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欣对“欲望主体”形象的崭新书写

　　关键词：张欣 欲望主体形象 崭新书写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欲望活跃与文化焦虑共存的文化语境下，探寻日常个体的生存状态与主体意识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张欣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经验使她对转型期日常个体的生存状态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她认为在物质欲望的激活中，日常个体有可能生长出欲望与德性追求并举，物质欲望与情感、精神追求并重的一种新的欲望主体意识。进而，张欣提倡欲望、道德与精神三位一体的新人生：一方面呼吁正视并追求合理正当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也要求以优美的德性、真挚的情感、高贵的精神来节制或控制放纵的欲望，在欲海里守望人的诗性的主体意识。
　　
　　中国新时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日常个体对欲望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允诺个人的世俗幸福，这极大地激活了日常个体对物质人生的追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建设的负面性也使日常个体放逐精神人生追逐物质与金钱。新时期此种良莠并举的文化语境给作家的价值选择带来了困难，而作家的身份与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价值选择。张欣的青年时期即1969年－1984年是在部队度过的。“部队经验”既意味着张欣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重精神轻利义和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也不排除张欣对上世纪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负面的价值观念，如对压抑欲望给人的生命创造力带来的破坏有着清醒的认识。此后，张欣从部队转业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工作与生活，“广州经验”无疑使张欣比内陆作家能更直接、更全面地感悟欲望对个体生命与社会带来的正负面效应。而无论是“部队经验”还是“广州经验”，都是张欣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张欣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经验使她对转型期身陷欲望与精神、红尘与浪漫冲突的日常个体的生存样态，作出自己辩证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导引。她将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纳为“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一方面她承认“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她又坦言“在写作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1}。这表明，张欣并不想对欲望与精神、现实与浪漫做二元对立的简单评判，而是努力寻找二者的调适与平衡：一方面她直面欲望，理直气壮地彰显欲望给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放纵欲望，她试图用道德、精神与浪漫对欲望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努力将欲望安放在情感的家园与社会的理性秩序内，让欲望成为人们获取高境界的诗意人生的必要条件。于是，在她的文本里就出现了转型期的欲望与道德、情感、精神等并举的欲望主体的崭新形象。
　　
　　一、彰显欲望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生存或被“铁饭碗”所掌控；或被崇高的终极目标所遮蔽，个体难以主宰自我生存。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衣食无忧的“铁饭碗”被打破，个体生存被抛入了自主择业与独自谋生的时代漩涡之中，生存问题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焦点问题。日常个体是否还能逃离生存的此岸，逃避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欲望，在观念或精神的彼岸世界里畅游？日常生存所需的物质欲望是否具有合法性？日常生存在人的生存结构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这正是张欣思考的核心所在。张欣很现实，她并不想让她的小说总是端着气宇轩昂的架子，让读者无法从中嗅到喧嚣与浮躁的红尘气息；也不想让她的人物成为某个抽象观念的符号，她只想让她的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独立的日常生存个体。张欣在《你没有理由不疯》里曾说过，“即使你无欲无求，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分散淡，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舒畅，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有时喧嚣和浮躁恰恰体现了一种亢奋和进取，无非泥沙俱下罢了，而退避、委顿的生活更叫人受不了。”