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深入与超越

　　关键词：《呐喊》 《彷徨》 鲁迅 国民性 启蒙
　　摘 要：鲁迅的自我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受，是《呐喊》、《彷徨》“国民性”批判主题意向形成的重要原因。鲁迅从剖视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入手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止于启蒙的表层，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叩问与探求生命意义的深层，这也使《呐喊》、《彷徨》在“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下，体现出多重的思想内涵。
　　
　　鲁迅在回顾自己创作小说的缘由时曾说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从日本回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鲁迅将“文学”创作与“人生”的改良与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将自我定位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精神诊病者，这既是他早年“立人”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实与发展，也是置身于五四启蒙文化阵营中别具个性的文化选择。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命初年所感受到的人间之“爱”，其中所显露的“自由”天性构成了鲁迅生命世界中的一道亮丽底色，这也成为他日后评判社会现实、透视国民精神病根的原初生命意象。1909年回国后，初回故家的鲁迅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首先是周家台门的日益破败，今日世象与旧日的经验相互混融，极尽惨淡地呈现在眼前。生死无声息、血肉若尘土，这不能不使鲁迅倍感酸涩，感慨于中国人生命被“造得太滥，毁得太滥”的悲凉。鲁迅在《呐喊》、《彷徨》中留住了自己所体验、感受到的人间悲剧的最富生命底蕴的记忆，并以孔乙己、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等艺术形象，将他们的人生苦旅化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历史印记。
　　《狂人日记》最早表达了中国人现代生命意识的自觉。它以象征性的陌生语言和意象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内在缺失。《狂人日记》通过贯穿全篇的“吃”的意象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来表现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存在性不安”，“被吃”的恐惧正是生命被吞没焦虑的具象化。狂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包围他的众人是一样的脸色、眼光、企图、话语、行为，甚至心态。狂人的逻辑推理告诉自己，他不但与吃人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自己也是这“吃人的人”中的一员，因而“吃人”有了一种“原罪”的意味。更可怕的是，“吃人”的兽道行径不仅存在于成人中，而且以遗传的方式渗透到下一代的身上，因而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近乎绝望的呼喊。
　　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下人性的扭曲。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败再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而阿Q身上所显露的人格扭曲不仅仅在于他的“精神胜利法”，更在于哪怕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如此卑微不堪的生命，也有着残忍暴虐的一面。阿Q作为现实生存中的弱者，骨子里却带有中国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的性格基因。在挨了王胡打，挨了假洋鬼子打之后，就去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他的革命理想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他的“革命”如果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杀人、钱帛和女人，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吃人者没有分别。这正是潜藏于奴隶内部的悲剧性本质。只有在临死之前，当他看着周围那些喝彩的人们时，他熟悉的世界突然被揭示为陌生、恐怖，生命的意识才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被唤醒。阿Q想喊“救命”，然而阿Q没有说。醒而即殁的结局正是《阿Q正传》现代性思考的顶峰。
　　鲁迅以“人类”的进步、发展为着眼点，敏锐发现了在中国人精神中所残留的“非人性”的成分，不仅以“吃人”为隐喻批判封建文化制度对人的生命的吞噬，而且揭示出“吃人”的文化制度对于国民麻木生命意识的影响和塑造。《呐喊》《彷徨》中的悲剧主人公，如阿Q，孔乙己，爱姑，单四嫂子，祥林嫂，他们的奴隶性品格，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奴隶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认同与赵太爷、鲁四老爷等统治者、道学人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孔乙己以穿长衫来维护自己的斯文面子；爱姑表面粗鲁放肆而骨子里却是对七大人所代表的道德权威的惧怕和敬畏；阿Q那思想“其实是样样符合圣经贤传”的……做奴隶的安于“被吃”的命运，做主子的心安理得地“吃”别人，对他人生命的麻木与残忍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命的常态。正因为如此，鲁迅将中国文化比喻为“软刀子文化”，它的残酷性和隐蔽性在于通过种种愚化教育把社会规范、道德伦理观念内化为人们内心深处无形的枷锁，使“吃人”与“被吃”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习俗”渗透在人的生命过程之中。
　　然而，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对“国民性”的剖视，却不止于揭露、批判的层面，而是从“立人”的目标出发沿着对“国民性”问题的考察不断地深入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命题。
