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我是猫》讽刺艺术比较

    论文关键词：讽刺艺术；讽刺对象；讽刺手法；讽刺风格

　　摘要：《围城》与《我是猫》在讽刺艺术方面存在着很强的可比性。这两部作品都以知识分子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为讽刺对象，通过主观评论与客观叙述的巧妙结合、灵活运用典故等手法进行讽刺。形成了悲喜交织、幽默讽刺相结合的讽刺风格。 
　　 
　　 
　　引言 
　　 
　　讽刺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围城》与《我是猫》就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的讽刺佳作。《围城》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我是猫》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先生的处女作，于1905年发表，小说以一只拟人化的猫为视角，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日本文坛上一部空前绝后的、与众不同的杰作”。 
　　 
　　一、讽刺对象 
　　 
　　1、对知识分子的嘲讽 
　　在《围城》与《我是猫》中，钱钟书和夏目漱石分别以他们各自生活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讽刺对象，嘲讽了他们的精神空虚、不学无术，揭示了缺乏生活理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围城》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推行的对日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附于国民党，龟缩在大后方，空喊抗日口号却无抗日行动。国难当头之际却只顾一己之情欲名利，精神空虚，庸俗无聊，这正是《围城》所著力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是猫》以日俄战争爆发前后的明治三十年代为背景，此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一面加紧对外侵略，一面加紧对内镇压。面对统治阶级的淫威，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却又无力抗争，于是便远离社会，浑浑噩噩、无所作为地打发时光，这正是《我是猫》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形象。 
　　2、对社会现状的讥讽 
　　①抨击政府统治的腐败、反动。在《围城》中，方鸿渐有一次在参加聚会时不幸坐在有狐臭的沈太太身边，他不禁联想到“政府可以迁都，自己却不能换座”，巧妙地嘲讽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退却政策。在《我是猫》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代理人，为了办事方便，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们却摇身一变，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的而不容人民置喙。”尖锐地嘲讽了明治政府的国家机器，揭露了其反动本质。 
　　②揭露当时教育界的阴暗现象。《围城》中的三阎大学可以看作是当时教育界的缩影，充斥三闾大学的多是些道貌岸然、不学无术的伪君子。他们在此为名利地位而勾心斗角，为个人淫欲而争风吃醋，非但不对学生“授业解惑”，反而利用他们作彼此攻击的工具，支使他们造谣传话，哄堂闹事，“学生程度和世道人心是这里唯一两件退步的东西”。《我是猫》也对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抨击，从多角度揭露了其虚伪欺诈的本质。
　　③讥讽社会上盛行的崇洋风气。《围城》中的买办张吉民时常在话里夹些无谓的英文词儿，然而，“他说话里的英文字儿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做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的好，此外全无用处。”这是对盲目崇洋者嘴脸的绝妙讽刺。在《我是猫》中，作者借猫之口嘲讽了穿礼服的日本妇女，并指出其原因：“无非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罢了。” 
　　在《围城》中，钱钟书将讽刺笔墨更多地集中到抗战初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身上，暴露他们的灰色人生，讽刺他们的病态灵魂，通过对以方鸿渐为首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讽刺，深入地反思和批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态文化。主人公方鸿渐在人生的种种“围城”中冲进冲出，他总是满怀希望地走进“围城”，然而结局却总是疲惫失望地走出。他的人生旅途“是一个逐渐失败以至于全部人生价值彻底破坏的过程——不仅是人身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萎缩和人生信念的空无所有。” 
　　在《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嘲讽了明治三十年代一群庸碌无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他真正的用意是借这几个尚算正直善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代言人——猫，对明治三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政治的阴暗现状进行尖锐深刻的抨击，这才是他的讽刺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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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讽刺手法 
　　 
　　1、主观评论与客观叙述的巧妙结合 
　　在《围城》中，方鸿渐曾巧施伎俩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以低价购得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还回信将爱尔兰骗子教训了一番，气得那人“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写到此处。作者评论道：“这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在《我是猫》的第二节中。迷亭、寒月和苦沙弥争先恐后地讲述自己所谓的神秘玄妙的经历，猫听完后评论他们的谈话“既没有什么好笑，也没有什么可悲，看起来，人哪，为了消磨时间，硬是鼓唇摇舌，笑那些并不可笑、乐那些并不可乐的事，此外一无所长。” 
　　2、灵活用典，化用大量东西方文学文化知识 
　　《围城》素有“学人小说”之称，是一部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小说中大量引用西方文化历史知识和中国文学典故，使作品的讽刺显得聪明、机警、俏皮。如方鸿渐在买假文凭时自我辩护的一段描写：“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称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吗?”几个中西典故的综合运用充满了知识性和趣味色彩，也让读者更深刻了解了方鸿渐自欺欺人、自我解嘲的虚伪卑微心理。 
　　《我是猫》也被视为一部才子书。书中大量引用古今文化知识，叙述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趣闻逸事，这些和作者的讽刺之笔相结合，增强了讽刺艺术的趣味性和形象性。在文中，迷亭从金田夫人的大鼻子联想到古人苏格垃底、戈德史密斯、萨克雷、恺撒等人的鼻子，认为金田夫人的鼻子比例失调，“她的鼻子并不理睬口眼等其他部位，是随心所欲长出来的”，“违背了柴京的黄金律”。迷亭引经据典的一段话对金田夫人的嘲讽可谓痛快淋漓。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3、《围城》新颖独特的比喻和《我是猫》漫画式的夸张 
　　据统计，一部23万字的《围城》中有近800条比喻。钱钟书曾说过：“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他对比喻有着精深的研究，在《围城》中，他常用比喻来讽刺笔下的人物、事件，用意贴切而不落俗套。如在三闾大学汪初厚想拉拢方鸿渐时，鸿渐想：“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捧他上了台，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饭店，依然拖着车子去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浅显易懂的一个比喻把官场中结党营私、过河拆桥的卑鄙行径嘲讽得淋漓尽致。比喻在《围城》中俯仰皆是而且恰到好处，形成了《围城》讽刺手法的一个突出特色。 

