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文化对现代杭州籍作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原型 南宋文化 杭州文化 诗性审美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著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著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著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性爱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著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发情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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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着《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集》（小说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7}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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