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

　　关键词：文学批评 媒体化 概念化 文化
　　摘要：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误区，它们造成了批评的苍白和无力，不利于批评自身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要走出误区，使文学批评成为真正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必须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批评机制。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评判作品得失、揭示文学活动规律、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等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评论著作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但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不断暴露出来的却是批评的苍白和无力。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走进了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误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同时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批评的媒体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短小精悍、迅捷及时、通俗易懂、自由灵活等特点，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文学批评带来生气和活力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走入了“媒体化”的误区。具体表现为：
　　（一）批评方式的二极对立。文学批评应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媒体批评却常常“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一是充满溢美之词的“捧杀”，包括哥儿们义气的“感情批评”和高俅式的“红包批评”。对前者，早在1924年，成仿吾就尖锐地指出：“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友，已成公然的秘密。有种杂志老老实实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①如今，这种廉价的歌颂和庸俗的吹捧仍十分盛行，正如余开伟所说的：“为数不少的批评家，尤其是北京、上海和一些省的，派系林立，各立山头，把一些报刊当作他们的地盘，拉拢同类相互吹捧……完全丧失了理性立场和科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耻辱。”②而“红包批评”，近几年亦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某些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于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成了批评的有力杠杆，批评家充当作家作品的吹鼓手，一篇极为平常的作品，可以被夸耀为“大手笔”；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可以被称为“著名作家”。这种有偿批评造成了大量的伪劣作品在媒体的包装下得以欺世盗名，而有的好作品却湮没无闻，寂寞凄清。二是不与人为善的“棒杀”，即李逵式的“骂派批评”。从王朔骂金庸开始，这类批评似乎已成为媒体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发行量的常用“法宝”。其主要特点是：一、专打名人，消解权威，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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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视历史，割裂传统，否定一切；三、语言过激，把话说尽，时有谩骂；四、自称“学术批判”，实则商业炒作、邀名要利。“棒杀”导致了批评的粗暴化，已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文学批评。
　　（二）批评话题的错位。真正的文学批评，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但媒体批评为了寻求市场卖点，制造新闻热点，其话题往往偏离正常的文学轨道。如对余秋雨的评论，从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开始，人们关注他与“石一歌”的关系远远甚于他的文化散文，进而又不断地抨击他“为明星写真集作序”“上电视作秀”等行为；在众多有关“陕西作家群”的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陈忠实俨然一个政客”“贾平凹赌博，心情不好时赖着不付账”之类的话；对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不少人热衷于以一种“偷窥”的心态去探究她们作品的“自传性”；而比卫慧、棉棉更甚，九丹被骂为“妓女作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卫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看到太多健康的学术上的批评。” “我最吃惊的一种批评是挥舞着大棒，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话语专制的批评。从我的书引申到民族主义、亡国奴这样一些太大的话题，我对此非常害怕非常茫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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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的概念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批评家们发现：传统的文艺理论已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它不仅无法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甚至无法解释当下纷繁的文学现象。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文艺界的当务之急。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显然不利于从容、冷静的思考，文学批评由此走入了概念化的误区：
　　（一）生造概念满天飞。文学批评必须借助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概念。因此，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就成为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石。但不少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论框架未能破除，又不善于推陈出新，只好凭空制造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新术语”，如“叙述标示”“正向整合”“新纪实主义”“行走的文学”“躯体写作”等。因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这些概念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四五天”，成为典型的学术泡沫。
