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之重

　　当代作家方方，曾在80年代末期以中篇小说《风景》（1987）、《祖父在父亲心中》（1990）等佳作，成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新世纪以来，她的创作势头不减当年，一批以女性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如《奔跑的火光》（2001）、《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2002）、《水随天去》（2003），再次受到文坛的瞩目。2006年，她又把视野转向历史，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武昌城》（《钟山》，2006年第6期）。文本以守城军官马维甫为中心，讲述了他以及发生在他周围的故事。这种以日常生活代替宏大场面的历史叙事，不仅让人们读起来感到十分新鲜，而且也让人们在身临其境般体验到历史的沉重之后，捡起了那本不应该忘却的历史记忆。
　　
　　一、日常化的历史状况
　　
　　对于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来讲，方方选择日常生活的视角作为艺术表现的切入点，是很让人玩味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方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持续关注着武汉人民的生活，形成了“长于描写凡常人物的凡常生活及其喜怒忧乐，酸甜苦辣”①的叙事风格。所以，她采用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视角的运用，作家抓拍到了许多微细的历史瞬间，发现了历史的丰富与复杂。
　　战乱之苦自古以来就是百姓面临的最大灾难，即使在20世纪也不例外。发生在20年代的武汉会战，曾经围困武昌达40余天，使城内的人民饱受屠戮和饥饿。方方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上。自从武昌城门关闭之后，“饥饿”就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悲剧都是围绕“饥饿”展开的。
　　“饥饿笼罩着武昌城。”在这40天的日子里，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与“吃”有关，“吃饭”问题这时成为人们唯一的日常生活。像洪府那些在平常很少为吃饭而发愁的富裕人家，这时也把“吃饭”问题列为头等大事。管家老那的任务就是天天上街采购粮食和蔬菜，但是随着粮铺关闭得越来越多，他所能买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两手空空。大户人家尚且如此，普通的百姓就更没有办法了。为了活命，他们早早地就采尽了紫阳湖里的藕，挖光了都司湖边的野菜，打光了城墙根下的野狗，逮尽了家里的老鼠……对洪府而言，虽然“以芭蕉根当菜”的饭食让洪佩珠小姐“举筷难咽”，可毕竟还能吃到东西；普通的百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只能“靠几口水一点大麦面维持性命”。没有尽头的饥饿终于击溃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他们要么跳进紫阳湖自寻短见，要么眼睁睁地饿死在家里、路边。
　　饥饿的副产品是抢劫，而趁火打劫的残兵败将是“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百姓的命运也因此雪上加霜。不管商店还是民宅，几乎都遭到了洗劫。在这次洗劫的过程中，士兵们抢到了包括绸布、酱菜，乃至老奶奶家的碎米在内的，几乎所有能吃、能用的东西。女性的命运更是悲惨到了极点。女学生阿兰被诬陷为革命军，被强行抓走后遭到了士兵们的蹂躏；士兵们在洪府没有抓到小姐洪佩珠，就连女佣吴妈也不放过。她们两人一个从此变疯癫了，一个则受不住羞辱上吊自尽了。洪佩珠虽然保护了自己的清白，却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悲剧性构成了它的主题，直到城门开放的那一天，这样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改变。城内与城外的军队也几乎停止了激烈的战斗，就这样一直耗着。可是，历史却没有因此而止步，它一直在不声不响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一变化是通过马维甫的命运遭际被展现出来的。虽然是一名高级军官，但是马维甫的悲剧命运却没有发生在激烈的战场上，而是表现在始终挣不断的内心冲突中。无论是好朋友袁宗春牺牲沙场，还是表妹的落井身亡，都成了他不能忘却的情感体验，每当他“想起表妹洪佩珠苍白的脸，痛苦之情立即溢于言表”。其实，这与普通百姓基于自身的创痛体验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身份不同。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旦当凄惨的个体情感与百姓的苦难发生连带之后，那幅凄惨的“饥饿图景”便会反过来加深马维甫等军官们的情感共鸣，迫使他们内心产生“扛不住”的压力。虽然军官的身份让他们较之百姓更有改变历史的可能，事实上也正是获得他们的同意后才打开的宾阳城门；但是他们的投降与其说是战败，不如说是源自主动求生的欲望更为准确。换句话说，假如他们没有与百姓共通的日常体验，那么历史的抒写者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些可能与百姓体验共通的人，而不是他们。事实上惟有宾阳城门投降北伐军的事件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就这样默默地向前走着，不是激烈的，而是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完成了它的发展。
