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市井小说及其文化视角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题”是个十分关键的名词,主题选择与时代关系联系紧密。如五四“文学革命”强调的是“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17年强调的是“光明”、“歌颂”的主题,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强调的是重大的政治反思或经济主题。新时期市井小说则突破了这类宏大主题的限制,开始从市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写风俗民情,写人情人性,文学关注的中心从权力政治话语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开始探求其中包含的文化和人生的意义,本文旨在探讨新时期市井小说的文化主题和文化视角。 
　　 
　　一、新时期市井小说的主题转换 
　　 
　　什么是新时期市井小说,这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陈思和、洪子诚等在提到这一概念时,亦只是简要概述了相关作家对象和相应作品,并没有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涵进行确切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这样一种界定,即认为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具体说,其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描写对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镇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其所蕴涵的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三是努力挖掘风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的突出的特点是不再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 
　　写作倾向上,关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中的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叙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描写对象上来看,描写最普通的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城市平民、小贩等。新时期市井小说写性格各异的普通市民,真正实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者,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市井小说描写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市井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搀杂过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主题选择上的另一特点是市井小说超越政治主题,进入文化主题。 
　　市井小说的作者精细的手笔书写所熟悉的一方风土,穿插市井风俗文化,传达民俗韵味。新时期市井小说把文化视角引入当代小说之中,有评论者把新时期市井小说和乡土小说、寻根小说都归类到文化小说的行列,认为“正是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开拓了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先河”。 
　　新时期初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新的审美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开始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俗风味”引入文学创作,这在市井小说家中尤为自觉。邓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风俗小说,如《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烟壶》、《那五》等小说,描写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书写民风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烟壶》“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的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门铃》、《井》、《圈套》等市井小说亦以苏州文化为创作背景,描绘苏州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苏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尽显在陆文夫的笔下。冯骥才于80年代中期创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则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神鞭》通过对傻二的神奇辫子揭示了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风俗文化。 
　　的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风味美食、特色建筑、风土人情等无不透露着地域风情。新时期市井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为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以文化视角取代以往单一的社会视角,力图在文化的介入下还原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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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市井小说主题转换的缘由 
　　 
　　市井小说家们进行这样的精神“论域”的转换,除了时代的机缘以外,最主要的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综观市井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有“五七”族作家:邓友梅、陆文夫等,他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到错误批判,被驱逐出文坛搁笔数十年,政治风云将他们推入社会底层;有新时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他们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直接冲击,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文革”的经历,也使他们受到磨难和教训,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预文学的危害。 
　　另外,他们之所以选择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深藏在民间的超政治的道家文化价值观有关。一旦时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触媒和契机,这一观念就可能借机要求表达自身。纵观中国文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形态,影响文学的格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烈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方式。他们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距离,使文学创作失去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道家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对抗者的立场出现的,反对将人的价值唯一统一在政治等社会价值中。这遂使它们特别多地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成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隐”智慧。一句话,市井小说家的确是想在极富生命力的市井社会里寻求自己的另类精神家园,特别是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另类文化欣趣和文化观照,以在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的同时,传达出别样的也许是更丰富多彩的存在关怀。 
　　再者,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也让他们对个体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生存,转向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以及朴素情怀的关注。在经历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遂使知识分子从儒家那里学到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在现实面前被一再击毁,所以,一旦“新时期”来临,一些作家选择关注在民间生存的非政治化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作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载着的往往是远离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转向。 
　　汪曾祺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新时期市井小说展现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形形色色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没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无所用心、悲喜交杂的人生命运(《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劳,在寒冷的深夜给人带来温暖的小贩朱源达(《小贩世家》);为吃而生,为吃而活,以吃为乐,讲究吃出美味、吃出学问,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时他又强调“在干预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能力都会超过作家;只有在干预人的灵魂上,作家才显示别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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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市井小说家这样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市井小说才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怀,真正体现了小说“载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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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时期市井小说文化视角的消解批判意义 
　　 
　　新时期市井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缚,把文化引入文学创作,注重对普通人物个体生存的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时期市井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对当时的政治叙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说详细叙述了各地的市井风俗文化,把文化视角引入小说创作,逐渐把小说从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对长期以来文学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从属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单调、乏味,致使作品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产生无穷的魅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市井小说以富有深情的笔调精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井风俗,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深度。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向读者传递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视角进入小说创作,使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更广更宽,更加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 
　　再有,市井小说在书写市井风俗文化的背景下,写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达对普通市民的朴素关怀,淡化了文学“载道”的功能。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状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在动乱的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时而发生,人性被压抑,主要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了特定的符号,都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新时期市井小说里,作家在写市井风俗的同时,关注了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例如《小贩世家》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多少个寒冷的深夜摆摊求生存的小贩朱源达;《井》中美丽的女工程师一生自强不息,最后被井边的闲言碎语淹没的悲惨命运等等。小说也写了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例如《那五》中勤劳善良、淳朴的云奶奶和正直憨厚的过大夫;《辘轳把胡同9号》里的郝老太炒了十几年没吃着的“麻豆腐”,很热情地邀请街坊四邻都来品尝;《烟壶》中聂小轩指点素昧平生的乌世保画内画,极度信任地把家传手艺传授给他,还有《如意》中善良正直的石义海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普通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其次,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审美取向。它以市井风俗文化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关注其生存状态,展现人情人性,与当代前27年的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文学的新的审美情趣。文学不再局限于政治的范围内,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向文化、人生等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正如冯骥才所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两个世界的关系,立体的关系。如果把这两个世界的关系直线化、单项化,受损害的是文学。曾经一二十年,政治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浅薄的功利主义,就这样严重地伤害过文学。不但使文学失去自己的世界,甚至致使文学变为非文学……作家眼中的社会问题有别于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因为作家关注的是人。即使作家所注目的社会问题,也是作为社会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但人的心灵不只具有社会属性,还有人类的属性,文化属性,以及人的本性和个性。”这的确是很精到的总结,既是对以往文学政治化倾向的驳斥,也不啻是对市井小说主题和审美选择之理由的有力阐释。 
　　 
　　参考文献: 
　　[1]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万森主编.《新时期文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2版。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汪曾祺.《市井小说选·序》.杨德华编.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5]陆文夫.《艺海入潜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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