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奂生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

　　论文摘要：国民性是文化烙干整个民族的性格外观，任何对国民性fsj题的真正思考都自然而然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文化塑造性格，性格映照文化特性。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秩序、庄禅思想，探析小说《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性格的主奴根性和阿Q精神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陈奂生；国民劣根性；中国传统文化；礼治秩序；庄禅思想
　　当代作家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是新时期初期中国农民的典型。20多年前，中国文坛上曾展开过一场沸沸扬扬的关于陈奂生形象的大讨论。讨论中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说反官僚主义的，或说鞭挞封建等级观念的，或说暴露农民落后愚昧心理的，或说批判阿Q精神的……各种说法都从某一角度揭示了陈奂生形象的特征，丰富了这一艺术形象的意蕴。
　　文学，作为时代社会生活的象征，在特定的时代，其中的艺术形象都是应运而生，体现时代的特色。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历史转型期出现的陈奂生，既体现新时期农民的思想热情，理想愿望，又表现出在过去生活方式中形成的落后性格。对于后者，作家高晓声作了突出的刻画，展示在读者面前的陈奂生是一个背负着沉重传统文化精神负担的农民形象。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了20几年了，陈奂生形象也诞生了20多年。目前，新时期的新理念(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的愚昧心理还保留在部分人身上，陈奂生式的农民还大有人在。我国的民族性格重铸的任务非常繁重。笔者认为在今天，进一步揭示陈奂生性格形成的文化原因，对于深化改革，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去掉农民身上因袭的精神负担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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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性是文化烙于整个民族的性格外观，任何对国民性问题的真正思考都自然而然地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文化塑造性格，性格映照出文化特性。刘再复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外在和内在的两个方面：礼治秩序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主体性和自我，庄禅式的人生观则从内在的人生方面取消，压缩，抑制主体性和自我。陈奂生作为一个农民典型，基本性格是“自我”缺乏，主体性丧失。在《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中，主人公陈奂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和所有的人一样进入新时期，并分享着物质世界的繁荣。物质生活获得一定满足后，陈奂生对精神生活有了新的追求。此前十年，他年年亏粮，成为了欠集体粮食的“漏斗户主”。过去他唯一的企求就是填饱自己及家人的肚子，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然谈不上精神生活。由于忧心忡忡于生计，他越来越沉默，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随之生活的情趣也消失殆尽，懒得讲话了。如今的陈奂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足了，“漏斗户”帽子也不翼而飞。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伴随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他沉睡的精神生命也开始复苏，有了想讲话的欲望。可长期以来，心灵的麻木使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就像没有他这个人。”因此，他感到十分自卑，惭愧，羡慕，这时他的苦闷不再局限在物质的得失、贫困，而在于自己的精神性追求不能得到满足，而在于不能在这世界上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出于一种“精神上”的饥渴，“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连说书的陆龙飞也成了他心中的偶像。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这里，他的“总想”实际上是他人格尊严的觉醒。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奂生在进城卖油绳买帽子的过程中，完成了他对象征着精神性追求的尊严的寻找。
　　上城卖油绳买帽子受冻患病昏迷的陈奂生在县委书记吴楚的特别关照下，住进了五元钱一夜的招待所。“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元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这些内心独自，直逼陈奂生的心理世界，使他身上的奴性，自卑自贱的农民意识暴露无遗。在发笑之中，我们感到辛酸。开始只能与老婆进行沟通，在群体中处于排斥状态的陈奂生极其渴望在城中获取新信息，改变其失语、没尊严的困境。权力的象征者——吴书记的偶然闯入使他的尊严以喜剧的形式回到了生活中，仅因为陈奂生被吴书记看成朋友，坐了一回吴书记的车，住上了乡人住不上，也住不起的五元一夜的招待所，他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赢得村民的尊重与礼遇。可这种尊严却是靠权力的施舍，以及他与崇拜他的乡人依旧甘做草民，蜷伏在权力的羽翼下得到的。他得到的尊严，只是靠外力暂时找到的表面意义的尊严。陈奂生之所以能凭此作为向村里炫耀的资本，并因此使自己的身份显著提高，就因为“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就连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也羡慕的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在新社会，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奴性仍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人，要成其为人，首先必须有尊严，而这恰恰是几千年被奴性思想浸淫了的中国人所缺乏的。失去与社会交流、参与权的陈奂生，“总觉得比别人矮半头”。他的焦虑是失去话语表达能力带来的尊严危机感。为了寻找尊严，他也做了不懈努力，但他的头脑仍被固有的种种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礼教所束缚困扰。是官就是爷，见官三分低，这是几千年封建专制遗留下来的怪胎，在中国人中有着深刻的印记。孔子有畏大人的说教，历代有绝对服从官长的规定，中国官府的庄严神秘，衙门的威严，官厅的排场气势，使人自然联想到它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百姓进官府两腿发抖，如同阿Q在公堂上一样，见老爷唯恐避之不及。