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小说细节描写的作用分析

　　关键词：当代小说 高晓声 细节描写 作用分析
　　摘 要：细节的高度真实准确，是小说创作中刻画人物和再现生活的重要手段。细节是艺术的血脉，既不能离开艺术本体而单独存在，又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和特殊作用。高晓声是善于经营小说细节艺术的作家。文章围绕其小说细节作用展开分析，进而为全面了解高晓声的小说艺术作出努力。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世界。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小说家。在他的小说艺术世界中，农民的生活形态是活生生的。他以农民活生生的生活形态揭示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农村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活心态和生活状态。他热切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他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历史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但是，高晓声并非以摄纳巨大生活容量为优长的作家，他善于从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中捕捉细节。我认为，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认知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为基础而重构的历史生活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为了这“真实”，作家抛开宏大的叙事，而专注于小说艺术的“细节”。“任何细节在具体作品中，都不应该是下意识的。它都是人物对生活与对象审美态度的暴露，都是根源于心灵的情感物化的外在表现，也都是作家通过艺术典型体现自己对生活理解的细微情感的表达。”{1}因此，重视细节描写，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高晓声的探索是有艺术个性的，也是富有成就的。这为人们解读文本，进行艺术审美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
　　
　　一、丰满人物形象
　　
　　192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的高晓声，1950年新闻专科毕业，曾在江苏省文化局工作。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由于特殊的经历，高晓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的喜怒哀乐，他都烂熟于心；农民的所思所想，他都清清楚楚。“当创作主体对客观生活有所感、有所思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要对生活的社会特性作意识形态上的认识和评价，而随着这种认识和评价的深化，这种不自觉于是就发展为自觉了，有意识了，他就要进一步发掘其蕴含的艺术上的价值和意义，接着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把它呈现出来。”{2}所以，到1978年平反后，重新执笔，农民形象自然成为他的艺术世界中的主角。农民的生活是复杂的，决定了农民的性格是复杂的，如何去表现好这些农民复杂的个性，则是高晓声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文学是人学，又不仅仅是人学，而应该把握人的生活和灵魂的一种历史审美学。”{3}对人的描写、人性的挖掘、灵魂的剖析，就成为艺术表现的聚焦。作者从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剖作为切入点，既描写了农民具有的智慧性和创造性的正面，也不放过他们具有的奴性和惰性的负面。如《水东流》里的刘兴大，“相信共产党”，“从来不曾消极失望过，他是个铮铮铁汉，甘心付出最大的劳动换取最小的报酬，善于运用超人的智慧去谋取正当的利益，他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一天晚饭后，大队包场放电影，儿子、媳妇、女儿淑珍都去了，连老婆也去了。他们不做蒲包该有多大损失啊。他独自一人在屋子里“点燃了一支廉价烟”。当他想到勾魂的李松全会勾引女儿淑珍时，“他坐不住了”，他毅然去电影场细细寻找女儿的细节描写是这样的：刘兴大从人群的外圈不时找到一个空隙探头进去；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后脑勺；眼睛睁得核桃大，也认不出人来。于是他又扭着脖子细细打量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相面，他的形状非常滑稽，熟悉的人就问了：“兴大，你找谁呀？”……“刘兴大生气了，掉头就走，转身急了点，把鼻子碰在身边一个姑娘的太阳穴上，鼻梁骨一直酸到脑门顶。那姑娘尖叫了一声，伴着姑娘的小伙子就一把抓住了兴大的肩胛。”这个细节十分精彩。“光有情节没有细节的小说，犹如一棵失去了槎桠的细枝、纷披的绿叶。光有人物没有细节，则其人则是一具枯骨。”{4}而“有了细节就有了性格”{5}。作者总是紧紧地把握住了细节描写与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的内在联系，使人物性格鲜明性与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同时显现在读者眼前。在艺术作品中，主题思想不是靠作家的主观概念来阐述的，而是靠客观的艺术形象来显示的。“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已经使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整个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细节都以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姿态出现。”