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欲望”到“信仰”

　　关键词：现当代小说 同性恋 反抗 宗教色彩
　　摘要：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同性恋的处理方式大致分为“欲望”、“反抗”和“宗教信仰”等，本文从此角度阐述了现当代文学的五部同性恋题材小说的异同与涵义，并指出其他同性恋题材的小说的类型和写作原因。
　　
　　同性恋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就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例如据考证，中国的商代、春秋战国时期、汉、宋、元、明、清等朝都有同性恋现象，所谓“美男破老、美女破居”，后代更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词汇暗指同性恋现象{1}。同性恋现象虽然古已有之，至今盛行，但作为概念则出现于对人类性行为研究深入的19世纪。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写到同性恋的有《红楼梦》、冯梦龙“三言”、《品花宝鉴》《金瓶梅》《弁而钗》《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等，只不过往往停留在生理层面，格调不高，特别是后几者。到了现当代文学时期，倒是出现了一些涉及同性恋的佳作名篇，与古相比，境界自是不同，意味殊为两样。此文以庐隐的《丽石的日记》，郁达夫的《茫茫夜》，白先勇的《孽子》，陈染的《破开》和北村的《玻璃》为中心，论述作家对同性恋的几种处理方式。
　　
　　欲望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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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是欲望叙事。作为欲望叙事，同性恋描写有写意和写实之分，比较而言，女作家偏重写意，男作家偏重写实。《丽石的日记》中丽石的同性恋表现如下：一、睹物(梅、葡萄架、玫瑰)思人，触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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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绪波动，盼不到信就苦闷、失眠，得信则痴狂、忏悔，接到电话则忘情、急切，分手后则病倒。三、梦和想象，做了一夜的快乐梦，更因为“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而格外兴奋。更重要的是同性恋过程的变化，开始“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分手后“只恨上帝造人……为什么分男和女……我更不幸，为什么要爱沅青”“沅青弃我，我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何等强烈、深情和悲愤。比较而言，陈染的作品要平静些。《破开》（及其《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回廊之椅》，因倾向相近，此以前者为例）中的“我”与殒楠互相欣赏，外貌上额头相像；行动上，吸同一支烟并且牵手，“殒楠牵住我的一只手，它们自自然然地勾在一起，一同滑进她暖暖的衣兜里”，而想亲吻和拥抱的欲望也写得很有诗意，互相的表白更见真情。
　　与之不同的是，三位男作家写的都是男同性恋。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性别、生活熟悉度不同的缘故。郁达夫的《茫茫夜》和《落日》都涉及同性恋，因为思想相近，这里以前者为例。主人公于质夫认为天地间的情爱以友情为最美，但“他的性欲，不过变了一个方向”，还是以“身体”出色。他喜欢吴迟生的“纤弱”、“清秀”，“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手是柔软的小手，话声是音乐似的，十足一个女子的外貌。再看感觉：“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从迟生的肉体传到他的身上去”，而这只不过是一牵手、一拥抱。在一起时，有“别样的幻想”“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在外独处时，却梦见迟生与其同眠枕语，足见质夫真的被迷住了。女性化的细腻、敏感让我们想到李银河引用的一番话：“女同性恋的大脑性别是男性的，而男同性恋者的大脑性别是女性的”{2}，或者如霭理士所言，同性恋者“抱着一种极端的审美的旨趣，想模仿所爱的对象，以至于想和所爱慕的对象混为一体”{3}。
