，它始终把西方现代性危机(多为想象性和建构性的“西方堕落”、“腐朽”等指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危机”)作为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警示，思考如何使中国现代化但又不堕入西方“现代性弊端”。这导致一个难以避免的悖论：“他(毛泽东)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而新时期兴起的“新启蒙主义”则将现代性追求直接纳入到西方18、19世纪以来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和理性化基础上的现代性价值观上，在批判“文革”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个人”、“主体”等观念，企图从国家的集权下释放社会的自由和活力。这一意识形态实质上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了合法化基础，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市场自由竞争和向全球化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新启蒙主义”通过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逐步淡化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而将中国的问题重新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再次回到古与今这一线性进化模式中。在此，汪晖敏锐地指出，虽然“新启蒙主义”将批判的对象指向传统的封建主义(将文革时代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它自己变成了反传统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基本契合一致，但是它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等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描绘中，明确表达中国文学这种“双重压抑”状况，不得不在民族性压抑中走向世界，不得不在人性压抑中去完成“民族性”的大众文学：“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它那辉煌的古代传统被证明除非用全新的眼光加以‘重构’，否则不但不能适应、解释和表现世界的当代现实，而且必然窒息本民族的心灵、创造性租思维能力；不但脱离了急剧变化着的现代化潮流，而且也脱离了奔向觉醒和解放道路的人民大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便同时展开为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方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的艰难进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冲动与其所否定、批判的“阶级斗争史”之间的对立是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抉择的对立，是现代性话语内部的“国家主体”／“个人主体”的不同的“大叙事”的冲突。一个是“民族”、“国家”、“集体”等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关的选择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另一个是“个人”、“人性”、“都市化”、“市场化”等与文化的普遍性相关的选择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它们实质上都完成了在各自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任务，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市民趣味”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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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对立的现代性历史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重要表征就在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市场化的全面展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由之带来的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问题已经无法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空间中去诊断，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因此，80年代那种直接认同西方现代性的行为必须加以质疑。在此，有两种现代性思想的引入与我们的历史观密切相关，一种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另一种是兴起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世界体系论。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经帕森思化后的现代化论，还有就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主要是受前者的影响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则更多的是接受了后者，即韦伯思想已经成为90年代中国“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工具。90年代人们援引韦伯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出现的“工具理性化”、“科层制”等现代性弊病展开批判，这些韦伯式论题在当下中国的确有相当的针对性，但也不可否认，用韦伯化的问题来概括中国是不够的，当然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韦伯的马克思化或者马克思的韦伯化就能概括得了的。世界体系论的引入直接对韦伯一帕森思现代化论和“五四”至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构成了挑战，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殖民化、他者化的过程，西方启蒙，以来的价值观念不是一种普泛的价值观念，它不过是打着普遍主义旗号的特殊(殖民)主义而已。这种理论使我们不再从传统／现代的线性发展史来看问题，而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与“边缘”、“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来看问题。因此，相信现代化论不过是进一步滑入到西方构建的殖民体系而已，这就是西方要把自己打扮为“普遍主义”而把非西方指认为“特殊主义”的原因。这种论述直接支持了中国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为“传统”、“民族特色”和“中国的内在视角”等等历史阐释的关键词找到了逻辑起点。但这种论述遭到这样的诘问：“(1)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错误?如果中国的所谓‘落后’并不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过，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不是冤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过了真正的‘元凶’吗?(2)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有无重新评价的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这种所谓‘自力更生’无异于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那么，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束缚、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吗?”尽管世界体系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现代性新的批评维度，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种批判指向西方，而未能真正坚持“对西方的诊断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诊断”，就有可能一劳永逸地将问题抛给西方，进而为极端民族主义煽风点火，同时也为各种“特色论”、“本土化论”、“失语论”、“传统的现代转换论”提供片面的阐释工具。