　　（二）盲目引进西方理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纷纷涌现，概念术语不断出新。面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滞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拿来主义”，于是大量引进和借用了西方文论的许多概念术语，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女性批评”和“后殖民思潮”等。但不少人表现出盲目跟风的倾向。一是无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硬把不适合中国的西方理论话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就难免生出“橘生淮北而为枳”的尴尬。如当前西方的主流话语是后现代文论，而中国却尚未完成现代性建设的任务，理论的过度超前根本无益于解决当下文坛的实际问题。二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轮番的“术语大爆炸”，彻底的“概念大搬家”，求新求异求快，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弄懂这些概念术语的内涵呢？
　　概念化带来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概念化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割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形态的变化，传统文论已无法在当下批评领域唱主角，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传统文论强调小说的情节，而现在的很多小说出现了“淡化情节”甚至“无情节”的倾向，若再用传统文论去分析它们、要求它们，就会出现解释的失效。但另一方面，传统文论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建设，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当中有不少精华，如强调艺术感悟、提倡深度直觉等，使文学批评悟性横溢、充满灵气。遗憾的是，不少批评家在构建新的文论体系的时候，犯了“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彻底割裂了传统，走上了“虚无主义”的道路。这既造成了对传统文论的极大浪费，又不利于新的文论体系的建构。
　　其次，概念化导致了批评界自身的混乱。批评家们忙于“提出新概念”“接受新理论”，忙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但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使他们的解释经常相互矛盾，错漏百出。如对“新写实主义”，有人说是现实主义，有人说是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早已有之，又“新”在哪里？批评家们至今未解释清楚。又如“个人化写作”，有人将之理解为面向一己的“自我”，诸如个人情感乃至个人隐私的展露、艺术上的自我玩弄与欣赏等，而有的则说是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独特发现、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等创作个性化追求等等。此外，对某位作家的作品应归于哪一新的理论流派之下，批评家们亦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再次，概念化导致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隔膜。文学批评应建立在潜心研读文本的基础之上。但对“新概念”的盲目追随使不少评论者丧失了研读作品的沉静心态，“不读作品即可批评，略知大概即可说三道四”已非个别现象，时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术语代替了独特的、有生命力的个人感悟。批评家对作家文本的漠视导致了作家对批评的漠视，对这种隔靴搔痒、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少作家公开宣称：“我从不看这类批评。他们不知我在写什么，而我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号称“紧跟创作潮流”的“概念派”遭到了作家的无情遗弃，这可以说是对批评家的一个绝妙讽刺。
　　最后，概念化败坏了学理批评的声誉。这类批评常常打着学理批评的旗号，宣称以顺应文学创作的发展、荡涤媒体批评的庸俗、浅薄之风为目的，因此它的概念化、玄奥化使很多读者误以为是学理批评的“标志”和“特征”。但以己昏昏并不能使人昭昭，面对这些“高深”的概念，读者只能发出“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感叹。这更造成了读者和学理批评的隔膜和对立，极大地阻碍了学理批评的健康发展。
　　
　　三、批评的文化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渗透日益明显。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迅速崛起，大量的泛文化现象涌入了文学领域。 二是西方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跨学科性、思辨性、批判性和内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界兴起了“文化研究热”，批评家以积极姿态参与文化论争，从“后殖民”“第三世界写作”到“女性写作”“后现代”等等，话题不断变化，争论激烈热闹。
　　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文学属于文化范畴，从文化角度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底蕴、文化灵魂，能扩大文学批评的视野，提高文学的文化品位。但不幸的是，不少批评家在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的时候，走到了极端，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性，走入了文学批评文化化的误区：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一）与批评的概念化一样，文化化亦轻视对文本的细读。批评家不再关心作品的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叙事技巧，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作品的具体阐释已是不入潮流和缺乏思想锋芒的表现，应将之抛弃。于是，他们致力于构建所谓的“宏观大论”，宣扬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主张。但没有扎实的细读基础，这些理论主张往往不能自圆其说，显得不堪一击。对此，童庆炳指出：“像新批评那种细读法应该成为我们批评的一种本能。宏观的文化批评必须跟微观的艺术批评相结合，而且要在细读的艺术批评上展开宏观的文化批评。只有一个文化批评就可能弄得大而无当，是没有意义的。”④
　　（二）文学文本评价标准的错位。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美学批评，文学作品首先应被置于审美观照的视野中。但文学批评文化化之后，文本的美学价值遭到了漠视。批评家热衷的是探究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文化情绪以及作家主体的文化立场等，他们已不把作家作品看做个体性的生命存在，而是将其化为符合他们需要的文化标记和文化符号。文学批评由此被置换成价值批评。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二张”（张炜、张承志）的评论，文化批评的文章铺天盖地，审美批评的文章却寥寥无几。面对这种状况，施战军忧心忡忡：“文学批评的‘场’，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学……我不希望太多的批评家一头扎进‘文化’、‘思想’或‘精神’而走失。”⑤
　　（三）批评的文化化导致了创作的“文化化”。在文化批评“言必称文化”的强大舆论攻势下，不少在文学美学上有建树的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转而将文学当作承载文化的工具，以求保住在文坛上的中心地位。如“二张”的作品越来越像思想史，文学味越来越淡。而一些青年作者，更是省掉对文学美学的努力，直接以“文化性”作为向文坛进军的“敲门砖”。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对此，有识之士重提“把文学还给文学”的口号，有人甚至喊出了“救救文学”，以唤起文学界的注意。
　　（四）文化化导致了读者对文学的迷茫和困惑。怎样才是好作品？为什么被批评家大力推崇的“好作品”是如此的语言无味、晦涩难懂？文学消解了审美，那它与一般社会科学有何不同？文学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吗？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得太快”。本应是文学鉴赏“指路明灯”的文学批评反而使读者无所适从，辨不清方向。在文学走向边缘的今天，这无疑更拉大了读者和文学的距离，它将有可能导致文学陷入孤芳自赏、无人喝彩的境地。