　　而白先勇与郁达夫稍有不同。虽然他在《孽子》中也写到男妓们“打炮”、“中毒”、“抚摸”、“拥抱”等字眼，但都一笔带过，真而不秽。他更重视的是情，如龙子对阿凤、李青的情，吴敏对张先生的依恋，李青对龙子、俞先生的尊重，小玉对林先生的理解，或痴狂热烈，或平静节制，掌握得很有分寸。同样写得精彩而无淫秽的是北村的《玻璃》（“玻璃”是同性恋的代称）。小说中的李男人女相，供达特钱花却让达特付钱，像“很多妻子赚钱养活丈夫的家庭，面子上还要由丈夫付钱一样”；对达特的其他事一概宽容，唯独女人方面就破坏之，像疯妇一样寻找借故玩失踪的达特，像女人一样吃醋、打架，像怨妇一样流泪。而达特也总带着李，为“保护”他而打架，格外温柔，表达“我爱你”的爱意。
　　另外，我们补充一下人物的性征特点，属男性化系列的是丽石、殒楠、质夫、龙子、达特，属女性化系列的则是沅青、“我”、迟生、阿凤(还有吴敏、小玉等)和李。而小说中的人们(不是作者)对同性恋的态度，则存在一个从不认同(《丽石的日记》)，好奇或怀疑(《茫茫夜》、《玻璃》)，逐渐理解(《孽子》)到正常化(《破开》)的过程或变化，这不能不归因于社会的日趋开明和开放以及作者的思想。而就同性恋本身来说，已经不是所谓的污秽、罪恶的非道德存在，反而有着人性化的文明蕴含，这实在超出人们日常想象。
　　以上几位作家从性征、欲望、言行、情感等角度为我们描绘了现当代同性恋的真实图景，但到此我们会问：“作家想借同性恋表达什么？揭示什么？”
　　
　　各自的反抗
　　
　　《丽石的日记》和《破开》都有“性别政治”的倾向，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前者是反时代，反现实。丽石认为“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她的朋友或为名教所束缚，或为生计而变节，或为家庭所羁绊，而她自己也为封建道德所遏制，不能女扮男装到情人家里求婚，“同性的爱恋，终究不被社会的人认可”。不由得在反抗男权、男性方面也发生变化，开始时觉得与男子交往“不自由”，后来厌烦男性特别显著的郦文，恨这个男权社会“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宁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从个人层面超越到社会层面，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
　　如果说《丽石的日记》反抗男权是感性的、愤恨的，那么《破开》则从理性的、讽刺的层面来反抗男权。小说中的两个女人都有头脑，有追求，有应付现实生活的能力，自觉使男人感到压抑自卑。小说通过小狗的故事、男女恋人的故事、男人对女作家的态度等等，分别指出了男性的霸权、虚伪和貌似恭敬的性别敌视。同时作者打出了她女性立场的牌底，认为性别意识的淡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人的质量比性别重要，“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不在乎男女性别”。她觉得只有女人最懂得最怜惜女人，号召建立人与人(特别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亲和力；提倡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男权世界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在此，作者层层深入地建构了一个性别理论系统，性别—人际—文化，显得深刻而有力。与福柯的说法不谋而合，“在他们发展出一种与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新生活方式之后，既存日常秩序的改变将会在更大规模上发生。”{4}
