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军”小说“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

　　内容摘要：当今文坛，“新桂军”的创作已进入了繁荣时期，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已经将目光大面积地投注于文坛“新桂军”。本文拟从广西地域文化入手。通过对东西、鬼子等“新桂军”小说创作的探讨，探究“新桂军”小说的“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性：新桂军：忧郁叙事
　　
　　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先锋派作家群体带着强烈的话语表达欲望步入文坛，以他们的文学行动与现实历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无法介入现实的意识形态中，特别是当代意识形态处于转型变动时期，他们的写作脱离了他们所处的现实，寻求形式主义的表意策略。传统的宏大叙事(现实主义叙事策略)实际上已经无法整合多元分化的文学格局，一切都变成了“现在”——没有历史、没有未来。1996年，中国文坛的边缘，一支被称为“新桂军”的劲旅，以其独有的朝气和锐气。开始向中国文坛的前沿地带开拓。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中，走在了全中国的前沿。中国当前对当代先锋文学最有权威的专家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历史怯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对“新桂军”中的“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以及林白等的小说叙事模式作过探讨，把这几位作家的叙事界定为“直接现实主义叙事”，但是，陈晓明只是从“现实主义”的发展角度切入研究，本文将从“现代性”视角对文坛“新桂军”小说的“忧郁叙事”进行阐释，探究“新桂军”小说的“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
　　
　　一、现代性和忧郁叙事
　　
　　现代性是一种自己批判自己的反思态度，它是一个思想运动，是人类在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正面建构各种思想理念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由此建构和推动整体社会特别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进步。“现代性”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表达了人类对自身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很显然，“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主要表述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普遍性准则”给现代性思想提示了行动的根基。人类的实践和思想活动，都因此统一在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上，自由、平等以及普遍的正义，启蒙主义探求的理念，成了人的活动先验存在的依据和根基。因此，在普遍性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反思活动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同时，也保证着对现代性创立的那些准则的持续推演、质疑和检讨。于是。“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了现代性的必然内涵，人类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依据特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以此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忧郁叙事”是现代性现实主义的前沿表达。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客观性的社会学叙事模式，而“忧郁叙事”是一种超越客观外在性的叙事方式，是一种从个人性、主体性、内心状态的角度进行非现实主义叙事的方式，即“现代性+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忧郁叙事”是一种非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个人在当代文化历史境遇中的困境及其心理感受，是非整体的、非社会群体的，是一种个人主体性的叙事。现代性在把人类的生活历史化的同时。也就把苦难(痛苦)设定为人类生活的本质，现代文学艺术也是在表现人类经受的苦难中才获得巨大的精神震撼力。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宏大叙事”解体之后，文学不再去表现时代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再去呼唤或指引人们朝某个共同的目标行进。从80年代初王蒙的“意识流”实验开始。到80年代中期马原的小说叙事形式变革(“叙事圈套”)、莫言对叙事视点的探索以及马原、莫言之后的先锋派群体。面对“现在”写作，已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姿态。他们抓住“现在”，直接表达他们的“现在”感受，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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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文化与“新桂军”的忧郁情结
　　
　　“新桂军”这个概念最初是《文艺报》一位记者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用来指称广西文学界正在形成的一个青年创作群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东西、鬼子等人成了这个创作群体的领军人物，在我国当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卓著。
　　纵观“新桂军”作家，不难发现他们分别属于四种文化背景：最具本土意义的红水河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至深的桂林山水文化、建国后由南下人员或支边人员带来的移民文化和正在逐渐自觉的北部湾海洋文化。“红水河文化、桂林山水文化、移民文化和北部湾海洋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兼容并包我广西造成了一种神奇的现实”。其中，红水河文化是广西这片土地的主体文化，广西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史诗山歌就生长在这里。从地理的角度看。红水河流域多山多石，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从而造成了生存的艰难和苦难，是广西乃至中国很著名的贫困地区。文化的丰厚往往与生存的残酷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奇特的人文体验，因而这个地区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小说家，“新桂军”的领军人物东西、鬼子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作家。