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人间辞——王国维的心理活动探索

　　【摘要】《人间词话》作为王国维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
　　【关键词】王国维 人间词话 李后主 陈寅恪 梁漱溟
　　
　　王国维(1877-1927)是一位通才，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作为清华四导师之一，1923年，王国维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其笃实的学术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研究，皆出个人精到见解，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他对学术的执着和专注，彰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谨治学的劲节。至今，仍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一、人间词：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也
　　
　　他的作品《人间词话》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人间词话》作为王国维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
　　“境界说”成为《人间词话》乃至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他在《人间词话》中形成了真景物与真感情，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出与入等命题。
　　单以“境界说”而论，王国维结合了中西方美学、文学思想而最终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真”字，所有的命题，都围绕着一个“真”字来展开，他认为，能表达真性情的是美，能把真性情主观地表达出来还是客观地表达出来是美，表达手法如何更深刻地展现出人的“真境”是美，他对这些美分层推演，把抽象的感觉形成具体的认识，既展现了他不断探索的思想过程，也显现了他追求完美的个性特征。让人感受到他那毫不含糊的治学态度，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真性情，没有真性情，如何能体验真性情?说到真性情，众多词人中，王国维对李后主格外推崇，其实，也展现了他自身心理活动的一个侧面：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为词人所长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国破家亡的沉痛，在逆境中尚能放言无忌，保持本我，竟使生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晚清，有着相同的赤子之心，处于逆境中的大学者王国维对李后主的遭际感同身受，跨越历史的他在李后主词中读出了相同的感受，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一瞬间带来的美，相对与李后主同时代的词人，在王国维的心中已然分出高下：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对李后主词中所展现的率真敢言，敢于咀嚼罪恶那种深刻的自省和感慨，王国维谛听而倾倒，他认为后主的心情是“血书”，表达的是一种升华了的大沉痛，作为同样生逢乱世，看不到出路而又有沉甸甸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层修养的文人，他们的灵魂在“真”与“美”上得到了跨越时空的泣血碰撞。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对李后主的钟爱，到了连晚清词人周济说一声“破衣乱头，不掩国色”都不行的程度。因为周济(一字介存)在他的《介存斋论词杂着》中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所以王国维就认为这是把李后主的词放在了温、韦之下，是颠倒黑白。说温的《金荃集》和韦的《浣花集》怎么能有李后主的堂庑大气呢?!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其实，周济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对李后主也是非常推崇的，只不过就词风而言做了形象的比喻，但王国维却不喜欢听他用“粗服乱头”来形容自己喜爱的作家，是王国维性格里面主观、固执、率真的一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他必然能够倾洒自己的全部关注、心血和生命，这既是他成为大学问家的前提，也是他今后悲剧命运的伏笔。
　　解读《人间词话》，除了别具一格的评论和对比，通读两宋六朝之词的才情，呼之欲出的竟然是王国维的“伤心”，无论对李后主，对苏、辛，对秦观和小晏的评说，都使人感觉到了他的“伤心”：伤心人解伤心语。他的评说竟成了他忧郁性格的反衫，这些忧郁症状会不会是他日后纵身向水中一跃的前奏，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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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间辞：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就如这封简单的遗书一般，一生简朴，不慕荣华，专心学术的国学巨子，于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留下遗书自沉，终年五十岁。对于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后人评说纷纷，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其影响可见一斑。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王国维是具有忧郁气质的学者，与他熟识的人对他的评价也都充分展现了在那个时代他那悲观的人生态度，不断求真而又不断受挫的心路历程对他个体行为的影响。
　　当年，清华四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致家书给其女儿梁令娴，谈及王国维之死：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作为与王国维同为20世纪中国文论先驱的梁启超先生，在家书中王国维的描述也符合王国维的性格特点：敏感、自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悲观。梁对王国维之死惋惜至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高度评价王国维先生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对他的聪明才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对他的固执和偏激无限感慨。
　　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对自己的文化挚友王国维的自沉作了具有影响后世的分析评价：
　　在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以下简称“《挽词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殉文化”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在其《纪念碑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以下简称“《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为“争自由”说，是对“殉情”说的进一步否定。
　　在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既泛指被异国拘系之臣，也特指无罪而死的屈原，此处借以称王国维)，更见于其《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以下简称“《挽词》”)二诗。这些联、诗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有国士知遇之感，眼见中兴无望，更不忍让宣统再次受辱，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其实，作为清朝遗老的王国维，在历史文献中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死是殉了清朝，这一点，陈寅恪不会不知，作为严谨的学者，在他的《挽词》中，理所当然也提到了王国维的殉清。
　　那么，陈寅恪为什么对王国维之死提出了前后矛盾的说法呢，如果一个你惺惺相惜的朋友有这样的遭际，他与你有着不相上下的学术气质和严谨作风，在相同的时代里，他的死会不会引起你心中的恐惧与悲凉：出路在哪里?将来要怎么办?恐怕这也是那时的知识分子都要想到的一个问题。故他作《挽词序》，既是为了悼念王国维，也是以此自悼，而又包含了一部分对现实的逃避和挣扎，对死者的美化和加上一部分自我的想象与自励。成为他最后强调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所谓“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那样的一个动荡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两个生不逢时的文化巨人是何其的彷徨!
　　在学术上，在知识分子求真务实的态度上，鲁迅对王国维是充分肯定的：“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鲁迅虽然与王国维在政治观点和见解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王国维那真真实实的人品也给予肯定。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因为当初王国维与罗振玉等相约为晚清尽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王国维做到了，所以王国维表里如一，言出必践，笃实诚厚的人品从中可见。
　　梁漱溟，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大学者，对于王国维自杀有独特的理解并有专文解释：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于1920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中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著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于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曾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沉。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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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国维的自沉有其时代背景和主观心理原因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在当时有巨大影响的学者，他对人间的辞别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许多争论，直至今天，还有许多学子文人掩卷读罢这段晚清悲歌，不断唏嘘。
　　王国维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许多今天听来宗师级的大文豪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王国维作为一名大学者，不管他死于何因和出于什么心理动机，都会使人扼腕叹息，他短短一生所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已使后人受用不尽，若无超人的才智，他也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峰的象征；若无过人的勤奋，他也不会在短暂人生踏出笃实的治学之路。直到今天，也对后人具有推动作用。
　　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的他，一生从事高密度有价值的国学研究，为文无数，字字珠玑，一本通俗的《人间词话》虽然不是非常严密的现代理论著作，却能从中凸显他的审美心理，他的感情倾向，他的文学修养和功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他的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气质和性格都体现在其中。老话说得好：为文如为人。唯其“为人真”，才能为文真。
　　一个清高而倔强，严谨又执着，拖着不肯剪下发辫，讷言而忧郁的形象，站在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与一个悲剧，组成一个特写的王国维。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渐渐丧失真我，随波逐流，专心坐在书斋里面搞学问似乎成了上个世纪的童话。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身的价值取向，专注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严谨治学，求一个“真”，为后世遗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话题。
　　
　　参考文献：
　　[1]《人间词话解读》导言.黄山书社，2002.
　　[2]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145-1146.
　　[3]《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诗集.
　　[4]金明馆丛稿二编.
　　[5]《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书二编.
　　[6]诗集.
　　[7]鲁迅全集.
　　[8]梁漱溟全集(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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