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中庸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

　　摘要:周作人自诩为儒家,但其中庸思想又并非照搬孔孟之说,而是经过理智的自我筛选与过滤。与孔孟的中庸之道相比,周作人的中庸态度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中庸对于周作人来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与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行为与个人涵养的确固。 
　　关键词:中庸;认知;选择 
　　 
　　周作人在1908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曾表现出强烈的反儒思想,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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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后,却逐步亲近并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的文字论战,也源于其鼓吹了儒家思想。那么周作人所标榜或说所信奉的儒家是否即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说呢?通过对其大量文章的研读,则又不一一尽然。试以其中庸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一比较,探讨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和选择。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何谓中庸呢?所谓中有“中正”、“中和”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作常道加以运用。中庸之道要求: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做到“允执其中”。(《尧曰》)第二,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德之极致,即“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如何达到“中庸”的境界呢?孔子认为“知”能使人的行为适中合度,而至于中庸。儒家的“知”包括知天命、知礼与知人,此三者都是对人的“知”。“知天命”是对自我活动限度的“知”,“知礼”是对人生行为规则的“知”,“知人”是对他人的“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也是从道德上对善恶是非所做的辨别。 
　　 周作人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肯定孔孟的中庸之道更适合中国国情,并且合于生物之道,即自然之道。“我最喜欢中庸主义,觉得在那里也正是适切。” [1]认为儒家中庸的人生观一直占着势力,是一个很好的木本水源,“从这里可以长出健全的艺术以及生活来,将来的文学自必沿着这道路前进。” [2]故大力提倡中庸之道。 
　　但他又否认其思想源自孔孟。“我自己是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依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哪部书。” [3]实际上,周作人提倡的中庸似乎是作为一种策略出现的,更有其针对性,他说“我真相信如中国保持本有之思想(这里指儒家的中庸)的健全性,则对于此类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们现在也正还是托这芘荫,希望思想不至于太是乌烟瘴气化也。” [4]这话表明了周作人所持的中庸论是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有感而发的,他欲以中庸的态度来抵制社会上思想的某些混乱与偏执。这种中庸是作为应对之策而出现的,更多地是为了表达对社会上某些极端倾向的反对。 
　　周作人不承认有什么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因或终极本体,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元本体论使人非此即彼,偏执独断,养成了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极易走向极端与过激,对历史和现实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而所谓“绝对”与“彻底”又是决不可能的事。“中庸”本身可算作一种不彻底的态度,而不彻底不失为一种极具生命力和调和力的人生态度,它看似简单易行,实则难以把握度的分寸。因此他的中庸论消解的正是那种认为世间有一种超绝客观真理的执着偏见及变相的独断论。 
　　儒家认为达到中庸的途径包括知天命、知己与知人,而在知的方面,周作人更倾向于自知,知己之所知与无所知。其以“知堂”自称,无疑是欲通过知人与自知达到中庸的境界。在谈论《小河》时说“然则知忧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 [5]更明确了知的范畴与对象,忧惧与惭愧都是指向自我内心的。作为审美,他说“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上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6]这是一种消尽火气后的平和,或许中庸二字并不适合于它,但这句颇为诗意与感性的话却正说明了周作人中庸的内在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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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的中庸还表现在其他许多地方,如他坚持对外国思想既不能全部接纳,也不应一概排斥。曾热烈提倡与拥护白话文,但又反对定白话文为一尊。反对文以载道,又称如缺乏诚意则不载道之文也未必是好文。其对儒家的靠拢本身也可称为一种中庸,对法家的过与道家的不及的持否认态度。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儒家思想是有着精心筛选与过滤的,既不全信盲从亦不全部推翻,而是挑选出与自我观点统一的部分加之修改发展,形成自我体系。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7] 
　　中庸对于周作人来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与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行为与个人涵养的确固。这种不彻底的处世态度使其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既不能舍生取义,又不愿静受汉奸之称,一心一意为虎作伥,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 [8]这是其对所谓中庸的一种偏见,而最终成为毫无原则与个人操守的前提。从此意义上看,他的以儒自居与其说是受了孔孟的影响,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张与儒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是一种契合而非信从。 
　　 
　　参考文献: 
　　文中引用周作人作品均自《周作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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