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　世俗　荒诞　反传统　自我文学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演变过来，经历了一开始的为少数派人士所推崇，到现在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活理念。而中国的当代文学亦在此范围。体现了其荒诞、反传统、不确定等特点。在将当代文学带入愈来愈世俗化的同时，又体现了自我文学生命的价值。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开始谈起，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人们对于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做了许多的新的试验与尝试，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空虚是这种变化最典型的特性，因此一部分人的审美观念和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总体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包括以法国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派，法、英、美的荒诞戏剧，美国的“跨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它们普遍的思想倾向，是要推翻公认的思想方式及基础生活的经验，虚无主义的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从而显示出人存在本身的“毫无意义”。这种在过去被视为极度挑战传统观念的“反人类、反社会”思维模式，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下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产生不断壮大发展的趋势。后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来源于相应的文化转变的因素。
　　后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生来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使人们丧失了对政治和对改良世界的热情，变得冷漠，被动，人与人之间不再频繁的互相联系。传统的社会关系的纽带都已松驰，人们没有了信仰，精神萎靡，失去了精神家园，处于一种没有根基，没有依靠的世界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展开，这种生活态度也逐渐走人中国人的视野，国人从刚开始的好奇到现在的认为是以种理所当然，经历了几十年的转变，这种观念深入各行各业，成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这种社会现象也成了现代主义作家热中于表现的对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
　　1．文学世俗化的不断发展
　　每个人都能从事文化美学，她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认识、理解、接受，她应该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而不是总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商业化的趋势。文学不再是被少数人掌握的、束之高阁、远不可及的事物，她揭去了蒙在脸上的面纱，并以逐渐加快的脚步来到大众面前，人们开始沉浸在她带来的各种享受里。在音乐方面，流行音乐以崭新的姿态走人大众的视野，在城市里，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出一两句当时的流行歌曲。摇滚乐以不同于传统音乐理念的激进姿态，或者以感官刺激和情绪发泄的商业化效果，使无数青少年为之沉迷。商业歌手开始走红，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歌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影视广播等多媒体创作也呈娱乐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电影创作者倾向于在其作品中表现传统文化的衰落，这种行为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反历史主义或游戏历史的态度不谋而合。而这种局面的形成需要大量平民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形态呈现一种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与以往传统作家的态度不同，后现代作家们放下了以前那种说教者的高姿态，不再以小说中英雄的身份出现，而是有着无异于常人的喜怒哀乐，说着百姓熟悉的油盐柴米酱醋茶，无聊的消磨着人生的时光，即使他怀有多么伟大多么异世出奇的梦想。新写实小说就是一反过去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作法，着力描写在艰难困苦中生生不息的平民百姓，表现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在王朔看来，所谓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都是无稽之谈。他把自己看成是“写字的”，他关注的是商业社会中正在崛起的小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不再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平民百姓的传统形象，他们大多是一些极端自我的反叛的角色。这些角色嘲笑信仰，嘲笑道德说教，愤世嫉俗，及时行乐。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畅销作家排行榜成为衡量一个作家身家价值的最直接工具，为此，许多非畅销作家纷纷投笔从商。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非非主义”等新生代诗歌，一反以前朦胧诗的贵族化倾向的晦涩诗风，而以极端的姿态追求意识的平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和诗风的直白化。新生代诗人普遍摒弃了北岛等诗人标树的那种社会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理想，他们玩笑般的自称要卸下前辈诗人的灵魂重荷，并褪尽改革初期的神圣使命、诗情的焦灼和朦胧的忧郁。因此，他们摒弃传统诗歌的意象，转而追求表达的口语化、散文化和粗鄙化，在他们的创作中，诗的崇高、神圣、豪华与典雅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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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我文学生命个体的不断体现
　　在传统观逐渐分崩离析、中心茫茫无处可寻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推崇的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异军突起，无数以个人的形式所展现的文学作品，将人们的喜怒哀乐无限放大，在人们倍感新鲜的同时，更感觉到这种新文学带来的亲切感。“后现代主义写作观成功地扭转了写作长期硬化成结的群体话语，使群体话语转向个体话语，使神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从而杜绝了那种借群体和历史的名义，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活本身即艺术，因而它无限量地释放马尔库塞所谓爱欲潜能及感官享乐情绪，重体验、重感性，反解释、反智性。正如桑塔格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欲望，而不是艺术的阐释学。”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逃避解释”，这与现代艺术总指涉一种隐于字词背后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解释与理解不同，后现代主义不指涉什么，它仅仅是生命的直接体验本身。因而，重生命、重体验、反理性、反形而上学、反文化就必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识。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虽然经济生活还相对贫弱，但却渐次生长出这种后现代的文化观念。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写具有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而是退到小我的身体写作和所谓的“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比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诗人显然是要拒绝文化、拒绝解释，并从根本上消解大雁塔背后所指涉的文化语义，而将此还原为一个有高度的物体，我们登上去，只不过亲身体验一下观览四周风景的心境而已。这无疑表现了一种重感受、重体验、反解释、反文化的叛逆姿态，是诗人生命意识和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又如后新诗潮诗人不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硬从生活中抽出“诗意”，而是直接从各自的感觉出发抒写凡人的喜怒哀乐，他们认为诗是生命的一种形式，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常人难以言说的内在冲动转化为一定的语言形态。而诗中冷静客观的观察和漫不经心的反讽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诗人的写作风格。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由于过分地强调主体的生命体验，物及必反，这就势必造成作家主体的消失，使文学成了一种纯粹的毫无作家主观意识的“零度写作”的产物，成为所谓的原生态的东西。中国当代的一些小说家们反对现实主义“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写作方法，主张文学应该走向生活。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中的“典型”的方式是依照一种思想观念去塑造人物、剪取生活的。他们认为这种典型理论要求作出一种对社会关系和它的未来发展的深刻洞察。也就是说，它要求作家根据某种思想观念去塑造人物，其结果便是人物成了观念的化身，失去了人物的生活中的真实。他们要求文学作品应真正返回生活中的真实，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叙述。他们要求作家要逃避自己的意识判断、理性侵犯，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要论述分析，而是被动地接受生活给予的种种现象，作家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一片透明，不带丝毫偏见，不掺入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原原本本把生活的具象原始地还原出来，以达到一种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比如第三代诗就是如此，它通过生命瞬间感觉或行为过程的显现与描述，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以及常人难以发现的隐秘揭示、显现给人们。第三代诗人毅然告别了“在某个时代(往昔的或末来的)、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地点存在着的某种‘美好的日子…，而回到今生今世“只有一次的人生”，回到现实的生命过程之中。因为你只有抓住眼下每一个可供感觉栖息的时刻，才能真正去体验“此时此地”的生命过程和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
　　当然，这些只是现实中的冰山一角，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它有助于加速整个文学事业向民主化、平民化方向迅速发展，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拉近，加强文学的实际价值。它以充满时代性和娱乐性的文化产品，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它使中国的当代文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同构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它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消解了凝聚力。它使文学丧失了历史深度和审美距离，这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信仰的丧失、理想的泯灭、欲望的横流，最终使文学自身变成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这点，我们应该进行清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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