　　小说《药》以“华”、“夏”两家姓氏的寓意讲述的正是“中国人生命的故事”。夏瑜的“死”并不能换来华小栓的“活”，这两个相互说明又互为因果的形象，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生命的荒诞感。《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一个纯纯粹粹的苦人，先丧夫，再丧子，她丧子的苦难只成为左右邻里的一场热闹的死亡观礼，她的生命还没走到终点但已失去了在宗法社会中存在的意义。《祝福》中的祥林嫂，第二次丧夫又死了儿子，再次回到鲁镇上来的时候，人们对她的不幸遭遇从咀嚼、鉴赏到烦厌、唾弃。柳妈那双“干枯的小眼睛”中凝聚的是看客的贪婪的精神暴力，她用带着封建贞操观色彩的民间鬼魂之说，最终将祥林嫂推入了巨大精神恐惧之中。攫取他人的苦痛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洞无聊，借以维持自己麻木毫无生趣的生活，这是一种真正的残酷，这其中包含着鲁迅曾不断感慨的人与人之间无所不在的隔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②。鲁迅小说《故乡》将“我”与闰土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喻为“高墙”，“我”所感到的“隔膜”不只是来源于杨二嫂的“鄙夷”，成年闰土的麻木、迟钝以及少年时代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在现实面前的破碎，更是有感于人的生命池水的干涸。而这种“隔膜”在《孔乙己》中则化为一种世人对于卑微者的“凉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个体生命如何才能够获得自由？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鲁迅在思考个体生命自由的时候，不能不把个体生命的自由与民族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在自我生存困境的生命体验中加深了他对民族尤其是民众生存困境的体认。同时，在对民族尤其是民众精神层面的生存困境的体认过程中，深化并强化了他在自我生存困境中对孤独个体存在意义的体验和思考。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流露出的孤独、绝望意识虽然与现代西方哲学密切相关，但它不是像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那样来源于理性的思考，在更大程度上它来自对现实的深切感悟。他愈是要启蒙民众，就愈加感到彼此之间精神距离的不可逾越；他愈是要承担群体价值，就愈加感到这种承担的结果是自我价值和意义的消解。他的绝望主要来自他那超人式的反抗与呐喊得不到回应时的孤独与寂寞，这种寂寞、悲哀已成为鲁迅灵魂的一部分。与“昏睡的国民”相比，《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长明灯》中的疯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他们都是“生命的觉醒者”，但都打上了浓厚的孤独、寂寞的烙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道出了一个发生在近代中国并且由来已久的残酷而悖谬的生存环境：“……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③这正是觉醒者“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境遇。《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甫之间是一个双向困惑中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在吕纬甫的敷衍之中仍能看到一种对于亲人的温情和对于生命的眷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归化者”吕纬甫却也因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无聊的一面而自惭形秽。在某种程度上，这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在现实的选择与存在中的内在矛盾。《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因其“异端”性而与社会不相容，当被逼入无路可走的地步时，他选择了以背叛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复仇。他的复仇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为代价，并必然导致生命的死亡。《伤逝》中的涓生，无论是选择“说出真实”还是“苟安于虚伪”，都无法摆脱空虚和绝望的命运。这种选择的困惑正是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
　　鲁迅基于早年的生命信仰，在《呐喊》《彷徨》中以这种生命的信仰为基点，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不仅是在对中国人的生命现状和生命形态的剖示中实现对种种“国民劣根性”的病态表现的挖掘和展示，更为内在的是对唤醒人的生命自觉的深沉表达。在《呐喊》《彷徨》中，“生命的觉醒者”作为“生命的麻木者”的对照性存在，在狂人、疯子、夏瑜、魏连殳身上凸显的是冲破一切、反抗一切的生命意志，它体现了鲁迅所说的那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④的英勇气概；在N先生、吕纬甫、涓生身上，凸显的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彷徨。尽管他们的自我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却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作为个体的生命总是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但正是在个人孤独的抗争中才创造和显示着生命的辉煌。他们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与自我的生命选择中必然走向或死亡、或被囚、或归化、或茫然的结局，其悲剧的根源既指向鲁迅所揭示的“无物之阵”所构成的社会思想环境及其所表征的整个封建文化，同时也指向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身。这就使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考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有了一种联接，以“人”为根底正是二者的联接点。这也使《呐喊》《彷徨》在“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下，显示出多重的思想内蕴。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③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2页－第465页。
　　④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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