在张欣看来，回避生存欲望并不一定能求得人的幸福生活；正视生存欲望倒有可能激活人的生命创造力。因此，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优先考虑“生存”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并担当自我生存，这就是张欣笔下的那些芸芸市民最鲜明的主体意识。为此，张欣常常设置某种外在的日常灾变事件，将她笔下的人物从“铁饭碗”中抛掷到生存的最底层，让他们在艰辛与险恶中学习生存，习得生存的能力。《岁月无敌》里的上海芭蕾舞团演员千姿因为团里没钱，积累剧目少得可怜，不得不随母南下广州谋生。她曾做过汽车交易广场的“美腿小姐”，跟随余教授学习钢琴，到贵族夜总会去演唱，在谋生中放下了“天鹅架子”，习得自食其力的生存观念；《亲情六处》中的焦跃平在话剧不景气的情况下下海，倒卖过皮衣、运动鞋，承包过小饭馆，全陪了进去之后，又创办一个“亲情六处”的私营企业，开辟新的生存领域，学习“适者生存”的人生哲学。《爱又如何》中的可馨因目睹上司杨副处长和大亚湾的偷情，便在出版局推行招聘制的改革试点中遭受迫害，被迫下岗。可馨愤而辞职，在接二连三的经济挤压与求职的历练中，明白了“钱是可以防身，可以让人处变不惊的”的道理。
　　张欣不仅礼赞日常个体担当生存的勇气，还激赏他们直面生存渴求世俗成功的胆识。在张欣看来，欲望就是对“满足”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在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个体生命会焕发出强健的生命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满足与自我价值实现可以相互通假。《掘金时代》的穗珠原先在一家制药厂数药片，工作轻松清闲，但日子过得无波无澜，生命形同行尸走肉。后来制药厂的供销科张榜招人，穗珠就抱着“人生在世总要风光几年再说”和“试试自己”的念头，揭榜去干吃苦受累却富有挑战性的供销工作，在居无定所，险恶迭出，过关斩将的商海中，脱颖而出，成为“平安医药总汇”的经理。《泪珠儿》中的严沁婷两手空空，只身在商海中搏击，从冰峰电器工业公司的推销员、香港天美公司董事长的私人助理到雪雁公司的空调机推销员，风霜雨雪，千难万险，历尽了商海劫波，成为商界杰出的营销天才，在国营大型企业雪雁公司中运筹帷幄。如严沁婷所说，比起财富和身份，她更渴望成功，渴望一片驰骋自我的天地。因为“那里是未知的，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她需要这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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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张欣笔下的这些日常个体形象多为女性，与池莉前期或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无奈认同不同，她们不但拥有承担生存的豪气与自信，而且也大都表现出摆脱生存羁绊，自主择业，在困境中求生，在大压力下大奋起，勇于开拓的自觉自为的主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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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德性制衡欲望
　　
　　直面欲望，固然可以开拓出个体自由生存的新纬度。然而，倘若放纵欲望也会将个体推向沉沦或毁灭的深渊。如何才能避免欲望对人类诗意生存的破坏？张欣以女性作家的温婉情怀，试图建立一套价值体系，一种意义框架来预防与节制欲望的泛滥。其中把欲望纳入社会德性秩序中良性运转就是她的一种欲望叙事策略。所谓德性就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品质、做人的人格。它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秩序的表征，它能唤醒日常个体仁人惜物的“善端”与廉耻之心，使他们超越物欲的羁绊、本能的束缚或沉湎声名所带来的负累，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换句话来说，张欣在塑造日常生存主体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具有理性意识的道德主体形象。
　　“良心”无疑是张欣用以节制无度的物质主义时代的一帖良方，也是她笔下的道德主体形象的主要内涵。所谓“良心”是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个体对他人或社会履行义务时形成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通俗地说，“良心”包括孟子所说的人性“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尤其有四体也。”{2}《伴你到黎明》里兼有黑社会杀人越货之狠毒的朝野，在其内心深处也依然保有恻隐与不忍之良心；《一意孤行》里的于抗美就是一个“良心”的化身。她在杨三虎一家政治落难时，嫁给身患糖尿病的杨家三公子杨志西；婚后默默地忍受着世人的白眼与丈夫的冷淡，背负着因救治丈夫而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迟迟不忍离婚，因为“她要对得起杨伯伯和邹阿姨，也许他们当年答应她到广州治腿是漫不经心的，且易如反掌，仿佛小指一弹，但从此保住了她的双腿，改变了她的一生，对她来说，得到的是全部”，所以杨家有难的时候，她不能坐视不理。