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身份层面的另一种言说

　　关键词：《致橡树》 互文性 主体身份
　　摘 要：舒婷的《致橡树》作为当代爱情诗的典范之作所表现的弘扬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对真诚爱情的呼唤向往被高度评价。文章在对文本进行修辞性互文解读的基础上，从传统、现实、心理三个维度试图揭示这首诗是如何在复杂的词语能指穿梭中确证自己的主体身份的，进而论证这种身份并非仅仅是一种具有价值同一性的反传统主体，而是别有另一种身份景观：它是在历史、现实和精神之网中编织而成的多重主体，在追求反传统的姿态背后暗藏有某种传统价值的复归。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当代法国著名理论家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提出的，她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义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义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文字词语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①可见，克里斯蒂娃不仅把互文性看成是语言符号的聚合体，甚至是匿名的引用。“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独立自足的封闭符号系统进行颠覆，打破文本固有的边界，不同话语和类型的文本之间任意牧游，互相参照，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符号的辐射体系。根据互文性理论的基本特征来探讨舒婷的《致橡树》，就会发现在互文性视阈中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一、从时间维度上看，《致橡树》表现了独立的女性主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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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似乎是在否定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及日光、春雨这样一些具体的意象。它们似乎很平常，但背后却潜藏了一个具有深意的他者形象——“你”。如果说首段诗句中的花鸟泉光的意象隐喻了女性抒情者的主体身份的话，那么作为对立面的男性身份究竟又如何呢？一方面，我们固然能够从诗歌标题中得到启示：它应当是一颗“橡树”。但是另一方面，女诗人深情的倾诉，不由得让人想起裴多菲的爱情诗歌《我愿是急流》：“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窠，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很明显，这首诗歌的表达是以男性价值观为依托的。在诗中，“急流”“荒林”“废墟”象征了具有自主独立特征的男性主体，而女性则表现为“小鱼”“小鸟”“常春藤”。在诗中，后一系列意象对前一系列意象表现出一种依附关系，前一系列意象明显拥有在双方关系中的主动权，这可以说是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力量的一种经典表述。到这里我们在两首诗之间会发现这样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致橡树》一诗的开端诗行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男性诗歌中女性想象的一种挑战，女诗人高呼“绝不像”“绝不学”来反抗男性一厢情愿的“我愿意”“只要是”。换而言之，也可视为女性写作主体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的一种反抗实践。身份的关系定位问题在诗的开端已经拉开了帷幕。
　　第二部分承接上一部分，点出了全诗的主旨之一：那就是作为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
　　这棵“站在一起”的“树的形象”是我们忆起了这样一首诗歌，“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首诗便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批白话诗人沈尹默的《月夜》。这两首诗在立意上和句式上相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都是以两棵树的形象出现；二是都是强调并排站立的姿势。这二者在句式和立意上显然已经触及了罗兰·巴尔特所提及的“套式”：“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②这样就启发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两者相似处寻找到互文性的踪迹所在，它昭示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两棵树时，应该进行一种由表层形式到深层内蕴的交叉阐释。一方面，《月夜》的树意象单薄，缺乏具体的细节描绘，所以单单让人感到一种孤寂的独立之感。 而《致橡树》则由于有前后文的铺垫与升华，形象更丰满，意蕴更复杂，它让人感到在最传统的男女观中我们都要进行变革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变的呢？显然，《致橡树》是一个更多彩的文本。另一方面，《月夜》的单薄可能也是刻画了那个时代的心理印痕，它的单薄意象以及“绝世而独立”的整体氛围，正暗示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开拓者们的微妙心理：既想反抗封建世俗枷锁的桎梏，同时却也感到黑暗的深重和独立的不易——一个“却”字似乎是在强调“没有靠着”，但“靠”字出现的背后却染上了些许悲剧的色彩。从这两篇文本互文性中的互异表征来透视，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时代对世界经验和生存感受的同与异，体验到了在作为再启蒙时代中，女性对独立人格追求的坚定从容。