{6}如《老清阿叔》里的老清阿叔是“并不多做事”，只和孩子玩耍的人。在“一夜天输掉了一亩田”后，又遭婶婶痛骂。“老清阿叔一声不吭，变傻了。有一次我背着草篮割草，经过他输掉的那块土地，看见他佝偻着背，低头坐在麦田的一角，一动不动。我有点害怕，悄悄地走近去看，才知道他在哭，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眼泪却像潮水般涌出来，把一片麦田都湿润了。”这个细节把老清阿叔的不务正业的追悔心里揭示得深刻动人。与此同时，作者也写到他的宽容、忍耐、友善，虽然他很穷，“烧不出饭来”，“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这是一个立体的老清阿叔，不，是一群。这些人物的性格涵义就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他们具有福斯特小说理论中的圆型人物的特征。“而圆型人物只是指单一性格结构的人物身上‘再增多一个因素’以至多个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重性格结构或多重性格结构的人物。”{7}随着改革的浪潮在农村蓬勃兴起，崭新的生活情景纷呈涌现的时候，高晓声立刻敏感地意识到，只有把表层的复杂性变成深层的复杂性，才能显示出灵魂的深邃，性格才能真正表现出无穷的丰富性。不久，他笔下出现了《崔全成》中带头包产到户的崔全成、《蜂花》中的养蜂专业户苗果成、《荒池岸边柳枝青》中的渔业专家张清流等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民形象，不都是令人叫绝的镜头吗？可让这些形象熠熠生辉的依然离不开一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为作者的文学创作扩大了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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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故事情节
　　
　　“情节的主体是人物，它是由人物的行动、人物与人物的相互关系、矛盾纠葛的发展演变而构成的。”{8}“情节是矛盾纵向的、公开的、快速的开展，细节则是矛盾横向的、隐蔽的、缓慢的揭示。”{9}它们纵横交叉、经纬编织，而小说艺术是离不开情节与细节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生活的任务。高晓声小说的细节描写，特别是常常同心理描写结合在一起，富有极强的表现力。最为称道的是陈奂生住招待所的心理剖析，同时也是精彩的细节描写。“杰出的小说家善于通过细节的点染来显示情节的独特发展。”{10}《陈奂生上城》以帽子为道具组成一系列细节：“自由市场开放了”，陈奂生“到城里去做买卖”，“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这个“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的他，首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由于还未到做生意的时候，他“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帽子，要多少钱”。因未带钱只好等卖完油绳才能买帽子。等卖完油绳未买到帽子因而着了凉，“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当他“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发现躺在招待所的棕床上，“吃了一惊”，觉得和自己的身份很不相称，“又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生怕弄脏了被子”，下床不敢穿鞋，生怕弄脏了地板，走近沙发，“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当他走近柜台付账时，服务员(大姑娘)“笑得甜极了”，当“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时，“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脸立时沉了下来。陈奂生反认为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付出了零碎的五元钱，陈奂生为住一晚花了两顶帽子的钱很是心疼。不过他又有自己的解脱办法，回招待所恶作剧式地胡乱地报复了一气之后，“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整个故事在帽子细节中缓缓展开，自然发展。再如《陈奂生转业》中住旅社的细节也很巧妙。陈奂生转业做了一个采购员。厂长让他去地委找吴书记批条子。第二次去城里，陈奂生下火车登记住旅馆，吴书记的阿姨却要他住到家里。他退房时，“服务员才告诉他，这铺位不管他住不住，都应付一天的钱。陈奂生心里叫声：‘苦呀，又碰到鬼了！’他不肯吃亏，赌气不还钥匙，决定住一夜再走”。住下后意外遇林真和，林的出现使他搞到五吨原料，风风光光地回来了。住旅馆的细节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陈奂生初见吴书记，二见吴书记，曲折多变。在此，“细节显示着情节的起承转合、发展和深化。”{11}

　　三、铺垫议论基础
　　
　　高晓声曾在上海法学院经济系学习。对经济分析的爱好也在影响他的叙述风格，在他的叙述中出现了一系列精确的经济数字和大量的经济细节。如《“漏斗户”主》中历年来不同的农村粮食分配方案，《柳塘镇猪市》中的猪市贸易，《蜂花》中的养蜂收益，《荒池岸边柳枝青》中的卖鱼经等等。生活的阅历和经验铸就作家独特的审美艺术追求。他不追求描写境界的开阔，而是单刀直入地对人和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从中开掘出振聋发聩的人生旨趣和哲理意味来。他追求作品的深刻性和警策性，其美学风格属吴越的透辟精警型。这颇似鲁迅，故有人称为“鲁迅风”。为了达到这样的审美追求，作家总要精心设计出精彩的细节，以此为依托，鸟瞰式地揭示历史内容的哲学意味。“是的，高晓声常常会这样扯开去议论几句，他力图不仅把事件和人物内心活动的本身，也把对此的种种联想写出来，这些联想往往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含有敏锐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真知灼见。”