她为杨家鞠躬尽瘁，竭尽妻子和儿媳的责任，不惜卖血，甘冒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复员之险给丈夫买救命的胰岛素；悉心照料身患癌症的婆婆；抚慰落难的公公；斥责杨志南亲生儿子都不认的丑行；接管被杨志南抛弃的私生子杨凯，把公公和杨凯接到深圳和她一起生活。此外，于抗美还帮助落难的肖莉莉；为报萧沧华的知遇之恩，放弃康华公司的优厚待遇，追随萧沧华到深圳艰苦创业；婉拒杨志高的恋情，恪守婚姻的伦理道德等等。如黑格尔所说，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于抗美正是对自己作为妻子、媳妇与朋友等有着明晰的义务和责任意识，并付诸实践，因而能臻达孟子所说的“四端”善性的“善”的境界。当一个人能够自觉、自主、能动地发挥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本质规定性时，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于抗美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同样，《掘金时代》里的穗珠也是一个道德人格的化身。她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她的商业业绩和金钱，而是她在最难的时候也从未做假、卖身，“她不见得有弄虚作假，牺牲色相的人过得好，这就是她这段时间梦醒之后得到的唯一正确的答案。”穗珠自觉地对自身进行道德限制，其实指归的正是自由。因为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的实现需要道德的节制与限制；而道德的限制或节制正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与保障，使自由更有效地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一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穗珠也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人格主体。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以上分析表明，张欣试图用德性对“欲望”进行话语抑制或转移，通过日常个体的向善、达到善，完成日常诗性人生的选择，这无疑给道德沦丧的拜金时代涂抹出一片温暖的诗意色彩。张欣所张扬的伦理德性其实是我们原本就耳熟能详的道德良知，只不过是它们早已被粗粝的拜金欲海蒙上尘埃，猛然间，张欣拭去尘埃，都市男女困顿的生命便因此得到敞亮，都市男女疲惫的心灵便因此得到滋润。
　　
　　三、以情感与精神化育欲望
　　
　　呼吁日常个体的情感与精神特质，建构日常亲和性的感情世界与精神世界，这也是张欣给拜金主义时代开出的另一帖良方。张欣深知脆弱易碎的人生，伤痕累累的心灵需要情感的温暖与慰藉，也深知仅仅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日常生活，是残缺不全的日常生活，不是诗性的日常生活。诗性的日常生活需要从生存出发，迈向情感与精神的人生境界。
　　因此，张欣建构日常生活的精神主体形象首先就是建构日常情感主体形象。在《绝非偶然》里，张欣透过腥风血雨的商界战争，细致地描摹了广告公司员工间的那份相濡以沫、温暖如春的情感；《首席》的飘雪、余梦烟两人同为大学的密友，但因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而分道扬镳。日后，两人同为省市玩具公司的业务员，彼此成为商场的竞争对手，但她们能放弃旧日宿怨，在生活中相互帮助与慰藉；《爱情奔袭》中的茵浓、孟慧、景华三位女性朋友在伤痕累累中相互宽慰，彼此牵挂，仗义救援。《不系之舟》里阿东与彩琼的“情义”成为漂泊不定的都市人的情感港湾。《亲情六处》与《伴你到黎明》等里的弱小劣势的私营企业员工之间有着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相互尊重与依恋。此外，至深的母女情谊如《岁月无敌》中的方佩与千姿；温婉清爽的手足之情，如《爱又如何》中的可馨与爱宛，《伴你到黎明》中的安妮与安纳等也在张欣的小说里得到表现。这些日常生活个体以相互搀扶的亲情、相互慰藉的友情或同事情谊，给现代人冷酷无情的生存现实牵引出缕缕的亮光，带来融融的暖意。
　　其次，张欣还常通过塑造日常爱情主体形象来完成对精神主体的建构。张欣一方面强调爱情必须从生存出发，离开了物质与金钱等基本的物质条件，爱将无所附丽。但另一方面，张欣又始终坚持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历欲海的捶打的，她的文本里大都存在着一个爱情或婚姻有善终结局的叙事模式。《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里的智雄与夏遵义的婚姻，虽然曾一度因为智雄的红杏出墙而濒于解体，但最终智雄斩断婚外情缘回归家庭；《亲情六处》里的维沉与焦跃平也在生存共患难中产生了爱情并把爱情坚持到底。《爱又如何》里的可馨与沈伟原本是相爱的夫妻，在计划经济体制所营造的安稳的生存环境内，营造着布尔乔亚式的清贫但温馨优雅的婚姻生活。虽然这种生活也曾经因为可馨的辞职，生存遭受经济的挤压而发生变异，引发夫妻吵架甚至反目，但是最后也能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爱情实际上是日常个体精神追求的隐喻，他们求爱不得的忧伤，因爱而来的欢乐与幸福，表征着人心深处所持存的缕缕诗情与美好精神。