“诚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人挨了打，还要道一声谢，算是地道的国粹。”中国人发明的三跪九叩，磕头下拜的礼数本质上是实现了的畏惧心理的形式化。本来官也是人，怪就怪在陈奂生们偏要把他当作神供奉起来，认为“干部比爹娘还大”，把干部看成上帝，而不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这主奴思想与封建的礼治秩序可以说不无渊源。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建立一整套封建礼教秩序。刘再复先生曾在《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对封建的礼治秩序作过详细的论述，封建的礼治秩序是血缘关系与权力统治的“叠加混合”…。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带上父权的色彩，两者互相渗透，人伦关系就被强化为尊卑名分的人身依附。尊贵者通过卑贱者的片面无限义务取得人身控制权，而控制权本身则被抹上一层“仁仁亲亲”的油彩。礼治秩序是“以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为基础，把强制性的规范(尊卑名分)灌入这种关系中，从而确定在人伦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的责任义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为人的‘十义”。礼治秩序就是在重新塑造、解释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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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礼治秩序的总体特征是把尊卑名分的外加性内容强制注入人伦关系中，使人际亲情关系转化为等级的责任义务的规定。在这种人伦关系中，很显然是看得出贵贱差等的。经过“礼化”的这种人伦关系就构成秩序的网络，由礼而达于治。礼治秩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个性、主体性，否定个人的利益。在礼治秩序中，个人完全是被规定，被证明，被定义的对象，它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像植物那样生存。个人的主体性、个性的价值既然得不到肯定，完全被消融在贵贱有差的人伦网络中，个人就只能按照一定名分规定给他的责任义务行事。做任何事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下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的等级阶梯上所站的位置。“假如规定他为父为官，他就可以支配和役使在他之下的子和民；假如规定他为子为民，便只有服从任何形式的役使和支配”…，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你不得不接受。这样就把人推进依附的深渊，使得人与人之间，一级依附着一级；级与级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领有与被领有的关系。上一等级总是说了算的主人，下一等级总是惟命是从的奴仆。如果上级给下级一点宽容，一点好处，下级就有“皇恩浩荡”的感觉，就会感激涕零了，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僭越了本分。他的感激之情，自尊心是建立在等级观念基础上的。
　　比起旧中国的农民，处于新时期的农民陈奂生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要进步的多。但是，由于礼治秩序的模塑和人身依附的惰性，长久的因袭重负，使主奴根性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来自心灵深处的障碍往往更可怕地阻挡住人们的前进，所以要想从主奴根性的深渊中解放出来，要想放下礼治秩序的沉重包袱，除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而别无选择。只有从古代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社会才能给人提供一个合适生长和发挥作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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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探讨，除了深刻地反省主奴根性外，另一个反省主题就是关于阿Q性问题在陈奂生，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阿Q的影子；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身上的一般特征：盲目的自尊自大可怕的自轻自贱自解，惊人的健忘，以精神的虚幻的“胜利来掩盖现实生活中彻底的失败，并从中求得慰藉和安宁。
　　这些特征在陈奂生身上就可见一斑。一提起阿Q，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被他的同胞——陈奂生当成接力棒传了过去。如他在卖完油绳后，发现自己受冻患了重感冒，回也回不去，被卡在举目无亲的车站心想“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了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看了这一段，不由得不佩服陈奂生，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他也能通过超人的自慰自解，使自己心情愉快起来。他在阴错阳差中住进了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招待所，在他没有交五元钱住宿费时，就是说他在物质上还没有获得支配地位，陈奂生是诚惶诚恐的尽管住在条件较好的房间，他却不敢以主人的姿态去享用。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又是“缩成一团”，又是几个“悄悄”又是“像做了偷儿”，又是“光着脚”，“不敢”，“怕”等等，活灵活现地写出了陈奂生卑微的生存状态。一旦陈奂生在忐忑不安中付了五元钱的房费时，正所谓“一块钱的骨头阴错阳差地困在五元钱的床上”，自然心疼肉疼，犹如骨鲠在喉。正因为“出了五元钱呢”，陈奂生理所当然可以不再脱鞋，大摇大摆进房，往弹簧太师椅上使劲坐三次，“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用枕巾擦嘴，和衣睡觉，起身时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即使把房间弄成猪圈又何妨，反正是“出了五元钱呢”。这些报复性举动与交钱之前的小心翼翼爱惜财物的行为相比，陈奂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交了五元钱，物质上的翻身，马上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只是这精神上的解放立时就处于一种放纵与失控的状态。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五元钱住招待所的高级房间，对勤俭节约惯了的陈奂生来说确实是极大的奢侈，足以使他“肉痛”。他的那些破坏性行为与其说暴露了农民落后狭隘愚昧的心理，倒不如说真实反映了农民“被敲竹杠”后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态。