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

　　论文关键词：“革命文学”论争　创造社和太阳社　五四文学革命　批判
　　摘要：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秉承“破旧立新”的精神对“五四”新文学发起全面的批判和声讨，欲建设一种体现无产阶级意识观、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文学”样式。但由于他们超前的时代分析和机械地运用阶级理论，使得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有失偏颇。
　　 
　　1927年下半年到1929年底，现当代文学史上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冯乃超、李初梨为首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和以蒋光慈、钱杏村为代表的太阳社成员纷纷发表文章，掀起了批判“五四”文学革命，讨伐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五四”文学代表的狂潮。鲁迅、侍桁、茅盾等人奋起还击，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展开激烈的论争。
　　
　　一、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出批判的呼声
　　 
　　创造社和太阳社秉承五四批判精神，在“革命文学”的建设上持破旧立新的态度。早在1923年郭沫若便大声疾呼：“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日下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有了主观精神还不够，要想对别人批判还必须具备批判者的资格。更何况创造社也是诞生于“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欢呼倡导者，现在却要反过来批判“五四”，所以必须对自己进行提升。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先谈到了五四文研会和创造社两大派，他对这两个社团的创作倾向都进行了批判，并对创造社自身进行了检讨，承认其是小布尔乔亚意识的结晶，从而为创造社脱下了“五四”时穿上的“旧衣”。紧接着他笔锋一转，“然而，小布尔乔亚阶级，是浮动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他们的地位顶不安定，而且陆续地坠落到无产阶级里去的运命”。通过这样的推断，使自己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获得了批判他人落后的资格，所以便摆开批判的姿态。 
　　对“五四”新文学发起批判，创造社和太阳社旨在为革命文学的展开打扫一片空间，这是他们的客观要求。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指出：“在历史的舞台上，有新兴社会出现之时，属于新兴阶级的哲学者与文学家负有批判旧社会制度与旧思想的任务”，所以他认为在建设革命文学之前的任务是“就中国混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钱杏村在批判中走得更远，他说鲁迅的作品是“旧的皮囊”、“老了的妇人”。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摆出批判的架势，鲁迅等人予以回击。当然创造社发动革命文学是否有出于自保的心理另当别论，问题是“五四”文学革命和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本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文学”本是文学革命精神的发展和弘扬，但是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却为什么会对新文化运动发起冲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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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树立批判的靶子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选择“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批判的对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们在社会时代分析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理论而作出的判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占了上风，他们否认革命转入低潮的现实而认为革命潮流始终是高涨的，并坚持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应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的思想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瞿秋白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蒋光慈认为“中国社会革命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旧的冲突”。在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对社会性质作出判断，李初梨就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文学上也进入了一个“方向转换”时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文学的阵营。冯乃超和成仿吾先后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情况，成仿吾还得出自己的结论，“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文艺的工人应当担当一个分野，……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选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分子发动的，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在文化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贡献。但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却认为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时代，革命阵营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文艺上是无产阶级文艺向着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抗斗。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们，除个别人以外，几乎都是非革命或是反革命的作家，全应批判或打倒。所以像叶圣陶、周作人这类作家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作家”，遭到了批判和非议，而鲁迅更是被戴上了“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三顶帽子，遭到围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妄加批判，鲁迅曾作了正确客观的分析，他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这也就是对于上面所说的创、太二社在社会分析有偏差的情况下机械运用阶级理论方法而错误地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简洁有力的总结。 
　　 
　　三、创造社和太阳社批判文学革命之目地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多少搀杂一些团体主义倾向，但是他们批评的目的并非恶语中伤，而最终是为了“革命文学”的建设。我们可以从创、太二社对“五四”文学革命批判中看出他们欲从两个方面建设“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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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文学创作主体，强调作家人生观的改造。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在“革命文学”先期关注的是作家对于社会的态度，反对作家“市侩的人生观”。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作家创作态度的人生观要求转变成要求革命作家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仿吾提出作家应“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李初梨也提到“为革命而文学”的作家应该“牢牢地把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但他们提出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并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上，而是机械地运用。在批判“五四”文学革命作家时，根据作家所属的团体来确定其阶级成分，他们把叶圣陶、周作人、张资平等人划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把他们的文艺说成是“矜持着闲暇”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 
　　对以上作家的创作人生观进行批判，创造社、太阳社诸成员是想建立他们心目中的“革命文学”，一种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文学。他们寻求文学进步、探索文学发展的良好初衷可以理解，但是由于脱离时代，致使主观上犯了“突进”的盲动主义唯心论错误。 
　　第二，批判“五四”新文学，为革命文学作品标新立异。没有文学作品无所谓文学，文学运动也就没有意义。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问题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创造社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新的表现内容上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蒋光慈首先对冰心作品中描写爱、自然、亲情等主题表示不满，钱杏树对鲁迅的作品大加批判，认为在鲁迅的《野草》里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小说《阿Q正传》的反封建主题已是落后于当今时代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在对新文学批判的基础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建立他们“革命文学”作品的主张：郭沫若认为“革命文学”即“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成仿吾主张作品表现“真挚的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愤恨，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蒋光慈认为“革命文学作品的任务，是要在此斗争和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的集体主义的倾向”。总起来说他们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以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为主体，强调实践写实的，有着积极向上的表现力的文学样式。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大量“五四”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否定，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但却未产生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分强调艺术的功利性，把艺术当成是政治的传声筒而忽视了其本质和规律。 
　　“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贯穿始终，他们持此态度以上分析是很明确的了，即一方面想为革命文学的展开在外部环境上开辟一片天地；另一方面是在革命文学的内部建设上寻找方向。但他们选择五四新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革命文学”的开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革命文学”是和“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这次论争引发诸多文艺上的问题，为以后文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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