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寻觅与救赎

　　关键词：20世纪末 家族题材小说 寻觅 精神救赎
　　摘 要：在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20世纪末中国文化经历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再次碰撞，随着商业文化迅速兴起，物质欲望的扩张带来环境恶化、人性异化、人文精神丧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文化人在灵魂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流浪感，内心深处被无家可归的感觉牢牢拘着。“这种形而上的——精神上的流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愈演愈烈，达抵今天，仿佛万众如一，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统统流放，一个个都被弃落于茫茫荒野……构成世纪末一大风景。”①正是在这种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一、返乡与救赎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城市文明带来的人性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现象也较明显。对城市作批判性描绘的《废都》中来自终南山的“牛”的看法耐人寻味：“人就是这么贱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着什么魔魂呢？使人从一村一寨的谁也知道谁家老爷的小名，谁也认得土场上的一只小鸡是谁家饲养的和睦亲爱的地方，偏来到这一家一个单元，进门就关门，一下子变得谁都不理谁的城里呢？”②
　　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城市文明的负面性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写都市文化对乡村人的同化，如苏童《米》就典型地描写了一个叫五龙的农民逃离故乡在城市中精神与生命的挣扎和流浪过程，城市里的罪恶与腐败膨胀了他的人生之恶。另一种描述方式是写知识分子的堕落，张炜在《柏慧》中展示了柏老和瓷眼那样的伪君子。“于是你看到了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这些人有时并非厌恶劳动，却无一例外地极度害怕贫困。他们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最善于尾随时风。”③贾平凹的《废都》也集中描写了一群堕落的知识分子，暗示时代的颓废和精神危机。
　　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是个体自觉之后对人类生存的质问，也是对现实的反叛。“无根”、“困惑”、“寻路”是他们笔下最耀眼的词，也成为他们心态的写真。“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的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纯粹的、没有遭受任何污染的、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那儿才能找到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④于是，“返乡”成为逃离城市文化和精神救赎一种选择，贾平凹回归“高老庄”，陈忠实放眼“白鹿原”，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回味“马桥镇”，等等。他们或许写实在的旧时故乡，或在想象中虚构着一片理想心灵停泊地。那些从乡村走出的人，在外转悠了一圈，最后觉得土地才是他们的真正归宿。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黑娃，认祖归宗，在乡村文明中完成精神救赎。苏童《米》中的五龙，满怀痛苦与创伤无可奈何地重新归附乡土。贾平凹《高老庄》西夏返乡后最终留在乡下，说明传统乡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整合，标志作家以乡土情感和乡土意识对漂泊灵魂的拯救。
　　“返乡”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美和人性美。很多作家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他们企图在作品中建构一个风光旖旎、民风淳朴的乡土世界，以一种纯美的眼光望着那些山清水秀的自然聚合而成的小村落，发掘非功利的“民间元文化”。张炜被人称为“大地守夜人”，他在《忧愤的归途》中说：“一个好作家应该是归来感很重的人，走向一个注定不会变更的地方，走向‘母亲’身边。”⑤他所指的母亲就是乡土大地。在《九月寓言》中，张炜以寓言形式展示了乡村大地生命景象，自然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等，构成了没有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来”，跃动民间精灵的狂欢。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原始纯净的大自然，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
　　当然，作家在书写乡土诗意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乡村困境和人性变异。张炜《九月寓言》就写到民间的“藏污纳垢”：入夜后，小村“家家都在打老婆”；大脚肥肩狠毒、刁辣地虐待儿媳，甚至央求阉猪人年九“给她动动刀”，“平平野性”；村头赖牙把刘干挣、方起投进爬满百足蜈蚣的地窖里，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阎连科小说《黄金洞》，描写了在金子的诱惑面前，乡村温馨的人际关系、质朴的人性品德渐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算计。“现在人都忙，乡村人蹲墙根、唠闲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返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作家的精神危机，很多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在作品中借人物的困境，表达了这种精神寻觅的失望。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当西方工业时代将人‘物化’后，‘城市人’试图逃离城市的压迫而寻求乡村为‘避难所’时，我敢预言，他决不肯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状态下长期驻足，这种‘回归意识’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而已。尽管他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产生了精神逆反心理，厌恶城市文明的狰狞，但倘若又使他长期地去忍受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氛围的生存煎熬，恐怕他同样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⑥如贾平凹《高老庄》中进城做了大学教授而游子返乡的高子路，看到乡村文明的流失后，情感眷顾的诗意祛除殆尽，最终与故乡的传统文化决裂，离开高老庄“再也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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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望与救赎