　　
　　四、重建真正的文学批评
　　
　　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三大误区，它们造成了批评的“异化”，使文学批评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和神采。要走出误区，重现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原创性，我们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
　　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批评家。要提高批评的质量，首先应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使批评家具有健全的批评人格。其具体表现为：
　　1.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文学批评具有引导鉴赏推动创作的重要作用。若缺乏正确而有力的文学批评，就会使文学创作文学鉴赏处于不正常的状况，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思想文化水准的下降。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类文明中，文学批评的作用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因此，批评家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捍卫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下的批评环境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不应该成为批评家随波逐流的理由，相反，正因为环境欠佳，才更需要批评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批评家应抛弃个人的私利和偏见，坚持真理，与腐败的社会风气作斗争，以净化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为己任。
　　2.民主平等的人格结构。一是尊重作家、理解作家。批评家有批判作品的权利，但不是滥发淫威的帝王；批评有激情，但激情的源头应是公正和理性。批评家不能以粗暴的判断代替以理服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批评家应意识到，他只是担当作品的“检验仪”和鉴赏的“导读器”，而不是充当高高在上的“权威”。二是批评家之间相互尊重，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也。”批评家们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对不同意见，应在学术范围内心平气和地讨论，不能意气用事，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搞人身攻击。
　　3.刻苦钻研的精神。目前，我国文学批评队伍基本上由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和作家组成。他们当中不乏高学历、高能力者，但由于受商品经济大潮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少人表现得浮躁和急功近利，这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浅薄和无序。因此，必须强调批评家的“养心”“养气”，树立严谨学风，重视批评的学术性。面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差距，批评家应拿出面壁十年的决心和勇气，深入思考，潜心研究，不断积累，这样才能构建真正有学术质量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文论体系。
　　（二）建立健全批评机制
　　任何事物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因此，在强调批评家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的批评机制，以使文学批评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其具体包括：
　　1.营造宽松、健康的批评环境。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的述说”，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都会影响它“述说”的质量，因而宽松、健康的批评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当下的批评环境是欠佳的。一是存在不合理的文化机制，如研究机构过度强调科研成果的数量，使不少人“著书皆为稻粱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泡沫；二是学术批评稿酬的偏低，使批评家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这也降低了批评家研究的热情；三是腐败的社会风气对批评的侵蚀，如上面提到的“红包批评”，使批评家成为作家作品的轿夫和推销商；四是批评界自身存在不健康的批评风气，如对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拿大帽子压人，这使有的批评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话到嘴边留半句”，限制了学术交流和发展。因此，应下力改善批评环境（这需要批评界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使批评家有一个自由健康的写作心态，能全身心地研究文学艺术，从而写出有深度和原创性的评论。
　　2.制定科学、严格的批评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保证文学批评的质量，必须强调批评的规范化。一是要求批评家遵守批评原则：（1）细读作品，这是批评的基础。没有细读就没有批评权，细读的功力是批评首先要具备的重要能力。（2）尊重艺术规律，重视艺术分析。尽管文学作品被喻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但它首先是艺术而非政治、道德、宗教，对它的批评应首先注重艺术性、审美性，不能喧宾夺主，使文学批评失却自身的品格。（3）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不溢美，不过恶，避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亡”。二是规范文学批评的权利范围。文学批评的基本权利是在文学领域的范围内对各种文学现象剖明真见，纵论得失，而不是对文学以外的人和事窥探琢磨，品头论足。当然，对作家的人格讨论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务，以有益于文学的发展为目的。另外，批评家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探索是可以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但不能主次不分，以懈怠文学研究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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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批评是文学的批评，它不仅要将文学视为批评对象，而且要将文学视为批评的根本。
　　
　　① 成仿吾．成仿吾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178.
　　② 哈米．一篇赞扬中的逆耳忠言——余开伟批评余秋雨兼谈批评精神[N].杭州：杭州日报，1999－9－17．
　　③ 张英．网上寻欢[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247，249.
　　④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文化视野[J].南宁：南方文坛，2000，（3）：31.
　　⑤ 施战军．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J].南宁：南方文坛，199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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