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审视与重建

　　关键词：乡村文化 硬化 新文化 审视
　　摘 要：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的思想启蒙。认为让农民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渐消除封建的风俗与习惯是进行文化改革，建设现代新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点。小说正是通过渐东偏远农村发生的一场辫子风波，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描写中，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改良和建设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逐渐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许多志士仁人主张从文化改革入手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严复介绍“群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把思想和创作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上。强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即社会的解放应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条件，认为人的觉醒只能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的禁锢，才能逐步完成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小说《风波》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画面揭示了这一点。
　　《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这一事件在浙东一个偏僻小镇里所掀起的细微波澜。过去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反映张勋复辟这一政治事件的小说。事实上，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属于复辟集团的成员，甚至赵七爷也始终未曾从维护张勋复辟政权的角度出发去推行辫子政策，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因此，张勋的“种辫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得到的“响应”的，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政策，正是这种落后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无知无识的农民被野蛮欺骗、肆意蹂躏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群饱受封建专制奴役，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贫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懂科学，连见过世面的七斤也只会愚昧地传播一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街谈巷语。甚至名字也是承袭几代相传的习惯，以出生时的斤两充当自己的小名。对此鲁迅指出：“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3}。正是在这片文化的沙漠上，赵七爷粉墨登场了。赵七爷究竟是什么人？历来有着不同的分析。许多人认为赵七爷代表了革命后封建势力在辫子问题上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政治势力。其实赵七爷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酒店老板而已。但他何以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呢？关键在于他有“文化”，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能说出五虎将姓名。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文化啊，然而小说的悲剧意蕴正是由此生发开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学问家，却赢得了鲁镇人们的无上尊敬和信任。借着张勋复辟，赵七爷演出了一幕借索要辫子，公报私仇的活报剧。
　　两年前，生性胆小的七斤借酒大骂赵七爷是“贱胎”，他容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恕了这一切，只是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上无权无势，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封建礼仪的约束，不可公然报复，便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张勋复辟消息传来，犹如天赐良机，赵七爷立即闻风而动，穿起那件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借辫子名正言顺地向七斤“雪耻”了。在此作者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虚伪，具有强烈报复心的乡村富户形象。他恫吓七斤：“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明知七斤们没有文化，却故意欺诈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几句话便使七斤一家和在场的农民怵怵危惧。实际上关于辫子问题，清朝政府早在宣统年间便有明确规定，康有为在稍后为朝廷起草的一份诏书中又声明：“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可见这时皇帝并非定要辫子不可，但七斤们认为赵七爷识文断字，有见识，说的都是千真万确。赵七爷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个弱点，故弄玄虚，连骗带吓，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透过这一闹剧，鲁迅明确揭示出必须使文化的主要载体，即广大劳苦大众真正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认为这是他们最终走向觉醒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
　　不仅如此，作者基于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察和了解，较常人更敏锐地认识到，由于没有文化知识，使广大农民在长期传统文化禁锢中形成了封建保守落后的风俗与习惯，它们仿佛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长期以来，中国“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因此“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4}。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人的主导精神线索，像道德伦理与政治观念通过多种途径的折射与渗透，逐渐成为体现出正统儒家思想的风俗和习惯，广大下层人民就深受风俗与习惯的深刻影响，“体质和精神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5}。因此鲁迅提出要最大幅度地改革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首先改变和消除使广大民众趋于“硬化”的风俗习惯，认为“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6}。于是鲁迅将他的如椽巨笔直指生活在旧农村的中国老儿女们，通过对农村风俗习惯的细微描写，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统治的牢固性和腐蚀性。在《风波》中，鲁迅是从多样复杂、蕴含着浓重时代氛围的人际关系来表现的。
