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中渗透的西方文化

　　鲁迅曾说过：“新文学的诞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学的影响。”郁达夫以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吸纳不同文化的因子，并且将其化作自己的血肉，他的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沉沦》就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沉沦》与俄国文学
　　
　　屠格涅夫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作品里。”与此相应，他的小说，基本上取材于他所熟悉的生活，甚至直接取材于他的长期漂泊中的一些经历。郁达夫在谈到《罗亭》时说：“罗亭的性格，罗亭的哲学，罗亭的对于女人的无责任无胆量的态度，不消说，都是有与他自己的特有的声音。”郁达夫对屠格涅夫的观点十分赞同。他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沉沦》中“我”的经历其实是与作者的自身经历相似的。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的自传中写道：“因为20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终于忍耐不成到一家日本妓馆去寻妓，酒醒之后，又无比悔恨。把《沉沦》与作者的自传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主人公的所感所思，是完全按照作家生活的原型如实描写的，是作者的“夫子自道”。
　　《沉沦》的主人公虽然正直善良，有理想和追求，热爱祖国，但弱国子民的位置使他无用武之地，孤独，忧郁，自卑，懦弱，最后只得在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勇气之后，走向毁灭。因此。《沉沦》的“零余者”形象因为打上了社会的烙印而比俄国的“多余人”显得更加复杂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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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沦》与法国文学
　　
　　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在《忏悔录》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大胆而真实的写自己、暴露自己的隐私，把自己卑鄙的欲念、丑陋的恶习不加避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达到了“惊人的人心真实”。
　　《沉沦》中主人公同样把自己喜怒哀乐的情绪'猥亵的念头，甚至性欲的苦闷，都不加掩饰的展示出来。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礼教一直视“性”为洪水猛兽，它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而《沉沦》中。却如此真实细腻的把一个人的性苦闷、性压抑抒发了出来，他那大胆暴露而取得的人性真实和艺术真实，正如郭沫若所说：“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的适于狂怒了。……使他们感受到作假的困难。”《沉沦》不惜以真血肉去碰挡虚伪，也许力量就来自于卢梭，来自于启蒙运动。
　　卢梭还主张“返回自然”。大自然是卢梭对抗社会的利器。是他遭受社会迫害时的避难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中，他以富于才情的文笔，写出了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露水滋润着萎靡的花草。没有风，四周异常宁静，空气凉爽宜人……”对这种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沉沦》中也体现了出来：“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月，这晚夏的微风……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罢。”

　　三、《沉沦》与尼采哲学
　　
　　五四时期，尼采的“强调个人意志”，把个人与社会对立的思想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郁达夫的文学观就明显的受尼采学说的影响。《沉沦》中他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观点，转而从个人与社会对立的视角来进行自我表现。如“他”生在世上，“觉得孤冷的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了与世人决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他甚至觉得，“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他，轻笑他，愚弄他。而他也不屑于在到世上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他”宁愿离群索居，避尘世。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去贪那孤寂的深味”。《沉沦》中个人与社会对立的这种态度，即是《沉沦》为传统文人批判的一面。也是《沉沦》风格异于同时期其它作家的一面。
　　
　　四、《沉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人的潜意识领域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它特别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欲在人的心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我一方面受本我的冲击，一方面又受超我的限制和无情打击，同时它还受各种外部条件的约束。因此，便有了性苦闷和性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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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沦》在这一方面颇具代表性。“从始祖传下来的苦闷”就是所谓的性苦闷。作者是将它作为一种正常的生命现象加以肯定的。但是。这种正常和本能冲动长期得不到释放。于是，他的性苦闷就愈来愈显现出扭曲的状态了。于是，在“被窝里犯的罪恶”“越来越多”，在这种极度的性压抑中，他发展到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又偶然在由径中偷听到野合更勾起苦闷。他的良心承受了自己一系列的自责和恐惧。最后终于因酒寻妓后，因精神崩溃而自沉大海。但是《沉沦》主人公的性苦闷又同国家的贫弱，现实的逼迫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他就写出了性欲与现实环境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使作品富有了社会意义。
　　
　　五、《沉沦》与英国文学
　　
　　郁达夫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就受到了英国感伤主义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沉沦》中，那种感伤的环境，感伤的氛围，感伤的心理，感伤的情调，无处不在。“他”觉得“孤冷得可怜”，“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心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他为自己年华虚度而愧。为无人理解他的内心而痛苦。这种感伤的情绪，始终贯穿在整篇小说中。
　　中国传统儒家历来主张修身养性，克己复礼，而《沉沦》却欲以情欲的宣泄来求心灵的净化；历代文章多以载道为正宗，《沉沦》却着重表现“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传统的审美观念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沉沦》却扬弃了这一思想，表现出了追求真率，放达的新的美学风范；在写作态度上，《沉沦》也跳出了“应帝王”，“作宰辅”的文学模式。发出了自我扩张，人格独立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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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沉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人性复归的渴望，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超越和背叛。而正是这种超越和背叛，展示了《沉沦》创作的风格与面貌，使《沉沦》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在五四新文学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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