{12}如《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他的大半生的事业、三十年的奋斗目标只是造三间屋。他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但是他六年备齐的房料被1958年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三年集聚的造屋钱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扫掉。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早已乱了方寸。这个真心实意的“跟跟派”，“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失去了217元，又被专政机关关押，遭受毒打。被放以后，“他嘶哑着喉咙说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短语：他们恶啊！我的屋啊！”却无计可施，只有以自责求得心里平衡，他埋怨自己“娇嫩”，不经打，继而害怕变“修”。“所以，李顺大一碰到身子难受，就怕黑夜，怕自己睡着了。他总是睁大眼睛，以防在昏睡中不知不觉变成一口黑锅。”在这个特写镜头的细节后面，作家以格言式的精辟语言议论道：“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所以至今还不曾变过去。”透过这简短的议论，含有令人心酸而又心颤的丰富的潜台词。这哭笑不得的自虐，有着深层的哲理意味：中国农民身上潜在的自轻自贱的奴性，这种奴性同愚昧和狭隘密切相关。这使人想到阿Q被打时自认“人打畜生”，“我是虫豸”。可见，这种奴性是连绵不绝的国民劣根性。由李顺大可以看到农民连起码的生活资料——房屋，都无法解决，当然谈不上当国家的主人；由李顺大还可以看到农民身上缺少主人翁意识，他所具有的“跟跟派”的精神面貌与主人翁的姿态相去甚远！
　　
　　四、拓展意蕴空间
　　
　　“艺术可以反映的生活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但人物的心理活动却是艺术的重要内容。人物的心理特征虽比人物的外在行动更难把握，写得深入的心理状态更具艺术魅力。心里描写得是否深入是否细致，不在于笔墨的繁简，而在于能不能透过仿佛无关紧要其实重要的细节，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那些仿佛难于掌握却终于掌握了的微妙之处。”{13}心里描写本身就是细节描写的范畴。“在文艺作品中，无论是语言细节、动作细节和心理细节，其实质都是传达人物的真情实感，或用深刻的审美观点剖析丑恶现象，用崇高的审美理想唤起读者美好的感情。”{14}高晓声不愧为艺术修养到位的作家，善于将细节描写复杂化。他的议论有时是放在细节描写、心里描写之中。当它们交织一处融为一体时，作品尤为精辟、幽默、深邃。如《蜂花》写一位小学教师急急办理病退，生怕政策变了儿子不能接替，丢掉铁饭碗的细节，小说这样写道：苗顺新听了，竟急得出了汗，发现自己太愚蠢，太不懂事，几乎把大事给耽误了。现在必须紧跟这陌生人走，赶快办病退。世上没有不变的政策，就是宪法也常修改。这顶职的办法那里就长得了！万一宣布煞断，岂不急碎卵子！赶快办，赶快办！丢了铁饭碗，子子孙孙都会骂自己。因为它是铁质的，很难烂掉的。“折戟沉沙”了，还是铁未销，可以“磨洗”认出前朝来。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九里山下”的“古战场”，“牧童”能“拾得旧刀枪”。刀枪也是“铁”制品，它长久长久留下来，显示在子孙的眼里，使他们想到铁饭碗是他苗顺新丢了的，灵魂都要被骂脱几层皮呢。真要错过了，在政治上也成问题，敏锐性强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故意丢掉的，因为他不信共产党，不要子孙捧共产党的铁饭碗。哼，吃不消你端着走。这一典型细节是通过心里独白实现的。苗顺新关心什么对什么很注意的心里特征，都是直言不讳地暴露在言谈或行为之中。只要是掌握得住人物个性的作家，只要是掌握得住人物心理变化的复杂性的作家，也总会以直截了当的艺术形式，把人物那微妙的心理状态用简便的语言揭示出来。至于心里独白中粗俗的俚语掺杂着古诗知识，正是乡村教师的语言形式。在人物心理的自我剖白中，分明有作者主观的看法在内，指向作品的深层意蕴：从历史层面看，表现出因历年来国家政策不稳而形成的社会投机心理；从哲学意味层面看，揭示出传宗接代、子承父业的宗法世袭意识。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遗留至今的民族痼疾。尤其是后半段模仿“无限上纲者”的论调，是作者借题发挥的议论，捎带刺一下，使人想到鲁迅小说的杂文笔法。类似精彩的细节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如《钱包》中的黄顺泉水中摸到钱包竟然落下悲惨的结局——挨了陈龙生的五十一板，《鱼钓》中的钓鱼反而被鱼钓的细节等，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哲理意蕴。正是有了这些精当的细节，伴著作者精辟的议论、精要的点评、精细的心理分析，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大大拓展了文本的意蕴空间，大大开掘了作品的深度，大大彰显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力度。不仅如此，高晓声还将小说中的哲理意蕴空间的开拓上升到更高的艺术层面，那就是对人的精神的拷问，将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正如余秋雨所言：“艺术进入哲理的领域，不是艺术的自我沦丧，而是艺术的自我超越。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在审美领域的一种整体性超越。这种超越驱使艺术家与无数读者和观众一起，在更清醒的理智水平和最深层的情感层次上观照人类整体，从而提高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15}
　　
　　五、彰显创作个性
　　