　　作为男作家的郁达夫、白先勇和北村们对男权没什么反映，可能作为当局者，他们对男权的认识和感受没有作为旁观者与受害者的女作家那么深入和深切，反而从不同目的提出了不同的反抗。郁达夫是反抗寂寞和城市。首先是性的寂寞。质夫漂泊日本十多年，“从未曾得着一次满足的恋爱”，遂把情爱转向女性化的迟生，以慰性的寂寞。从其一见钟情、捏手和拥抱可见寂寞之深，这一方面是他半生未遇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证明，另一方面也可见寂寞的力量，毕竟迟生比他更弱，以此证明他作为男人的价值和力量。而他的偷窥、骗取女人手帕、召妓足见其性的寂寞到了一个非理性的程度。其次是生的寂寞。他邀请迟生同行，就是想“慰慰他自家的寂寞”、“长途的寂寞”、“黑暗的前程”，他的哭泣、感叹以及幻想梦见同居同床的日常化细节表明他的寂寞已从意识深入到潜意识层面，想日常化正常化而不得的苦闷和孤独。再次，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女性就是城市的象征”{5}。质夫在国外国内半生都没得着女人的爱惜，即使把“所有的知识”“资格地位名誉”交出，也换不来女性的爱情；即使找一个又老又丑的妓女，都要久等，找乐的目的转化为悲伤的结局。他是如此的不被作为城市象征的女性重视和爱惜。与此同时，“当他决计想把从来的腐败生活改善的时候，必要搬一次家”，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得到的仍然是腐败生活，城市并不是他安居之所。如果说女性对他的抛弃象征着情感、精神之家的绝缘，那么城市本身的腐败则意味着他空间、物质的家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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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同性恋并没有提供质夫情感的、人格的归依，反而造成他无家可归的漂泊和与城市绝缘的更大孤单与抵制。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从《孽子》的题记“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可以看出白先勇人道主义的同情。同样是寻找家园，但郁达夫是在反抗寂寞中寻找安慰，而白先勇则在反抗残酷中搜寻温情。龙、凤皆为雄性，二者相爱暗示其为同性恋，龙子和阿凤的相恋打破龙凤呈祥的传统心理，表现为龙凤呈悲、呈爱的残酷而温情的现代观念与悲剧精神。孩子们都无家可归，小玉寻父不如说是寻找精神的父亲、温情的归宿，吴敏对张先生的痴情不过是寻找一种家的感觉，李青以善良、母性似的爱帮助傻瓜、罗平也是在对弟弟的怀念中重拾家的亲切，傅老爷子、龙子也是在家的破裂后觉悟对家的重建或寄托。在反抗残酷与彷徨之外，小说还体现了另一层涵义：反抗屈辱和异化。孩子们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屈辱——被父母打骂，被警察驱赶或逮捕，被斥为“社会的垃圾、人类的渣滓”，被客人强迫或侮辱，被记者揭丑，更沦落到在酒吧里被大批青年围观和嘲讽；即使接相好的客人时也感到“莫名的羞耻”，“损伤、凌辱和委屈”，连看月亮都“像一盆冷水”，可见屈辱之深。正因为不堪屈辱和异化，孩子们才各寻出路，过一种正常、稳定的生活。
　　北村用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通过小说反抗堕落。达特用堕落对抗堕落，他预感到文学时代就要结束，就不顾一切地搞女人；他与李的关系将结束时，更把出版社变成淫窝；而他最后重新写诗、写情书也是想拯救堕落的自我。反之，李是用独立和皈依反抗堕落，他在经历同性恋、写作、自修、出版社工作之后，终于投入神的怀抱，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灵魂上彻底离开了达特，得到新生。
　　
　　宗教色彩
　　
　　宗教的神性、个性和人间色彩是这几部小说的特色。庐隐的宗教色彩比较驳杂，宗教情感也有着变化。《丽石的日记》时而恨上帝刻薄不仁，上帝造人却要分男女。但更多是求慰于不变的“真如”和佛经，恳求上帝使她“永远和静的主宰——幽秘之神——相接近”，或求指引：“上帝已指示出人生的缩影了”，或求解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换言之，她的宗教色彩是随心变化的，是她悲哀的产物和倾诉对象，佛也好上帝也罢皆为我所用，着我色彩。
　　陈染的《破开》略带一些宗教“缘”的色彩。“我相信偶然和缘分”，“我”的梦表明“我”和殒楠不仅缘定今生，缘定自己，而且缘定前生，缘感他人；与未见过的殒楠亡母梦中相会，其实就是与前世的殒楠相会。这样，“上帝保佑”的祈祷和“自己就是上帝”的无性别相处，其实就是这种缘分的注释。