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以东西、鬼子为代表的“新桂军”在抒写无根的苦难、表现现代性的困惑时，在其小说创作中的心态与审美追求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忧郁情结。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如果说广西是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么，红水河流域则是广西的贫困地区。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培养出这个地区文人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欲望和充沛的艺术想像力，面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小说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无不打上这种贫困生活的痕迹，显示出一种与这个地区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忧郁情结。东西在他的小说中曾说，他生活在一个“没有语言的地方”。封闭贫困的生活“常常被同学和老师取笑”；鬼子也说过，他少年时代干一天活只能得到两分钱，除了冬天的另外三个季节他都得光脚走路，直到读师范的时候还是以一碗自米饭和一块豆腐乳过春节。也许正是这种贫困生活和人生体验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忧郁情结。忧郁是人类最具普遍意义、最动人心魄而又最具文化特征的心理结构。东西、鬼子等“新桂军”作家们的忧郁情结不是沉浸在个人际遇的深渊中不能自拔的颓唐，而是以个体的忧郁来概括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忧郁，是以觉醒的反抗为前提的：这种忧郁情结流露出的是一种思索和追求的情感趋向，所体现的不单是一种情感的深度，同时亦是一种思想的深度。在苦难中成长的东西、鬼子把苦难当成了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用小说抒写弱者的苦难，写出了农民工、下岗失业者、残疾人、民工、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童年的贫苦、家乡的闭塞，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悲剧意识。他们的作品关注那些被命运戏弄的不幸的人。从悲剧中提取力量。超越痛苦，品味人生，感悟生命，这就是东西、鬼子等“新桂军”作家们的忧郁情结。他们在对他们笔下的弱者的抗争抱以同情的态度的同时。往往能超越苦难，站在更高的位置来俯视芸芸众生，以超乎想象的方式来表现弱者的苦难，从形而上的层面来思考人类的命运，他们的忧郁体现了深刻的现代性内涵。
　　
　　三、“新桂军”“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
　　
　　
　　东西、鬼子等“新桂军”的写作有着持续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困境中的人们如何徒劳的挣扎，并且走向彻底绝望的境地”。这种“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体现在，他们笔下的苦难都是以社会问题作为背景，他们从这些现实苦难中表现出渺小人类高贵的生命力，体现了一种现世关怀。他们直面人生，执着于对人类灵魂的追寻，在文学作品中建立精神的家园。发现人类冷漠荒废的心灵沙漠中仅存的绿洲。这种精神深度，给人以心灵的升华。
　　“东西最优秀的小说都是以他的家乡生活为背景。是这片贫瘠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土地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创作灵感”，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抒写出弱者存在的无奈。瞎子聋子哑巴构成的家庭象征了人类所处的困境，他们以弱小的力量合成一体，为保护自己不受到外界的伤害而躲进自筑的小屋，打断象征与外界联系的小木桥。远离村子，希望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但是他们又不放弃第三代进入正常社会的渴望，然而第三代王胜利从学校带回来的是辱骂父母残疾的歌谣，他们一家人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了在正常社会存在的位置。语言已成为他们无法穿越的障碍。他们陷入了无法选择的两难困境当中。他的《目光愈拉愈长》则写出了人类生存的无奈与困惑。刘井勤俭持家，却不能让儿子上学穿上鞋子。姑姑把侄子一定带出贫困的家中，却把他拐卖与他人，一定被找回来了。走出过家门的一定，向往城市，不愿再过没有鞋穿的日子，又独自出走了，刘井生活在无望中。山里的贫穷、愚昧、落后，城里的富裕、热闹、繁华，这种差距形成了一个困境。弱者的生存困境。很明显。东西小说中的这种“忧郁叙事”，表面上看好像是虚构，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些叙事中，一方面是惊心动魄的物质贫困。另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精神匮乏，这一切足可以见出东西小说“忧郁叙事”关注人的命运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现代性内涵。
　　鬼子“把笔触放到了现实中的最痛处，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力量。”“很少有人能像鬼子这样毫不掩饰地去表现乡土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悲剧”。他的《被雨淋湿的河>涉及逃离土地的青年如何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找到新的生存起点这一严峻问题。这篇小说的叙事是忧郁的、沉重的：民工歧视、卖淫、劳资矛盾、腐败这些社会现实就透过晓雷的苦难人生折射出来，所有的苦难把人推向了绝境。很明显，在这篇小说中，鬼子不是把晓雷当作一般的苦难的象征来叙述，而是在其中注入了实际的现实内容。比如，新的剥削与压迫。不公平与不公正，反抗与暴力的冲突等，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鬼子笔下的苦难是沉甸甸的可触可摸的现实，因此鬼子笔下的苦难并没有让人们失去信心，而是从苦难中发现人存在的意义。所以鬼子笔下的苦难能激发人们的高亢的生命力，并在内心充满了悲剧般的快感。这就是鬼子“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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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底层人物持续不断的关注。把艰辛的生活推到极端，在作品中写出弱者艰辛的生存状态下人的欲望与追求以及由此所遇到的困苦，以抒写苦难为轴心，把人物对命运的反抗和生存的两难处境相连接，表现出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生命力量，同时在作品中承载着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的执着追求，成为了东西、鬼子等“新桂军”作家“忧郁叙事”的表意策略。这种表意策略的形成。与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以及由这种文化背景所生成的忧郁情结密切相关。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下，“新桂军”作家“忧郁叙事”显示出深刻的现代性内涵，这种现代性内涵主要体现在他们在抒写苦难时，关注人性，关注人的命运。反思过去，追寻未来，蕴含着深刻的现实反思性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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