　　三、讽刺风格 
　　 
　　1、喜中寓悲，悲喜交织 
　　两部小说在表面轻松幽默的喜剧气氛中都寄寓着深刻的悲剧意识，饱含着两位同具正义感、责任心和爱国热情的作家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世态的忧患之情。钱钟书的“忧世伤生”之感：夏目漱石的抑郁愤懑之情，这使得他们的讽刺“嘲笑中含着辛涩、揶揄中具有沉思、快感中央杂着痛感旧，这种喜中寓悲、悲喜交织的风格是《围城》与《我是猫》的共同特色。 
　　2、讽刺与幽默相结合 
　　纵观《围城》与《我是猫》，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寓意深刻、一针见血的讽刺气质，也有轻巧活泼、诙谐含蓄的幽默气度。在《围城》中，对抗战时期的局势、对国民党官僚统治的腐败阴暗、对那些洋奴买办和教育界的伪君子们，作者的讽刺是辛辣尖刻的。而在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的言行举止的描写中则不乏幽默的笔触。同样，在《我是猫》中，对资本家金田一家、对诸如密探、官吏、警察等明治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夏目漱石的讽刺也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而在对猫的生活习性及太平逸民们迂腐言行的描写中。又随处可见幽默的色彩。两位作家都能在行文中把讽刺与幽默巧妙结合，使小说在整体锐利深刻的冷嘲热讽中，又不乏轻松宽厚的幽默味道。 
　　3、《围城》的“机智、委婉、深沉”与《我是猫》的“滑稽、尖锐、直露” 
　　《围城》与《我是猫》的讽刺风格在呈现出以上两点相同特色的同时，又各具不同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围城》以“机智、含蓄、深沉”为主，而《我是猫》则具有“滑稽、尖锐、直露”的特色。 
　　 
　　四、差异的原因 
　　 
　　两部作品之所以会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讽刺风格，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1、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 
　　钱钟书身兼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以学者的个性创作的小说独具风格，行文中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和丰富广博的知识，幽默俏皮的语言，不落俗套的比喻，处处显示出作者的睿智和才情。 
　　夏目漱石被日本人称为“伟大的人生教师”，他是个执着于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经历和学识，汉文学给他的“经世济民”、“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思想，西欧文学的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清醒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对现实社会黑暗的强烈批判和对人的内心私欲的深刻揭露是贯串夏目漱石文学的一条主线，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如《我是猫》、《哥儿》中，他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尽情加以讽刺和批判，尖锐直露，毫不留情。 
　　2、作家创作时的心态不同 
　　《围城》的讽刺正是和作者对人性弱质、人生困境的深刻思索与感伤之情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围城》在机智俏皮的轻松气氛中又不失深沉凝重的底蕴。夏目漱石在《处女作追怀》中曾说《我是猫》“刚开始时的念头与将完成时的想法大不相同”。《我是猫》最初只是个小短篇，以一种诙谐玩笑的语气描述猫眼中的人类社会，极为滑稽幽默。发表后受到好评，在朋友的催促下漱石才写了续篇、续续篇。直到写成十一节的长篇小说。 
　　3、中日两国讽刺文学传统的不同 
　　中国的讽刺文学历来崇尚“婉讽”。像鲁迅称赞《儒林外史》那样“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注重那些以隐约含蓄、绵里藏针的手法对某一件事或某一人物进行婉曲讽刺的作品，而对那些“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作品则评价不高。钱钟书在进行创作时充分吸取了我国传统讽裁文学的精华，注重细节的刻画与描绘，常使用“婉而多讽”之笔对人物、事件进行讽刺，颇有“不着一字贬词而情伪毕露”的效果，显得含蓄委婉、蕴味十足。 
　　在日本文学传统中，讽刺的观念似乎与我国不尽相同。在很早就接受小说故事趣味性的日本，对‘讽刺’的理解也不象中国那么严格，常常蕴涵着游戏的精神。——在日本，一提到‘讽刺’，如果没有嘲弄的精神、游戏的心情、滑稽的姿态，就认为是没趣的。《我是猫》的讽刺明显带有这种重“嘲弄、游戏、滑稽”的日本传统讽刺文学的特色。夏目漱石充分吸取了日本传统的落语中的滑稽幽默要素、江户俳谐文学中的谐谑轻妙色彩。再结合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形式，最终形成了《我是猫》所独具的滑稽谐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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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家创作个性、创作心态的差异和中日两国讽刺文学传统的不同是造成《围城》与《我是猫》讽刺风格迥异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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