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这两种对立的现代性叙事在90年代成为“阐释中国”的重要理论基础，为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继续以“启蒙精神”、“科技精神”和“人文精神”为衡量尺度，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与当代建设看作“不断区分政策与理论、初步确立自己的学理、获得自主意识的过程，是文艺摆脱政治群体意识之后，审美意识发生激变、现代审美意识包括大众审美意识不断生成的过程”。这是以西方启蒙现代性对抗政治权力的挤压，所以，这种历史叙事继续支持着文艺的“自主性”、“审美性”、“主体性”、“语言性”诉求，也表达着中国文艺的现代化、世界化追求；另一种方向是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叙述把中国文艺的现代进程强调为一个不断遭受西方文化殖民的过程，“现代化”就是“西化”，其直接后果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患上了“失语症”，因此，我们要以重新审视、转换我们的传统或古典文艺思想为武器，建立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本土意识的文艺品质，以对抗全球化的同质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对“民族”、“国家”的强调并非像50－70年代那样是对个人欲望的压制，而是在“民族性”和“特色论”的“多元文化”策略中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因此，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现代性叙事实质上并未构成真正的冲突。思考90年代中国的文艺思想状况不能忽略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对于非西方的民族国家来说，怎样在强调“特殊性”的同时又参与到现代性的普遍的“世界体系”，是认识其现代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思路。
　　
　　三、“释放历史阐释权”与新历史主义
　　
　　在90年代，另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观念即以阐释学、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新历史主义”开始全面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界，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书写是一种权力表达；二是历史书写是一种“诗化行为”。套用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概括“现代叙事”取得合法性的主要思路就是：A、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我说的符合真理。B、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真理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样子。C、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真理就是我说的符合说出真理的那个说法。以往的观念认为历史通过A和B的逻辑获得合法性的，但在新历史主义看来C才是其真正本质，所谓的“历史真实”不过是通过权力获得合法化的“真理的说法”而已。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方案”，一种“知识政治”，历史学家不过是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采用不同的解释策略和结构模式对所谓的“历史事实”进行“编排”、“论证”而已。历史没有所谓终极的“目的”，“后现代的历史是没有终点的历史”，没有终点的历史也就无所谓“开端”、“起源”或者“本源”性问题了，进而，“历史规律”之说也无从谈起。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经过世世代代的历史学家、官员、编辑、作家等等经过层层增加、修改、删改、转换、创造出来的语言沉积物，我们所能把握到了除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用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援引的尼采的名言就是：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我就是历史的一切名字”。
　　所以，从总体上说，新历史主义对于以往历史观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历史阐释的主体性，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没有所谓的“历史事实”之说，有的只是关于历史的种种文本模式，因此，也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正确的”历史观这种东西，存在的只是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多种多样的历史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对历史文本及其结构的不同阐释。其次，新历史主义完全采取文本主义的形式分析方式，在新历史主义那里“社会语境”是一种“文化系统”，而社会制度与实践、政治、经济因素等只不过是其功能而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所认为的相反的关系。其三，新历史主义承袭了自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反历史”思想，尤其是引进了吉尔兹的文化人类学、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雅格布森的诗学理论等，放弃了对历史“本原”和“目的”的探索，而更关注历史研究与书写的结构模式、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立场，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就被看作是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或者称之为“阶级斗争史”，或者称之为“技术决定论”，还有“激进主义的机械论”等等。其四，新历史主义也表达了一种“重写历史”的强烈冲动，一种对历史惯性的拒斥，否认仅有一个或几个固定的历史意义，通过发现甚至“发明”一些“历史主旋律”之外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意外情境等等，对那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展现出民间化、边缘化、零散化和暧昧化的特点。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模式，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书写与研究，也影响了文艺中的历史表现与想象实践。历史书写的标准开始相对化和多元化，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处理上展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比如从传统的“正史”走向“野史”、“杂史”，出现了大量以娱乐消遣为主的游戏、“搞笑”的历史之作；从“大历史”到“小历史”，打破“一元化的整体视角”，关注“潜在写作”与“民间隐形结构”；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展现宏伟场景与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政治史”走向私人场景与风月情怀的“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追求历史的细节化与偶然性；从事件的“一体化”、“明晰化”走向“碎片化”、“争议化”，“翻案”文章做得较多，等等。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以“文学性”、“相对性”等观念对以往的历史编纂与研究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文学”对历史构成了新的压力。阐释的多元化可能是接近事实的必然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借用一些新的历史主义观念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历史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的“戏说”，对历史的诗化很容易引起大众对历史真实的误解。新历史主义的危险正在于因为历史真实的“不可能”而放弃了对历史真实的不懈追求。
　　
　　四、历史虚无主义与“现代性危机”
　　