　　作品所表现的生活领域与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一种内在的接近。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生活有着特殊的创作敏感，善于从中发掘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内容，往往会使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在新时期复出的，并以农村作为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耕耘的高晓声，他的作品是从纵向上对农村变革和农民命运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剖析。“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探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使他成为继鲁迅、赵树理之后的又一个农村小说的铁笔圣手。”{16}这位铁笔圣手“采用传统的讲故事语气，但又并不讲故事，不围绕着一个具体事件结构故事，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17}亦即淡化情节，弱化故事。“高晓声自己总结塑造人物形象成功的经验：一是‘将特定人物放到最利于表现他的环境中去表演’，二是‘选择有特征性的事件、细节去表现这个人物’。”{18}所以谈及高晓声的创作个性，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作品细节所表露出来的显著特征。“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19}抓住细节，刻画人物，对于作者来说是体现艺术构思的形象化手段。如《送田》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讲述苏南农村一个叫南周村的地方，有个“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舂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的人物周锡林，村上一切有利可图的事都是他的主。同村的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由于穷困，他是村里最后造房的人。但在造房用地上与周锡林发生了矛盾。周锡林的条件是“滩南有他包产的两亩三分田。他没人种”。周炳南在那片“通底都漏”的地面上，“整整辛苦了一整个冬天，在两亩三分地里栽了三千棵树苗”。“树苗栽好不久”，周锡林听说这片地要“被国家一个大工厂征用了”，想从周炳南手里收回土地的细节描写：先是“亲热地眯着眼睛叫炳南兄弟”，后请吃饭，饭桌上花言巧语，再就是愿高价赔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精妙的细节，把一个投机钻营、唯利是图、自私透顶的农民形象活脱脱地再现出来。周锡林式的农民，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式农民，也不是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式的农民。高晓声本身是农民，有他自己独特的取材敏感、创作背景、人物心态、细节描写等。“这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理解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一个重要标志。”{20}随着时代的转变，改革的兴起，生活的起飞，高晓声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的哲理思考愈益深入，渗透在对农村生活的热切动人的叙述之中，人物形象从非主人型转向主人型的脉络渐渐清晰，强烈的经济意识与对农民精神的探索兴趣相得益彰，创作个性愈益得到彰显。

　　六、提升审美趣味
　　
　　主体创作的终极目标是要借助于文本载体和受体（读者）进行交流。文本的意义和特点，需要读者的接受才能显现。所谓接受，也就是通过对文本的感受，理解文本，读懂文本。在小说阅读中，人们往往会忽视小说文本的相关规范作用，而采用比较轻松的感悟方式。由于缺少理性的内在力量，感悟往往被小说众多的现象阻挡，从而局限于情节甚至故事之中。这种接受方式使读者永远难以摆脱被动地位，因为在事件中，他们总是被时间推移、场景转换所左右，被高潮和结局所吸引，从而对人物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去探究他们的性格、灵魂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价值意义。高晓声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并且是位独具个性的小说家。他创作的大量的优秀小说，给人们提供极丰富的精神食粮。“在优秀的小说文本中，任何不起眼的细节都不会毫无根据毫无目的地出现，解读也就是要为它找到在有机整体中的位置，发掘它跟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21}我们在阅读它，就要以特殊的视角对待这位特殊作家的小说。高晓声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悲喜组合，性格中既有悲剧因素，也有喜剧因素。悲中含喜，笑中有泪。陈奂生花了五元钱住宿费，先是懊恼不已，后又快活起来的心理，读者会又好笑又悲哀。谁又能忘记他在招待所沙发上的发泄破坏欲的一跳！他这报复性的一跳，跳得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真实可信。“细节的生命在于真实，在于贴切。真切的细节才能唤起美感，使人恍恍然如临其境。”{22}