　　郁达夫的宗教色彩在《茫茫夜》中体现为“感谢”和“忏悔”两点。质夫在自然的怀抱中，突然起了一种感谢的心情，觉得“这谦虚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具有较强的宗教意味。但更为强烈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忏悔意识：他忏悔虚伪的心理和忍受的心理是“构成奴隶性质的基础”，自我解剖；他忏悔半生酸苦，无人爱惜，“恋爱呀，我恨你是不能糊涂了事的。……我要灭这一层烦恼，我只有自杀”，一方面是对爱的强烈渴望，一方面是对爱的严肃态度，一方面是寻求烦恼的解脱，然而都不能平伏他的痛苦。最后，在觉得如行尸走肉的自我否定和绝望中进行更深的忏悔。郁达夫与郭沫若不同，后者在忏悔中取得心理平衡，灵肉一致。而在郁达夫的作品中，“灵与肉两种苦闷是相分离的”{6}，他笔下人物的变态情欲总伴随着无法扼制的精神痛苦，有一种《茫茫夜》中提到的“向善的焦躁和贪恶的苦闷”。正因如此，“郁达夫的忏悔才涉及到人所固有的弱点，才变得那样痛苦不堪又难以解脱”{7}，达到“人的忏悔”的境界，忏悔中体现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而《孽子》中大悲寺的横匾“苦海慈航”真把其宗教意味道说得淋漓尽致。李青认为自己的出生是为了赎偿父母前世的罪孽，自己身上有着与母亲相似的经历轮回；母亲乞求佛祖超生恕罪，她漂泊半生没找到归宿，死了怕变成孤魂野鬼，让李青护送其骨灰回家。而李青们也唯有向善，回归本心，才有了更好的归宿。在这里佛教的苦谛、赎罪、轮回、鬼神、本真等观念显得残酷、真实而空灵。小说“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而且也不挑起任何报复的欲望”{8}，是一种真正的“众生平等”。
　　北村的《玻璃》浸溢着基督教观念和体验的汁液。达特充满罪污，有个性，有才华，有女人，却找不到内心的安宁。李等人在污浊混乱的世界中，终于皈依基督。李认为不信教就充满罪污，只有信教才能清洗罪污；一个一辈子都做好事，但不信主的人，不能得救，相反者却得救；神让人类堕落、犯罪来认识罪，以保持自由意志的真义；他用神解释一切。这样导致了李与达特的分化：一个着重“灵”和宗教，一个着重“体”与“魂”；一个放弃了热爱的诗歌，一个重新投入诗歌；一个拯救不信宗教的朋友，一个拯救放弃诗歌的爱人；一个信教，一个不信教。最后达特杀死了李，仿佛揭示这个充满情欲的堕落、罪恶世界杀死或践踏了“灵”的宗教，预示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中“失魂人”的迷惘、混乱困境。而这或许正是北村对“仍在从事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9}的真情流露。
　　以上从三大角度阐述了五部现当代同性恋小说，可以说，同性恋不仅是生理、心理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同性恋本身就埋藏着反抗的形成、变化与激化等因素，同性恋世界、自我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磨擦与冲突必然导致反抗的发生。同样，这三个世界的暂时和解（前两个世界的暂时坚强、稳固甚于世俗世界）或者不可和解（三个世界矛盾激化）使得反抗寻到宗教作自我肯定或寄托，换言之，反抗里隐含着宗教的因子。现当代小说还有一些或多或少描写同性恋的作品，如叶鼎洛的《男友》、许钦文的《两条裙子》、叶灵凤《落雁》、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王小波的《似水柔情》、苏童的《那种人》《饲养公鸡的人》、卫慧的《上海宝贝》、刁斗的《重现的镜子》、徐坤的《童女之舞》等等，或反传统，或重心理，或重欲望，或重纯情。概括之，现当代涉及同性恋小说大致包括情感、心理写作（叶、庐、郁、许等）、猎奇写作（叶灵凤等）、人道写作（白先勇）、宗教写作（北村）、女性写作（陈染、林白）与身体写作(卫慧)几种类型，此不赘言。
　　
　　{1}{2}{4} 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0，123，138.
　　{3} 霭理士.性心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7，326.
　　{5}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95.
　　{6}{7}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106.
　　{8} 白先勇.孽子[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86.
　　{9}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J].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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