　　《致橡树》第四段写道：“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似曾相识的语句同样勾起了我们的记忆片段：“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虽号其木曰‘相思树’”（《搜神记·韩凭妻》）；“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孔雀东南飞》）；“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长恨歌》）；以上三个古典文本与《致橡树》在语言套式相似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两点隐藏很深的不同。一是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伴随着比翼鸟意象出现的，而作为现代新诗的《致橡树》中则没有了比翼鸟这一意象。二是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是随着爱情双方现实肉体的毁灭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与生命的终结密切相关，而作为新诗，《致橡树》里面的两棵树显然是充满了生命的活体。对于这些意象设置上的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文本中微观修辞背后那些更微妙的无意识。在古代文本中，比翼鸟双宿双飞，二者之间没有距离，没有独立空间。而《致橡树》中只出现了树的形象，而且随后一句更彰显了与古典文本的区别：“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语言。”这已经是一种现代人际交流的表达了。古典文本是“交”“盖”“错”，彼此不分；而现代文本则是“紧握”“相触”，这是近中有距离，强调了彼此的独立性，只有当彼此独立时才会“互相致意”。在此，心灵的交融胜过了肉体的纠缠，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正式摆脱古典的“二位一体”的生命悲剧而走上真正充满生机的爱情之路，或许现代诗中的“鸳鸯之死”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生吧！
　　至此，从微观修辞的角度来看，《致橡树》与前人传统文本发生了互文关系，并且这种互文性中又出现互异性来，从而从文本的时间向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该诗的理解。通过这种时间向度上的互文比较，诗人在诗歌的开端鲜明中树立起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的女性身份观，表明了一种反抗传统的性别想象和独立人格追求的写作姿态，彰显了一种对现代性价值强烈向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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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空间维度上看，《致橡树》表现了知识者的启蒙精神
　　
　　所谓空间维度的互文性探讨，是与前文把诗歌放在时间维度的传统文本中去解读其意义的相补充的一种解读维度，这里更强调去挖掘同一文化社会语境中文本间的互文性，在文本群的互相阐释中找到一个时代通过文本言说泄露出来的共同秘密。当我们进入空间维度探讨时，就会发现，在1970年到1978年间，在一些有争议的文本中，都会采用“树”这一意象，而期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及牛汉的《半棵树》。从半棵树到一棵树，直至两棵树，跨度近十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与文化性格，靠着这几棵树得以展示。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平原的尽头”象征着知识者被抛出了主流的公共话语空间，而“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则是一种“边缘人”位置的隐喻，它意指在那个知识者横遭践踏的年代，知识者本身在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悬崖边”的状况，给以思想为生的知识者造成巨大的打击，但是坚守真理原则的知识者们又无法与公共权力话语妥协，只能在被挤压到极致的生存空间中保留一片私人的精神空间，尽管“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但是仍然还是向往“展翅飞翔”。再看牛汉的《半棵树》：“二月的一次雷电”，这阵冬雷给人奇异、险恶的感受：荒凉的山丘上，万物将生未生之时，仅有的一颗老树，却被雷电劈裂，这就是恶的征兆；但是，“二月”又指示我们冬天即将结束。果不其然“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又长满了青青的枝叶，这就是绝望中的反抗者。诗人继续写道：“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他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里体现出世人更复杂的心理，那就是对知识者宿命的深刻认识：作为一个以理想为业的知识者，对于权威势力而言，永远是个危险的他者。因此，这儿呈现的心灵又可以称之为“反抗中的绝望”。如果说，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是在空间向度上记录了身体的绝望与反抗的话，那么，牛汉的《半棵树》则在时间向度上刻写了心灵的坚守与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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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舒婷的《致橡树》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就在于它同前两首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虽然三者各自地理不同，情状有别，但是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这三首诗其实描写的就是同一棵树的命运。首先，它被强风吹到了悬崖边，远离世俗生活，寂寞而又倔强地生存着；接着，被更强大的“二月的一次雷电”劈开，虽然伤得极重，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仍然生机勃勃，“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那样伟岸”；我们细读文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不正是能与“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产生了文本间性么？《致橡树》中的风雷、霹雳，单独在一首诗中看似乎只是一种抽象的承诺或者单薄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相关文本串到一块来读时，却会发现这之中其实包含了一种生存感受的体验认同，在这里，我们似乎见到了橡树的前身——那株被风吹刮着的树，那株被劈裂开的树。树在此成为了一个凝聚着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着的知识分子灵魂和心境的写照。这些树同样高大、伟岸，即算是被风吹弯了身子，也依然顽强地站立着，而没有倒下。