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由于具有虚构性,其情节构成往往不会局限在脱胎于真实事件的范围内,也不会以是否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相像为标准。所以,即便是充满想象力的神怪故事,同样会引起阅读兴趣。但是,我们得承认,现实生活的素材是不能从小说中缺席的,它们离我们的生活如此切近,那里的氛围、人物、情感、语言都能很快获得共鸣。加之小说往往以含蓄的方式让阅读者自己去感受和思考,因而能够获得比论述方式更多的回味空间和情感认同。如今取材于现实的小说并不少见,但由于一些作者本身能力和视野的局限,在处理此类小说时,通常着力于表面化的时代特征和符号,简单化地模仿现实情景,其结果可想而知。
毕飞宇是一个能够敏感地捕捉现实气息的作家,小说《家事》中的故事发生于几个高中生之间。写中学生生活并不容易,其难度在于,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使得他们生活内容本身乏善可陈,而如若叙写他们对于常规束缚的挣脱和成长中的痛苦和幻灭,又容易落入成长小说的窠臼。毕飞宇的敏锐和写作功力,使他从这有难度的题材中找寻到独特的切入点,故事的行进与人物心理的两重奏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一、假定性身份与故事发展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运转着,代际的划分似乎也超越了传统的辈分之别,而代之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的文化意义上的区分。70后、80后、90后,一代一代的更迭让人目不暇接,这种人为的代际划分方式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凸显著各自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夸大着所谓的代沟。《家事》中的高中生们应当归于90后,这一代人与80后有着一种相同的命运,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他们成为独生子女,百般的娇宠、生活内容的单调以及来自升学的压力,使得他们的生活既是孤独的又是苍白的。在80后长大成人并且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后,还未长大的90后一代又成为替补,站在迈向成年的过渡位置上。毕飞宇选取了这样一个新颖的切入点,体现出他的现实敏感性。没有兄弟姐妹的高中生们,为了调剂乏味的学习生活,为自己网罗了一大群“亲戚”,这些“亲戚”分布在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里,组成了一个松散而又彼此相连的“大家庭”。这些由同龄人扮演的爸爸妈妈舅舅舅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等,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戏谑色彩。成为“夫妻”的两人未必就存在真实的恋爱关系,更不用说其他种种“亲戚”关系的虚拟性,但他们以半是玩笑半认真的态度,来获取对多样性情感缺失的补偿。这些孩子有着更加脆弱的内心和更加渴望融入群体的愿望。
小说是从小艾拒绝同班男生乔韦的恋爱请求开始的。说起来有些可笑,如今的父母对子女的保护如此强烈,学校为保证升学率禁止学生恋爱,使得这些似乎什么都懂的早熟的孩子,对于情感却缺乏应有的正常体验,以至于他们很难获得必不可少的、直接的人生经验,这种对智力因素(更准确地说是教材知识的学习)的片面强调所导致的心灵成长的相对滞后,也使得他们对于生活的认知停留在粗浅的层面。小艾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她以“不想在中学阶段谈恋爱”为由,回应青春期躁动的男孩们的表白。如果故事停留在一个因遭到婉拒或者跌入爱河而情感受伤的层面,就会变得老套。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艾与田满的相遇,小艾的一个玩笑式的提议,竟然使他们成了“母子”。这样一种开端方式,为两个年轻人以后的交往事先设定了距离,也为他们彼此的关系设立了一种安全的身份,在这样一个身份后面,相互之间可以保持朋友和亲人般的情感交流,同时又不至于带来可能的伤害。因此,这样一种虚拟的身份构成了人物关系和小说发展的阀门,这个阀门的松与紧,开与关,决定着小说的节奏和人物情感的起伏。