　　农村是国家政策最终抵达的地方，是最能体现国家权力政治的地方，也是方针政策实施最为敏感、最为直接的地方，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写作是一种心灵的表达，作者以一个写作者的胸怀和真诚，执着地追索和思考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命运、人性与权力的利益问题。《老友相会》，“以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以对农民的体察和深厚情感，以人性为切入点，去探索时代政治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起发的波澜与承担。”{23}小说描写做了三十多年的一对朋友，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的中午”，周汉生换衣裤救恽成；1967年初春，周汉生又将被押到他家乡挨批斗的恽成背到家里；粉碎“四人帮”后，恽成官复原职。而今，来这里召开会议的恽成拜访周汉生。周请了当地各级干部七人作陪，八仙桌前没有他周汉生的位置。恽成喊他来坐，周汉生不敢上座。“有人站起来拉住汉生，有人端过凳来，有人迅速进厨房拿了盅筷来，按住汉生坐下。”读到这里，谁又能忘却这个精彩的细节描写！正是这个细节描写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当年的朋友甚或有过生死之交，如今却有了感情的鸿沟。理应做主人的周汉生却没有取得主人资格。世道怎么了？正如恽成在回去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从这些人生真相的透视中，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当代农村的人性弱点和现代文明的异化。”{24}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问题啊！昔日朋友纯朴的情谊与今日相会被世风熏染、扭曲、异化的世俗心理，“这无疑是一种错位，而错位就是反差，反差就是张力，张力则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25}
　　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经典的细节描写，犹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深深吸引观赏者。它强化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激活了读者的阅读因子，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兴致，使阅读成为一种自觉，进而提升审美趣味。让读者过目不忘，掩卷深思，魅力何在？作家已将文思深入到哲学意味层。而哲学意味层是文学结构的最深层面。从作者的角度看，哲学意味层是作者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他用全部的痛苦、坎坷、血泪、青春、生命换取的人生感受，是他全部创作心理机制和活跃的创作个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艺术概括；从作品的角度看，哲学意味是潜藏于文本深层的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具有永恒性的人生精义和心理蕴含，是作品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从读者的角度看，哲学意味是可喻不可言的灵境，是启迪人性灵的“理外之理”“味外之味”，是读者审美理解的最高层次。
　　综观高晓声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他的艺术探索是多方面的。从小说的细节描写可见一斑。首先在于精致的设计，精密的构思，精巧的编织；其次在于不为细节所累，精心提炼，精确议论，精当点评，以叙议见长，在精细打造的基础上，形成艺术创作的精华。“他的小说不仅表现出一个具有深刻见解的当代思想家的风貌，而且反映出一个卓越作家的艺术独创性。”{26}他的探索是精深的，令人深味！
　　
　　① 吴延生.神情并茂 趣味无穷——从审美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的细节描写[J].贵阳：贵州大学学报，2003(4)84.
　　② 吴延生.出色的怪诞也是一种新的美——从审美角度看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塑造〔J〕. 牡丹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30.
　　③ 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16.
　　④{22} 俞汝捷.小说24美[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133-134.135.
　　⑤⑨{19} 薛瑞生.红楼采珠〔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102.93.93.
　　⑥ 孙绍振.怎样写小说[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43.
　　⑦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479.
　　⑧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30.
　　⑩{11} 吴功正.小说美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315.317.
　　{12}{17}{20}{26} 金燕玉.小说家们[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66.163.175.169.
　　{13} 王朝闻.审美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8-289.
　　{14} 李永生.短篇小说创作技巧[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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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3-214.
　　{23}{24} 梁惠娟.试论铁凝小说的乡土情结[J]. 长沙：理论与创作，2007(6)82.80.
　　{25} 李剑清.审视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错位——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J]. 成都：当代文坛，200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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