但他是个看得穿的人，很快就自我调节过来，想到：“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随即心头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此趟上城，有此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他和阿Q一样，无师自通，能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虽然五元钱超过了他连干七天活儿的工分值，一夜花光，使他肉痛。但是，他用“精神的满足”化解了肉痛——实际的经济损失。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就不算欺他”。更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之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求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欺骗演进。为什么“祖传”的“精神胜利法”在国民身上百试不爽呢?为什么“精神胜利法”总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人们心中呢?这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安顿中国人的情志所提供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所谓东方式的解脱之道谈起。
　　叔本华曾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叔本华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揭示了人类痛苦的根源。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痛苦是因为欲求受阻，得不到满足。而人又总是不断地追求欲求的实现，于是人生的痛苦、烦恼就不可避免了。那么，人类怎样面对自己的痛苦?有病就得医，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里，必然有重要的一部分是针对痛苦和烦恼而发的。它教导或启发一种方式帮助人们解决精神上的痛苦或实现人们的情志。中国文化中的庄禅思想，某种程度上给人们开了一副去除烦恼痛苦的药方。《老子》第五章语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就是无心，人要顺从自然，就是要克服这个“心”。让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丑心，浑然不存，庶几变为无“心”的自然。采取“清心寡欲”、“虚静”、“无为”的人生方式。庄子主张“养生”、“保身”，“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庄子·养生主》)。就是要求人们不去追求世俗的功利，对世俗社会所公认的荣辱、毁誉、名刑要无动于衷。和老庄的认识一样，佛哲学也认为“自我”是痛苦的根源。“万物本闲而人自闹。～‘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在，法无所往。…‘一心不生，万法不咎。"对世界的看法，价值判断以及人生的忧患烦恼都是由于人有了自我意识，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舍弃自我。由此可见，无论老子的“浑其心”也好，庄子的“吾丧我”也好，禅宗的“顿悟”也好，其根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泯灭主体性，舍弃自我，同归于“物化”。庄禅思想到了鲁迅手里就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种宇宙观，人生观：“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或价值判断只取决于我们内心的自已同自己达成的契约，它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绝对性。只要我们不执着于客观性和绝对性，克除我执，我们就能从周围世界所苦恼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由改变自我认同的‘契约’进而改变了世界在内心中的形象，于是就改变了世界”。这种东方式的解脱之道，可能在安顿人的情志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人们再也感受不到造物施与人的痛苦与悲哀。但它也给我们带来沉重的代价，丧失对环境刺激的正常评价能力，一旦丧失这种评价能力，其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多多少少就会有阿Q相和阿Q味。人仅仅是被动的活着，顺应环境与社会的安排，接受来自外界的强制，否定生存斗争，否认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因，弱化了人改变环境创造新生活的勇气。人不能在求生存、求发展中认识自我，不能积极地抗争，失败了也不找教训，没有自我反思，悔恨，这实际是一种“乌龟哲学”和“鸵鸟哲学”的生活方式。这种哲学，历代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正如刘再复先生认为的那样，“来自外面的压力使人丧失独立的人格，对个体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由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生命过程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来自内面的压力使人丧失主体意识，对个体来说，根本就没有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生命过程的主体能力。”人在这种意图的设计之下，真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真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儒道互补在对主体性和自我的一致扑杀上获得了最融洽的默契，殊途同归，千虑一致，都要取消“人”。“漏斗户主”陈奂生一年到头地忙碌也填不饱肚子，但他从不叫苦，也从不透露心事，在他看来“这又不是欺他一个人”，“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也就不算欺他”，想靠“群体的自大”应付人生的艰辛，追求绝对公平，求诸内，自我安慰的国民劣根性仍旧积淀在新时期的农民的血质里。陈奂生生活有了改善，渴望过上精神生活，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但他身上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使他在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时缩手缩脚，以致于滋生出一种变形的自尊，“从新奇到懊恼，从自认倒霉到洋洋得意，仿佛我们又看到了转世的阿Q再次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上演人生的悲喜剧。”物质上翻身是可以在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但精神上的真正解放与自我实现就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了。因此，改造国民性，开始“人”的现代化的艰巨工程，即重新塑造民族性格的任务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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