　　
　　中国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日渐明显，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传统村落解体的过程。现代作家在感叹乡村传统文明流失的时候，用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最后一群”坚守传统和土地的悲壮，他们的举动有点类似英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关仁山笔下的单五爷对“茔地灯”的固守，黄老爷子对“家脉”的固守；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原非笔下的最后一个养牛人……这最后一个，昭示老一辈农民保守、固执、狭隘的性格特征，同时又透露出务实、重义和坚韧的美德。家族题材小说塑造“最后一群”，试图描绘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并以此来建构社会的道德秩序，但这种复兴传统乡土精神精髓的努力显得有点无奈。阎连科的小说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族小说，但他将目光投向中原深处的穷山恶水，将那片带有原始风情特点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年月日》写乡村中先爷守护家园的孤胆英雄般的悲壮，然而先爷死了，乡人们还是过着外出逃荒的艰辛岁月，显示了作家所作守望努力的孤单和失败。贾平凹《土门》也写了保乡守土者的“无望的抗争”，仁厚村的精神领袖云林爷对土地有种神圣的崇拜，赋予土地以人的生命想象，他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后觉得东南地气太亏，于是让人在那里埋入十包“十全大补”，给地“补气”。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就虚构了一个坚守传统的“马桥世界”。他说：马桥人似乎永远只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愚顽地抵御着外界的诱惑而循规蹈矩地过下去。⑦尽管马桥人的言语有些土气，但体现着特有的智慧。他们相信体力，嘲笑科学，喜欢听老戏，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本真生存。作家描写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正是现代人渴望不到的梦想，该是作家营造的一个精神家园吧。陈忠实《白鹿原》塑造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白嘉轩，显示了对中华民族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仁义白鹿村”在历史折腾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状态。历经历史风云和外来文化的侵蚀，白鹿原成为一片废墟，但作家对白嘉轩的描绘用意明显，建构新的“仁义白鹿村”，仍是民族传统文化。

　　对宗教皈依，是拯救自我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宗教文化追求一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许多作家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的时候，企图在精神的荒原上构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张承志说：“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我要有支撑——如果没有人愿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寻找。”⑧他的《心灵史》《金牧场》等，不仅展示了民族在沉重的苦难面前从不放弃追求信仰的顽强生命意志，并且作家用宗教崇高来批判和抵御世俗。北村在《施洗的河》等作品中，从变态和常态相混合的外在表现中冷酷地揭示人之卑劣与苦难，人物在被加以残酷的灵魂拷问后送上了精神皈依和自我救赎之途。他相信只有神性的、宗教化的终极信仰才能使人获得拯救。
　　
　　三、怀旧与救赎
　　
　　在质问“我是谁”的命题下，“身份焦虑”成为许多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这是现实生存危机在作家隐蔽心理中的反映。埃里克森说：“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⑨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孤独之中，20世纪末家族题材小说作家企图在过去、乡土、神话等中找到自己的同感。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编织远古神话，成为作家抵御现实粗俗和孤独的一种梦想。徐小斌《羽蛇》对远古人类母性崇拜的一次重构，家族中不少女人，连名字都是太阳和海洋的称谓：玄溟、若木、金乌、羽蛇……借助这些想象，反观现代社会男性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以家族寻根作为文化寻根的载体，企图建立家族神话。在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作为进入城市的外来户，始终有种外乡人无根的焦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个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没有归宿感让“我”陷入无依无靠的痛楚中，并发现最大的缺失和遗憾是祖先的迷失。作品描写道：“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于是，自我拯救便从母系家族的寻觅开始，在经历追根溯源确认自己的祖先之后，“我”站在传统文化的根系和血脉之内，从而变得不再孤单。
　　回忆旧时的繁华，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也是部分作家救赎的一种选择。正如戴锦华所分析的：“任何一种怀旧式书写……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⑩叶广芩有意把家族旧事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的，她的《采桑子》叙述末世满清贵族走向衰败的历史，虽然通篇笼罩着悲凉和冷漠的气氛表明了她对“贵族”不抱任何重整河山回归盛世希望的“非贵族心态”，但是作家将上辈贵族生活繁华与后辈贵族子弟不争气的现状进行对比描写，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留恋和溢美之情。