　　最后，张欣对精神主体的建构还体现在她对审美精神的坚守上。在张欣以文工团、歌舞团、文化局等精神生产领域为题材的小说里，那些如“天鹅皇后”一样的艺术精英在市场经济时代遭遇了不合时宜的境遇，面临著作鸟兽散的尴尬。他们都在自主择业的生存磨难中，意识到任何美好的精神建构都要从生存出发的生活硬道理，但他们并不把自己降格为平庸的小市民，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依然保留着对艺术精神与审美人生的深情眷恋。《岁月无敌》里的千姿，在滚滚红尘的广州，念念不忘的就是出版自己的演唱专辑《孤独叫我如此美丽》；《亲情六处》里的维沉为生存被迫离开话剧团，但“看到报纸上说文艺有复兴的可能，话剧团又将排新戏的报道，她几乎是喜出望外地去辞工，急急地打道回府”。应该说，这种精神主体不同于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形上的精神主体，它是从日常生存出发，既坚持了日常生活的根基又坚持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纬度的新的精神主体形象。
　　
　　四、欲望、道德与精神三位一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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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张欣要探寻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欲望活跃与文化焦虑共存的文化语境下，普通人应该如何生存，以及怎样生存才能谋得幸福，才能重获生活的温暖感诗意感，才能将日常人生提升为自觉自由的诗性人生这一问题。简言之，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个体应该具有怎样的主体意识？张欣的回答是，欲望横流的物质主义时代不但不能扼杀人们对诗意的追求，相反，在物质欲望的激活中，日常个体倒有可能生长出生存欲望与德性追求并举，物质欲望与情感精神追求并重的一种新的主体意识，即一方面正视并追求合理正当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又要用优美的德性、真挚的情感、高贵的精神来节制或控制放纵的欲望，在欲海里守望感人的诗性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这样的一种欲望、道德与精神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否可能？应该怎样调适与整合？张欣借助《岁月无敌》这个文本，对这个问题做了最集中的回答。在小说中，她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日常个体形象——一个既有明星风范又有雍容华贵神韵的艺术家方佩的形象。方佩自知自己身患绝症，时日不多，为了让一直生活在纯真的艺术金字塔里的女儿千姿，在这个商业时代里既学会生存，又保持高洁的情怀，便带着女儿南下广州闯荡人生。她以自己坎坷一生所练就的诗性智慧，导引女儿追求新的诗意人生。在方佩看来，挣钱与出名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但在于它们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在于它们能激活人的生命创造活力；同理，贫穷与默默无闻将会让人感到人生的乏味与无聊。但是金钱“并不值得我们拿出整个的生命和全部情感去下注，如果你轻易取舍，它也会轻易夺去你一生的幸福。”因为，欲望的过度放纵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会给生命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破坏。所以，人还需要在挣钱与出名当中，“锻炼自己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不模仿别人的能力，靠自己的双腿走路的能力……假如你具备了这些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或者钱财有限，相信你也能够健康愉快地生活。”正视并肯定合理的欲望，但欲望要“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3}这就是张欣借助方佩这个形象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更合乎人性发展需要的生存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程文超先生关于张欣的评价“都市而无张欣的小说，都市便会失去一片五彩的精神天空”{4}深表同感共鸣，而对批评界把张欣定位为通俗作家{5}感到遗憾。无论如何，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都市日常生活个体超越受动与异化的存在方式追求自觉自由的存在方式而言，张欣无疑是称得上独一无二的。

　　① 张欣：《岁月无敌》“代跋：深陷红尘 重拾浪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第366页。
　　② 孟子：《公孙丑上》，转引自陈少峰编著的《中国伦理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 程文超等：《欲望的创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④ 程文超：《此岸诗情的守望者——我读张欣》，见张欣：《岁月无敌》“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⑤ 最典型的说法见俆岱在《南方故事的两种讲法张欣和张梅小说新论》里对张欣的评价，他认为“张欣是当今中国文坛勤奋称职的从业人员，一个优秀的文字劳动者”。该文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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