毕飞宇以往的创作在历史、哲学和世俗形态中穿行,这便使得他的小说能够将想象、经验、历史统合于“形而上”的旗帜之下。这就决定了他的小说从不只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只能使读者获得亲切感的现实对应读物,而是其中总隐含着更深的意味。他以作家的敏感找到了一个“好构思”,但仅停留于此的作品无论情节怎样完整,都只能算作是一个毛坯,一篇被生活流裹挟了的浅薄小说而已,如若使其具有相应的厚度,则非有扎实的功力不可。因此,作家对于小说走向的控制力在此就显而易见了。这一对中学生如果仍以“母子”身份一直笑闹下去,故事同样会变得乏味。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玩笑式的身份设定,无论怎样都脱离不了其本身的假定性。毕竟他们不是真“母子”,在身份面具的后面,两个年轻人彼此观望、刺探,使得行进的故事线索下面还有一道情感的潜流。小说的“阀门”时而会有一些调节,比如在近乎玩笑的“母子”关系的确定过程中,田满提出了一个怪诞的要求:小艾只能有他一个“儿子”。这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玩笑。作为有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毕飞宇显然并不是让小说停留在幽默层面的,这处不起眼的细节,实际上为后来田满生活秘密的揭开和人物之间误解的消除埋藏了一个重要的伏笔。接下来,“阀门”开始松动,这个“儿子”在不断越界,所发的手机短信那些简短的问候话语,总是显露出某种突破彼此假定关系界限的意图。理智的小艾也总是能够适时地把彼此的关系拉回安全地带,而在她内心深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却时常泄漏她不肯承认的爱情端倪。小说就是在这种时拉时推的情节中向前发展,也使小说生出许多微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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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急剧转折是在田满告诉她自己又有了一个妹妹时出现的,情节与人物心理在此时形成一个潜在的冲突。与“母子”之间适当的距离相比,“兄妹”关系既可以理解为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情侣关系。小艾将这个妹妹误当作了同年级的某个女生。她潜意识中那些不肯承认的饱含着爱之萌芽的特殊情绪无意中泄露出来,暗示着听到这个消息时,她为什么会感到失落和些许伤心。事情就是在误会中发生,也通过误会揭示人的深层意识的。非常巧妙的是,想要诉说内心苦恼的田满丝毫没有意识到小艾的情感波动,没有意识到误会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假定性身份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关系的干扰,这个脆弱的男孩只想诉说。在一个男孩成长的过程中,他对于母亲的依恋也会投射到与之交往的女孩身上,更何况这个女孩就是在假扮他的“母亲”,也使他有一个恰当的倾诉对象。而且,如果一个男孩对女孩吐露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也预示出这种信赖可能促进感情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两个年轻人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或者说面对这样特殊的情形,他们还没有经验和勇气去果断处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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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情感的自我保护与难以言明的心理状态
爱情作为生命最为本真的需求,强化了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完善。然而,急剧发展的时代使得人很少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去体味爱,享受爱。多变的外部环境也使得爱情失去了牢固安稳的基础,变得复杂易碎。退到安全地带、获得回旋余地成为当代人们无奈的选择。田满父母的离异所带给他的伤害,一直隐隐地影响着他。其他的来自爱情、婚姻现状的信息,也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些年轻人的情感之路。小艾对爱情的有意回避,代表了这一代人更为现实的态度和脆弱心理。情感上的自我保护以及防御态度,使人看到的是爱的危机征兆。虽然在这个年龄不乏少男少女的相互示爱,但这种爱更像是青春期的萌动,一种本能性的行为,还不具有爱的深层表现。因此,小说中另一个人物乔韦虽是主动追求者,但是他言行的随意性,使得这种示爱如同一种追逐游戏,从而也弱化了爱情的色彩。
一再提及毕飞宇的敏锐,是由于他以如此之小的一个故事,折射出当代人的“爱无力”的症状,如果青春里失去了狂热,失去了近乎鲁莽的爱情冲动,那么人的生命力也必然呈现出委顿的征兆。对于有深切思考的作家来说,爱情是不可能仅只作为一个煽情的题材来加以书写的,因此,它总是与社会和现实、与作家对于人的生命思索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尽可以举出无数当前与婚姻爱情相关的奇异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现实态度,还是在感情漩涡中的“爱无力”的症状,无一不折射出人自身在现代社会纷繁而快速的运转中渺小而无奈的生存状态。