　　苏童的怀旧有点不同，他笔下的“枫杨树”故乡没有历史，但作家大肆敷衍“枫杨树”种种，为“家园”的来龙去脉和人事流变追根究底，编织的是一个“浪漫的谎言”，尽管如此，仍然召唤并激活“想象的乡愁”，成为作家自由精神的图腾{11}。
　　在对童年的追记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艾尔默·莫德说：“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了她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2}贾平凹在小说《土门》设计了别样的救赎方式，让人物在茫然中回到生命之源——母亲的子宫。小说写对梅梅寻找出路是这样描写的：“于是，我见到了母亲，母亲丰乳肥臀的，我开始走入一条隧道，隧道黑暗，又湿滑柔软，融融地有一种舒服感，我望见了母亲的子宫，我在喃喃地说：这就是家园！”回到子宫，是丧失家园者幻想回到生命之初的一种温暖安慰，是一次彻底的“回家”。很显然，这种生存态度，是在现实压力下逃向乌托邦的无奈选择。
　　
　　四、死亡与救赎
　　
　　在20世纪末女性家族叙事小说中，女作家们对“家族、历史和女人”的故事进行具有女性主体性话语特征的重写，侧重关注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命和生存的苦难，书写女性特有的个人化历史。如蒋韵《栎树的囚徒》、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铁凝《玫瑰门》、张洁《无字》、徐小斌《羽蛇》、范小青《顾氏传人》等。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遮蔽下女性的屈辱命运以及女性自身的灵魂颤栗。作品无意让家族“承载社会学或普泛意义上民族文化学内涵，只为不幸女人的悲剧宿命作证，为由血缘所扭结和加固的家族本题的历史轮回显影”{13}。
　　在书写女性苦难的时候，似乎女性作家们感受更深，许多作品最后否定了“他救”之途，透露出浓重的宿命观念。铁凝《玫瑰门》关注女性家族历史链条中三代人——祖母辈司猗纹、母亲辈竹西、孙女辈苏眉的性别遭遇、悲剧生成及人格异化的苦难；徐小斌《羽蛇》则在五代女人的家族谱系和历史变迁中呈现女性经受苦难的自我救赎；张洁《无字》，以非常沉重的心境，书写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在情感领域的痛楚。这类作品，写出了女性的“孤独”、“逃离”、“疯狂”、“复仇”、“自杀”、“死亡”等，救赎的方式显得非常悲凉，作品笼罩着凄美的色彩。不过，女性作家写这些苦难女人的自杀或走向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反封建、反男权意义上的“救赎”，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体性张扬后对苦难生存的自我精神救赎，是走向女性精神世界的自由自主选择。
　　贾平凹小说如《废都》，尽管写的是离开乡土后城市知识分子的颓败，但作家并没有放弃拯救的努力，作品中也写到“死亡”。主人公庄之蝶与情妇唐婉儿最后一次自虐式的性行为，就是在哀乐中进行的，性体验变成死亡体验。庄之蝶最终死在欲弃城而去的车站里，迟来的自我救赎在死亡中完成，这一象征性场景暗示人物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可能。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死于都市的“哲学牛”，死前对乡村的怀想，分明流露作家对乡村世界的美好想象。“死亡”是告别都市文明的一种最佳方式，是走向救赎之途的自主选择。《白夜》中“再生人”作为阴间“复活的人”出现，与留存现世的戚老太太在追忆往昔幸福中获得短暂的爱情，但随着戚老太太的自寻短见，“再生人”也自焚了。两次死亡，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虚假，“别一世界”才是真正的精神归宿。
　　文学的使命在于提供人以精神资源和心灵安慰。20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作家怀着深沉的忧虑，审视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背离现象，反思自身和人类，并且企图在现实的荒芜中找到一条清幽的通途，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责任。贾平凹在《答陈泽顺先生问》中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14}家族题材小说作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没有回避所见到的一切堕落和罪恶，他们在作品中将乡土和城市同时作为审视的对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在“寻觅”之中，不仅拓宽了作品时空，更能让读者明白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与融合。尽管救赎显得徒劳甚至再次陷入绝望之中，但毕竟意义深远，它是人类不安现状的激情与冲动，是作家灵魂不甘堕落的绝地抗争。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②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91页。
　　③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散文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④ 于曼：《无奈的精神还乡》，《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⑤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⑥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宋志明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下卷，农村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6页。
　　⑦ 韩少功：《韩少功谈〈马桥词典〉》，《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⑧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⑨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第115页。
　　⑩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1} 杨经建：《寻找与皈依：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12} 〔英〕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3} 廖冬梅：《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14}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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