　　在家庭关系的描写中，作者以直面生活的勇气，掀开遮盖于家庭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其赤裸裸的生活原色。先看婆媳关系，这是最充分地体现封建礼教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一种关系，婆婆对于媳妇具有绝对的不可辩驳的权威。随着“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浪潮给封建礼教以强大的冲击，作为家里的最长者九斤老太，已全然没有贾母那样至高至尊的威严，但传统的习俗又使她对孙媳极尽挑剔。她一时骂六斤是“败家相”，吃穷了一家子；一时又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句句话饱含机锋，逼得七斤嫂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在丈夫身上，骂他“死尸”，明咒丈夫，暗骂婆婆，且一番伶牙俐齿把九斤老太的抱怨扯得七零八落，毫无回辩之力。在她们婆媳之间，无敬无爱，只有积久的怨恨和不满。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再看夫妻关系。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在互相热爱基础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只是男子的占有物，而男子也只是女子衣食住行的保障。对此鲁迅悲哀地感叹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一女——地住着”{7}。所以作为劳动妇女的七斤嫂，她根本无法想象要将爱情作为婚姻的首要前提，在她与七斤之间仅仅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对于外界任何威胁到家庭经济实利的蛛丝马迹，她都分外敏感。一看到赵七爷的光滑头皮，乌黑发辫，以及他那件竹布长衫，便立即感到家庭的危险，吓得“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而当听到赵七爷的恫吓时，她不是安慰七斤，却马上想到他带累了一家子，埋怨他，咒骂他，亲情、乃至爱情在可能的灾难面前全部脆弱得不堪一击。可见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多么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给精神带来多么深重的创伤。
　　不仅如此，《风波》还通过社会关系的形象描写，给我们展现出浸透着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的古老风习。
　　小说中，当赵七爷一跨进临河土场这个特定的舞台，人们便纷纷起身，盛情邀请：“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斤们也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表现出一般农人对乡村富户恭顺和驯服。鲁迅以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寥寥几笔，便渲染出一股浓郁的气氛，活画出封建主义精神压力下积淀而成的浓厚奴性。更可悲的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人们缺乏分辨和独立认识的能力，因此封建文化最终表现为超经济剥削的专制地位。勇敢地维护自己权利的爱姑就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那样“知书达理”“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人身上，结果一败涂地。受尽磨难的祥林嫂认为“我”是个“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人”，信赖地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奴性意识。七斤们也不例外，尤其是七斤嫂，她是一个泼辣厉害，自私巧滑的农村妇女。她对婆婆公开顶撞，对丈夫咒骂不休，对八一嫂“恨棒打人”，算得上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不谐和音，但她也无法冲破奴性思想的罗网。当她听到赵七爷的威吓时，这个平日精明厉害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觉得“有学问的赵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听说书上写着没有辫子要杀头时，她更是“完全绝望了”，只好拼命咒骂丈夫。封建的奴性思想和习俗在这里好似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臣服于它的善男信女们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

　　传统文化秩序的强大还表现在一般群众间的关系上。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批评：“有贵贱，有大小，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弱者的欺凌和摧残。八一嫂是唯一的“好心肠”的人，也是唯一还保持着较清醒头脑的人。她同情七斤的遭遇，极力为他辩解，并提醒人们“衙门里的大老爷也没有告示”。这句话恰恰击中赵七爷的要害。惟其如此，赵七爷才异常恼怒，这时若有人听从八一嫂的意见，那么赵七爷的报复便不可能得逞。但八一嫂是个寡妇，在人们眼里没有说话的权利。因此众人只怪八一嫂多事，不守妇道，对她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七斤嫂被八一嫂当众揭了老底，也一扫在赵七爷面前的谦卑驯服，对她一阵唇枪舌剑，指桑骂槐，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小说中的最弱者也作为泄愤对象。在这些人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践踏，剩下的只是恃强凌弱。不仅如此，封建专制文化还使农民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势利的基础上，没有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一切都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七斤倒了霉，村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并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七斤，就连七斤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整日咒骂不休。然而，风波过去，七斤嫂和村人们便又恢复了对七斤的尊敬，重新恭敬地回到他身旁，令人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那善变的“变色龙”。
　　可见，也许鲁迅有些偏激，一些认识过于灰暗，但他以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对农民的描写竟达到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的真实程度。他总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构筑自己的小说创作，从不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层面上，而更重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风波》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但由于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封建的遗风陋俗犹如鬼魂一样还游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窒息着人们的生机。因此，鲁迅提出“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8}，强调必须将改革与广大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风俗与习惯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点，否则，即使革命成功，仍将贻害无穷。这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
　　
　　① 鲁迅. 坟·鲁迅全集[M]. 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⑥ 鲁迅. 两地书·鲁迅全集[M]. 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③⑧ 鲁迅. 二心集·鲁迅全集[M].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④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⑤ 鲁迅. 华盖集·鲁迅全集[M].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⑦ 鲁迅. 热风·鲁迅全集[M].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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