由此观之，《致橡树》的结尾“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自然就是对互文本中的那些树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和崇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在解读诗句时还得注意《致橡树》与前两首诗还存在着一个细微的极不易发现的差异，那就是它们的诗体特征。前两首诗是将抒情主体对象化，一方面表达出对现实处境的极度反抗与不满，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规避政治压力，因为那个抒“大我”之情的年代绝对排斥对“小我”之情的书写。而《致橡树》则是将自我直接充当抒情主体，一方面展现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青年知识者们的生存空间超过了老一辈知识者。这样的诗体特征差异，造就了两类诗歌的现实修辞效果的不同：前两者着重表达出了一种不无反思的抗争精神，而后者则主要立足于一种相当自信的启蒙性。就这样，我们在空间向度上又发掘出了诗人对于诗中潜藏的知识者身份，并且这种主体身份与前辈知识者作比，又显出不同于“反抗绝望”的对于经典启蒙主义价值的复归特征。
　　
　　三、从心理维度上看，《致橡树》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精神
　　
　　严格讲，心理维度并非通过研究写作主体的写作心理来阐释文本的，而是通过研究文本中的亚文本来揭示主体的无意识。而这种亚文本的发掘，在文本中则是通过将文本与更广大的社会文化文本的具体互文性阅读来进行的。《致橡树》中“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乍看这句，无非就是几个比喻罢了，但是我以为在此橡树和木棉的形象已染上了象征的色彩。将“铜枝铁杆”“刀”“剑”“戟”这些兵器词汇用以形容橡树，而将“红硕的花朵”“沉重的叹息”“英勇的火炬”用以形容木棉花。在此，橡树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奋力而搏的战士，而作为木棉的我也仿佛战士的伴侣，“火炬”不正是照亮战士前进的明灯么？为什么中间还夹杂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呢？总体来说，这一句给人一种慷慨激昂、又沉重悲凉之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另一种镜像。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和80年代的电影《血染的木棉》中都有一个很不起眼但意蕴很深的意象——火红的木棉花，那是革命者的新婚礼物，是革命和爱情的见证物。而《致橡树》中也有这么一朵如同“火炬”的木棉花，文化、历史、文本三者在此聚集。一方面，在诗歌和电影中间，存在这样一些异质同构的叙事因素：两株树（两个人），兵器（战斗）、火炬（革命）、叹息（牺牲）。显然，在互文性阅读中，前者都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隐喻而生成的，这些隐喻暗示出一种“革命事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又潜藏了一股私底流淌的乐观主义基调。透过互文视角，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一种暗示。而暗示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提到一个名字（作者的、神话的、人物的）或一个题目可以反映出若干篇文本”③。这就是潜藏在《致橡树》下面的亚文本，一个有关革命、爱情和牺牲的宏大叙事，这种诗歌异质因素与诗歌表面追求人格独立，甚至反抗意识形态压抑的内容构成了一种统一中的对峙。进一步联系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黎明前的黑暗、浩劫后的余波，一代从狂热的红卫兵生长起来转而迷惘的年轻人，即怀疑和反抗这个世界，高呼“我不相信”，同时这种怀疑和反抗不无某种类似革命的激情，不过是将激情从政治实践领域转向了文学创作领域。因此，在诗中一方面诗人确实有在文化领域“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类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审美霸权在转型时代的文本中残留的无意识印痕。从这里让我们窥测到了诗人深层心理的革命人身份，这种身份的建构可以说是以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它以表层的战争文化意象完成了内在的革命化转换，或许这种革命心理仅是以本诗为代表的新潮诗在文学想象领域进行符号化造反的一个征兆，但是它与红卫兵及其前辈革命者在社会实践领域进行实体性造反未尝不具有某种同源性结构。而这种同源性的身份生成结构又进一步暗示出了诗人在深层价值指归上向传统经验形态的某种复归：即存在着一种回归革命价值的抒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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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对舒婷《致橡树》三个维度的解读中，这篇被推崇为精英意识极浓的独白型抒情诗，也能看到三个维度、四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古典话语、启蒙话语、反思话语和革命话语，而这种多元话语奇异共存恰恰对应文中所揭示的三种身份：女性身份、知识者身份和革命人身份。通过对这种多元身份共存现象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价值指归是复杂多端的：反传统的新女性爱情观，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者观。如果说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层身份的新女性反抗精神指向的是彻底的反传统价值，那么第二层身份的知识者对话则既有对抗体验的相通认同，也有对历史判断的差异认识，而第三层身份的革命人则开始无意识的回归主流价值叙事。所以，这首诗表面的独立姿态背后站立的绝非一个理想的统一体，而是一颗在历史、社会、精神之网中挣扎徘徊的充满价值矛盾的不安的灵魂。
　　
　　①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M].引自罗兰·巴尔特着，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213.
　　②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28.
　　③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召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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