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男性“枭雄”的上海叙事

　　关键词：王安忆 《遍地枭雄》 性别 暴力 空间
　　摘 要：上海已经成为王安忆小说创作挥之不去的精神场域，但同时也构筑了作家创作资源和文化记忆无法突围的“窠臼”。2005年作家以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对自我的写作局限进行“文学革命”；本文主要以性别叙事的转换，暴力叙事的浪漫想象，空间叙事的裂变等美学策略的更新为切入点，探寻作家上海叙事的新变，以及作家对个体与历史秩序之间复杂而多重关联的哲学思考。
　　
　　毋庸置疑，对于上海的文学想象已经成为王安忆小说创作挥之不去的精神场域，上海已成为作家形而上思考、建构社会想象、铺陈伦理秩序的精神空间，但同时上海也构筑了作家创作资源和文化记忆无法突围的“窠臼”。当文学表达陷入自我经验的局囿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于是，2005年作家以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在美学与伦理的双向维度上对自我的写作经验进行突围表演。
　　从故事的表层看，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与三名劫匪的生死恩怨、情感纠葛，故事本身充满了冒险、刺激、离奇，引人入胜，颇有可读性。但穿透叙事的“传奇”表层，让我们却触摸到了作家上海叙事的内在转变：性别叙事的转换，暴力叙事的浪漫想象，空间叙事的裂变等美学策略的更新，让我们看见了作家上海叙事的“另一张脸谱”，以及作家对自我与他者、与历史秩序之间复杂而多重关联的哲学思考，从而产生一种包容的、多面并存的生命视野和悲悯的人性关怀。
　　
　　一、性别叙事转换的隐喻
　　
　　米兰·昆德拉曾言：“世界是人的一部分，是它的维度，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变化。”事物的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并被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关系。上海作为一个现代的移民城市，从建构自我历史的那一天开始就始终处于激烈的变化、发展之中，而这座城市也就是在不断的激变、更新过程中来选择和调整她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赋予以上海为生存空间和欲望表达载体的人以不同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纷繁各异的人生际遇。王安忆在历经多年的关于上海的文字经营、钩沉之后，敏锐地捕捉到了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演变和生成的动态过程，触摸到历史、现实律动的变与不变，深切地洞察到人与历史、人与城市之间复杂、多变而“吊诡”的历史真相。尤为特别和犀利之处在于作家并非从人类的普遍性上把握上海城市的文化身份、历史秩序的生成与颠覆，而是赋予上海以性别，通过性别生命符号在上海历史时间的纵向发展和空间的横向移动中的言说来解读上海历史建构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作家以往对上海的文字经营跃动于文本中的生命主体全部是女性，而且多数具有强烈的性别主体意识。上海通过女性获得了详尽的叙述和复杂的象征，“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但作家笔下的上海女性多数都生存在上海琐屑、庸常的日常生活背后，在上海历史为其设置的里弄、闺房的封闭体内囚禁和守望而无法看见外边的世界，从而失去了认识上海城市历史真相的有效参照。虽然以自我个体的生命经验验证上海的历史兴衰，但并非真正揭示历史复杂、多变，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发展本质，在与外界接触、冲突时所表现出的被动、无能、退守和成为城市“主人”表象背后的孤独、苍凉的生存体验，一切都无法真正的在上海内部为自我营造一片精神领地。“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人与上海、历史事实上是出于一种隐藏的断裂状态，而非相互定义、命名。
　　但王安忆把时间的推进作为研究复杂的上海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窥探到女性承载上海历史的失效性和男性书写上海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固有秩序重新排列的可能性。所以，作家发出了叙述上海的另一种声音，男性叙事“合理”而又“合法”地登上作家的上海舞台。在《遍地枭雄》中作家瓦解了以往上海书写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视域，女性故事完全在叙述中隐退，文本中出现的“女鬼”、脱衣舞女、虚伪的女乘客等女性只不过是充满金钱欲望“漂泊于时间之流”的空洞的生命符号而已，并不具备承载作家想象上海的功用，取而代之的却是男性，而且是充斥着暴力色彩的生存于城市边缘空间的黑道上的男性“枭雄”：韩燕来、三王等人。此性别叙事的转变不仅仅是上海历史叙述者的替换，更蕴含著作家对历史生成的深层秩序重构的欲望和传统伦理观的更迭，以及重新建构上海历史的可能性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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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暴力”叙事的寓言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遍地枭雄”的时代是历史秩序混沌无序的时代，是拒弃等级、阶级身份定位，主流、边缘地位划分的时代，也是“创世”欲望沉渣泛起、建构历史、铺排秩序的时代。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在于唤醒对历史进程中野蛮、血腥、暴力的当代记忆，而是对“遍地枭雄”时代所彰显的“创世”欲望的当代回响，是对个体重新诠释历史秩序可能性的试探。所以作家虚构了韩燕来、“三王”等人物形象，并撕毁其单纯的个体生命存在形式，而赋予其黑道“枭雄”的文化身份定位，使其成为作家重新安顿历史秩序的文本实践“工具”，“‘枭雄’的意思多少要狭隘一些，也直露一些，但还切我的本意”，“这‘英雄’大概可用‘大王’这个人作说明”。