小说的第二次转折出现在这个玩笑式的约定毫无预兆的突然中断。小艾与田满之间这种借助假定性身份所形成的情感表达与防护,由于乔韦的介入而被打破。单相思的乔韦与田满有过一次谈话,自此之后,田满突然不再联系小艾。这个谈话作为隐藏的情节,在小说中没有具体呈现,但是这种写作手法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但凡有着爱情经历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小艾与田满之间存在刚刚萌动的爱情,假如仅仅是单纯的同学关系,他们彼此之间会更加坦然,自然也不会停止正常交往。恰是这种难言的情感状态,让这种坦然不再存在,而模糊的爱情迹象也在彼此中断联系之后开始隐约显现。小说结束之前,误会解除,妹妹的身世也揭示出来,故事到此似乎有了一个完满结局,但是相拥在一起的两个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激动和如释重负,那些在越界与防护之间摇摆的言行,在这个终点上得以聚合。但是,作者显然不想兜底,不想急于给这个故事一个明朗而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小艾的父亲适时出现了,此刻两人内心难以言明的状态,被小艾父亲的严厉制止给打破了,小艾以强调“母子”关系的喊叫来澄清此时父亲作为旁观者的误会,小说在此戛然而止。比较有趣的是这样一种结束方式所传递的双重信息,表层是小艾的申明与强调,其所对应的是他们自己承认的那个假定身份和关系,然而在两人潜意识中不肯承认或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则是那种爱的萌芽,对应着内心深处暗自流动的情感溪流,这样两个层面的对峙和相互渗透,使得故事变得饱满和富有意味。
这篇小说最为动人之处正是那种感情心理的难以言明的状态。毕飞宇所捕捉到的这种状态,恰好体现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他传达了情感与思维的模糊状态,也就是呈现了人自身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逻辑判断。在假定的亲情关系之下的爱情潜流,是对僵化的社会规则的一种嘲弄,也更显现出少年情怀的纯真。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上,这种明与暗、戏谑与伤感的比重处理是比较恰切的,作家相对克制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展开得充分而自然。
三、人物心理活动的延展与作者操纵问题
毕飞宇以隐藏的方式推进小说,使得小说更加丰富。但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合理性在最后的结尾之处似乎出现了断裂。尽管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叙述的落脚点始终是在小艾这里,因此小艾的内心独白也借由叙述表露出来。当小艾与田满拥抱在一起时,作家尽可以暗示她内心的模糊不清的情感,但是用“小艾的心里涌起一股浩大的愿望,就想把儿子的脑袋拥在自己的怀里,就想让自己的胸脯贴近自己的孩子”解说这样的心理,显然不具有说服力。读者到这个时候都已然明白了小艾的真实情感,作家只要描述那一刻的情景即可,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使小说在一种给读者带来遐想的余韵中结束即可,但是作者还是意犹未尽地操纵小艾继续扮演“母亲”的角色,他不断借叙述人之口来表达小艾此刻的想法,显然脱离了人物的年龄情境,一厢情愿地让小艾在假扮角色过程中深陷角色,赋予这个少女不可能具有的中年女性的心理特点。事实上,尽管这一代人面对情感有些脆弱,然而很多时候他们比以前的几代更加自我和无所顾忌,父母的压制其实无法真正阻止他们的感情渴求。更何况,以他们的年龄和经验,是不可能“弄假成真”成为“母子”的。也许在作家的构思当中,认为让爱情突破假设的身份限定表露出来会落入一种写作窠臼,因此极力要把情节扳回到预定的轨道上,让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发生,或者就让人物的意识与潜意识产生某种“错位”,以便造成另一种意外。但是这种生硬的处理方式,使得人物心理显得难以令人信服。小说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尾,其实是暴露了当代小说写作普遍存在的敏感有余而沉淀不足的缺陷。作家们着迷于情节的设定,急于讲述一个故事,却没有足够的耐心来让人物的情感逐步合理地生长。作为贴近现实的小说,这样的粗糙成为一种令人惋惜的硬伤,起初那种还算具有耐心的叙述,很快被作家急于插入戏剧性转折的愿望给打断,生硬地操纵人物心理和行动的结果,必然是简化了人物感情的复杂性和难以言明之处。
参考文献:
〔1〕 吴义勤主编:《中国短篇小说经典2007》,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4月版。
〔3〕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
〔4〕 董小英:《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5〕 [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8月版。
〔6〕 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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