　　克罗齐认为，对于历史本身来讲只有“真假”与否，而无“对错”之别。我们曾经放弃“真假”而只讲“对错”，“对的”就是“真的”，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使得历史丧失了追求真理的本性，历史变成了政治话语。因此，我们现在解构这种政治话语成为返回“真实”的一种必然路径。‘但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观同样不去追问什么是“真实的”，而是争论怎样的表述被确定为“真实的”。“真实性”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美学和伦理意义上的概念，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某些历史书写来说，“客观性”的含义比“真实性”更准确。保罗·利科认为：“客观性首先是历史的科学目的；现在，客观性标志着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客观性的定义从‘逻辑上的’变成了‘伦理上的’。”这与新历史主义提出的，看待历史的最好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不是认识论的观念是一致的。那么，因为历史表述背后存在权力操纵是否就意味着历史的本性就是“主观的”，可以用价值的选择代替事实的求证?历史书写的问题确实难以逃脱权力的操纵和书写者的主观性局限，但事实根据始终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当然，对于历史阐释与评价而言，不可无“对错”、“是非”之分，缺乏价值判断，历史事实将丧失其现实意义；但缺乏事实基础，价值判断容易相对化，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导致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从政治和伦理的要求来看，历史著作中不乏“善意的谎言”和“诗意的掩饰”，但也不乏“恶意的篡改”和“刻意的歪曲”，究其原因在于将历史工具化。基于此，我们只能在“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进行选择，否则历史叙述的品质就难以得到起码的保证。
　　今天的历史主义危机不在于是否追寻“历史真实”，而在于正在放弃起码的历史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在怀疑一切、相对化一切的过程中陷入虚无主义，历史丧失对现实和未来的警示和提升意义。当放弃了“真假”之辩，通过强调“美学”的自由表现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道德意义上的“对错”。
　　今天中国的历史书写未能摆脱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受商业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影响很大。商业主义的渗透使得许多作品加入了更多的游戏性、传奇性、情感性等文学因素，用历史解构现实，其中不少作品的确对各种伪崇高、假神圣的东西进行了嘲弄与戏讽，但更多的是为了商业效益而牺牲了历史意义。以近年来引起广泛争论的历史人物的“人性化”处理为例。“人性化”是文革结束以来文艺的普遍追求，但其内涵在发生着变化。最初的“人性化”是要把我们从“阶级性”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多样性、本真性和个体尊严，因此，80年代的“人性论”一方面起到了缓减历史创伤和批判50年代以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压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全面的市场化做好了意识形态铺垫。但90年代以来的“人性化”不再把政治作用作为主要需求，而是更多地打上了商业化色彩，尤其是以“真实性”、“庸常性”为卖点，对一系列历史“罪人”的开脱，通过“人性化”使之得到“理解”与“宽容”；或者对“英雄人物”加以“凡俗化”，使之更“真实”，等等，以迎合日益庸俗的大众趣味。这种历史观体现了现代性对凡俗性的一贯追求，暴露出价值评判的相对化甚至是缺失。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不断提倡人与人之间政治权利、人格尊严和自然权利的平等，但平等不是抹去差异，不是意味着人性的品质从此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人的精神、德性被平等划一了，结果是牺牲高贵、神性的一端来迁就低劣、平庸的一端，这必然培植人性中的另一种邪恶与危险。即便这样更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意味着可以为了事实判断而忽略价值提升，何况，当代历史书写的“人性化”处理，并不符合真正的“历史真实”，而是一些先验的“套子”与模式，不外乎就是“情”、“色”和“真诚的平庸”而已，这些已经成为新的历史人物“样板化”倾向，其中流行的“解构精神”被不断强化成生产快乐和刺激消费的工具。所以，如果说过去我们把人性简化为“阶级性”是单一化、抽象化的话，今天我们把人性单纯描绘为“食色性”与“凡俗性”同样也是一种抽象化，是用身体、欲望——主要是物质和生理层面的欲望来代替对“人”的整体界定。
　　除了商业主义的历史观以外，现代化目的论在今天依然处处可见，这在近年的晚清历史剧中表现突出，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过多地从历史的结果和目的来衡量历史的过程，从而导致我们可能以工具理性的标准来掩盖历史的教训和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这种马基亚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看法也体现出我们历史观的危险性。“发展就是硬道理”是中国近现代史血的教训的总结，不发展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意味着亡国与动荡。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落人发展主义这种现代化目的论中，用单一的意志与愿望来衡量历史，似乎只要发展了，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后果，不管自然生态，不管社会公正……，很显然这是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表现。比如，对雍正的评价就是，只要他呕心沥血为大清王朝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不管其手段是否凶残，不管他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到了何种程度……虽然，“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但这并不能作为对其罪责的合法化解释和宽恕条件。当代历史小说与影视剧中隐含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危险的，其背后潜藏着拿历史为现实开脱的动机。现代性危机诞生于人类不断用“发展”、“进步”、“新”等观念来取代“传统”、“古老”、“旧”等观念时丧失了起码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标准，一步步滑入到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
　　雷蒙·阿隆说：“理论先于历史。”观念的变迁暗示了历史阐释的权力结构的变迁。历史观念并非只是影响阐释历史的方式和角度变化的问题，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意味着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当我们用阶级论来阐释历史时，世界被简化为不同群体的利益斗争；当我们用“人性论”来阐释历史时，世界被简化为人的欲望和个人意志实现的舞台；当我们用现代化论来阐释历史时，世界被简化为一个线性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知识及历史解释，都明显地依赖于推动它们的立场，此立场则依赖于其现实处境与关怀，历史不仅仅是当代意识的投射，而且是对当代的质询与叩问。阐释者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或生产模式之间的冲突，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互相冲突和互相审视的媒介物。正如杜威所说，对过去的正确理解可能成为“将现在移向某个将来的杠杆”。因此，历史就不再是被审视的静止的客体，历史是以全然相异的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批判我们，批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历史的眼睛始终凝视着每一个“现在”，这就是它具有恒久“批判性”和人类不断返回过去的原因。解读历史观就是解读“现在”，对古人的片面评价，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迁就，对古人不公，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公，这也许正是我们反思当代历史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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