　　大王可以说是解读作家意图的关键人物，在他身上隐藏著作家对历史秩序思考的重要信息和密码。大王以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形而上的“思想暴力”的解构行为建构了隶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观，成为重新创造历史秩序可能性的寓言载体。大王天生具备诡异的思辨能力和颠覆一切原有秩序的想象力，在无边的想象空间里滋生了一整套生存逻辑和世界原理：“契约的时代”。但“谁来制定与掌管契约”，大王以为需要一种强力抑或“暴力”的支撑，但大王的暴力并非野蛮、血腥，而是“思想的狂妄”。无论是大王所讲述的李世民玄武之变，朱元璋起事之史，还是成吉思汗铁蹄扫中原，抑或诸葛亮独唱“空城计”，这些乱世“枭雄”以自己的渲畅淋漓的“思想暴力”演绎一幕幕“创世”神话。这些历史“枭雄”人性中的暴力欲望与精神结构中的权利意志直接隐喻了大王内心重建历史秩序的欲望。事实上，大王无时无刻不在对当下的现实规范保持着某种分裂的姿态，在形而上玄思的同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锲入到现实世界。在退役、隐居家乡三年之后，以更加极端的暴力方式与现实、历史“对话”：打劫、杀人、越货，以自己的特异行为与“遍地枭雄”时代的英雄为历史命名的行为契合，打通现实与历史的精神通道。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当大王以非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以“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所以叙述者采取了一种情感中立、模糊的叙事态度，让读者在叙事的铺展过程中无法以现实的常规道德律令对大王的暴力行为进行价值批判。
　　但历史的内在秩序并不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任何人都无法挣脱历史现实而又残酷的定律。“三王”、燕来等人同样不能逃离，几个创世“枭雄”的传奇冒险经历只是一种个体生命的浪漫“想象”游戏，在现实历史残酷的律动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虚幻和脆弱，“三王”等人最终无法逃脱现实法律、道德规范、社会权力编制的历史之网，韩燕来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游走”生涯之后，最终又回到了上海，“枭雄”们的创世幻想最终成为无法实现的寓言。
　　
　　三、空间叙事裂变的镜像
　　
　　“我们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空间以位所关系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作家对不同空间的美学独特发现是小说获得独特价值的有效途径。王安忆以往对上海的书写多集中于在上海的里弄、闺房、阳台等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中解读上海历史的“真相”。但在此部作品中作家颠覆了以往的书写策略，以边缘空间——城市空间——边缘空间——城市空间的循环叙事作为故事的空间构架，“我想象一个出游的故事，就是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在不同空间的转移、流动，相互指涉中铺陈作家对上海历史的重新诠释。
　　
　　边缘空间——城市空间：文化记忆的断裂。边缘空间在本文中特指与城市空间相对而言，游离于城市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心。文本中作家在人物空间的设置上显然带有边缘性的特征。无论是出身于上海城乡交界处的青年韩燕来，还是蛰居浙西农村的大王，抑或是生存于偏僻山坳中的二王、三王，从个体生命所处的空间位置来看都隶属生存于乡村空间的边缘人；四个人的逃亡生涯不断地在上海周边飘荡也可谓边缘；故事叙述的中心情节展开并没有在上海城市的内部空间滑行，而是凸现于不断游走的“路上”又可谓边缘的故事。作家用这种边缘空间来作为支撑展开故事，继而转化为一套特殊的逻辑：在边缘空间向城市空间漂移、进入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无法避免地发生断裂。而韩燕来的生命历程也正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断裂，体会着失去文化依托的孤独和迷茫。燕来在城市空间的生存过程中，城市文化的象征之物：商品、时尚、消费的急速变化，人情、人性的冷漠，活动于城市之中的“男鬼”“女鬼”的欲望化宣泄，持续冲击燕来的道德伦理观念，“这城市的夜晚，就是如此地，一点一点剥夺着人的廉耻”，使他更类似于当代都市社会中一种异质性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堆积的焦虑、恐惧、无奈、忍受，“在更多的时间里，燕来却是感到孤独的”。燕来无法和城市空间所主导的文化构成进行直接有效的对话，从而陷入一种失名的状态。
　　城市空间——边缘空间：“自由”的突围。如果故事的核心意义仅此而已，作家仍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批判工业文化的叙事窠臼。但作家对不同空间的关系突变的独特设置使故事超越了一般的美学绳墨，并获得一种创世精神的突破。作家让韩燕来在圣诞狂欢之夜遭遇大王等人的抢劫，“偶在性”地离开城市空间。此种脱离上海的“游离”状态表明：一方面，韩燕来从被动的压抑于城市空间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肉体的“自由”。另一方面，“主动”走出城市意识形态中心的樊篱，暂时地从焦虑、恐惧、无奈中脱离，并在思想想象的空间中对上海城市文明和历史秩序进行质疑、批判，加以重新排列。也正是大王非理性、反常规、颠倒逻辑的思想空间所能抵达的理论境界，使韩燕来获得公开怀疑和否定一切公共经验、常识的思想“自由”。同时，“三王”等人蔑视一切道德、法律的暴力实践行为，也使韩燕来产生了对一切现实表象进行质疑的行动力量，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至此韩燕来对历史存在的内部状态以及现实道德赋予的人性状态有了表达的空间和“自由”，并把那些尖锐的挑战和危险的游戏变成自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但人永远处于历史的宿命而又神秘的循环之中，无法指向未来，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与“现在”秩序的理解、纠葛、建构之中。韩燕来、“三王”等人的浪漫“出游”最终跌入到现实生活的逻辑秩序之中，历史的苍凉之音再度在上海响起。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17页。
　　[2] 王安忆：《上海女性》，《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6页。
　　[3] 王德威：《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海派又见传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83页。
　　[4] 王安忆：《〈遍地枭雄〉后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译《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