　　由此可见，武昌之战虽然改变了城内百姓的生活内容与生活节奏，但是这些生活在“非战场上”的群众，反过来又以他们在非战场领域中的日常体验与实践，影响了历史。这样一来，作家采取日常生活的视角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引导读者现场般地亲历了人们的悲剧现状，另方面则又以此映现了历史发展中日常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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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忆中的历史情感
　　
　　方方对历史情感的认真关注是小说的另一个亮点。长期以来，作家们对革命战争的书写都带有“史”的意识，即像洪子诚所说的“当代文学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②。应该说，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为这一姿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即使在新历史主义作家那里，历史虽然已被看成不可修复的过去存在，但是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仍然有追求一种别样“客观真实性”的冲动，只是内容不同罢了。比如，刘震云在谈到他的《故乡天下黄花》时曾经说过，这篇小说“强调的是文化，就是说在社会的整体框架中，到底是哪种文化更有生命力？”③刘震云在这里所强调的中国民间文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客观真实性”呢？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和他们不同的是，方方更倾向于历史中人们的情感真实—— 一种主观的历史情绪。作为对当前人们遗忘历史的回应，方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场历史记忆的内容。换句话说，如果不满足于对历史直观描述的话，她该挑选怎样的历史真实？以便“告诉大家，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往事”。她选择人们活生生的情感创痛作为回忆的契机。这些创痛包括：青年学生陈明武在经历“房子被烧掉，母亲失踪，好友被枪杀”的打击之后，几乎致死的哀伤；袁夫人在听到丈夫战死的消息后“哭得倒长城的声音”；马维甫看到表妹的尸首之后“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般暴跳怒吼；以及喜云听说马维甫已经跳楼摔死的消息后“放肆的哭声”……作家认为这些情感都是历史现场中的客观真实。虽然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主观情绪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湮没，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遗忘历史的理由，因此，追忆逝去的历史情感便成为作家拒绝遗忘的首要内容。
　　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表明了方方在进入历史之前的开放姿态，即摈弃了带着固有的观念研究历史的方法。从这一角度看，她对军官马维甫的描写就有了另一番意味。小说将马维甫的内心紧张推向了高潮：“自己的这一生是何等的失败。作为朋友，与他沙场共同进退的袁宗春战中受伤，他没有去救；作为男人，他全身心热爱的人却宁可爱一个软弱无能的书生也不爱他；作为亲人，他非但没有尽心尽力保护他心爱的表妹，甚至连为她报仇的办法都没有；作为军人，他背叛多年提携他信任他的上司。他想要有友谊，想要有爱情，想要有忠诚，这些都是他一生所渴望追求的，但是他却无从选择。”这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时也是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所以，在马维甫最终将这些沉重化作从城墙上的向下一跃的瞬间里，其实蕴含了作家对他深刻的理解。
　　方方在此之前就曾经说过：“你对每一个人物，可以用道德来评判，法官可以说对和错，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能，作家应该把复杂的东西表现出来。后来我写小说，我都觉得，这些人，我要去理解他，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即使在写他的对立面。”④所以，她在刻画其他军官形象的时候，也并不简化。其中如贺团长内心的“扛不住”，总帅刘玉春心中的不能承受等等，也都可以看到作家处理历史时的开放性一面。
　　但这并不是目标，或者说，无论是对历史情感的揭示，还是融理解于对军官形象的描绘中，方方其实都还另有所指。换句话说，这些一方面被作家当作历史真实反映出来，一方面则被作家当作把握历史的契机，即理解的背后其实包含了作家努力把握历史之重的尝试。作为幸存者，青年学生陈明武与表姐一家在劫后重逢的时候，都禁不住喜极而泣。每人虽然都有自己的现实体验，但在“彼此通报谁死，谁还活着”的时候，却凝聚成“如同刀捅心口”的共同感觉。显然，这一感觉既是他们的个别记忆，同时也是他们对那场灾难的全部记忆，而且也正是由他们与过世者共同承担的历史沉重。至此，我们才明白，这一历史沉重恐怕才是方方让“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吧。
　　确切地说，缺乏历史之重的记载只能是一些由具体材料和抽象数字组成的死知识，这恐怕正是造成历史遗忘的主要原因。方方在小说中的一切叙事努力其实都是围绕如何把握当时的历史之重来展开的。这是方方的苦心，也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① 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小说评论》，1992（5）。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③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3）。
　　④ 方方、王尧：《“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当代作家评论》，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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