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倾听——《朗读者》对人性的多维透视

  　论文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  《朗读者》  灵与肉  罪与罚  祈祷与救赎
　　摘要：《朗读者》是当下畅销的德国小说之一，其意图传达的已非关涉某一群体的个别现象，而是值得全人类感叹的生存悖论。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朗读”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叙述手法，是贯穿其间的核心线索。作家施林克的爱情观、历史意识及对生命的思考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向读者娓娓道来。
　　《朗读者》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境内，15岁的米夏·伯格由于黄疸病发作邂逅了比他年长将近20岁的汉娜·施密茨太太，～段隐秘的恋情在两人中间迅速蔓延。但某一天，汉娜突然在米夏的视线内消失了，无奈、怨恨、感伤的情绪错综交织，令米夏的灵魂久久不得平息。两人再度会面时已是在法庭现场，汉娜由于担任纳粹集中营看守一职而受到审判，为了遮掩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她对包括与之无关的一切罪行供认不讳，最终迎来了终生监禁的厄运。在狱中，汉娜在米夏为其录制的磁带的协助下学会了阅读。出狱当天，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施林克所言，《朗读者》的题材非常德国化，是对德国历史的一次透视。他同时指出题材又似乎太过个性化了，因为乱伦之恋备受争议。然而，瑕不掩瑜，小说对人性发掘的尺度令人叹为观止，深沉厚重的精神扣问震撼人心。《朗读者》，正如标题所言，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究竟谁是真正的朗读者?为什么要朗读?朗读是为了什么?仅是为了聆听，获得审美腧悦，还是有其他什么意涵?评价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绝对客观性是否存在?上述系列疑问是《朗读者》吸引读者的直接缘由，也是其风靡世界的重要原因，更是其内在张力的有效见证。
　　灵与肉
　　米夏与汉娜的邂逅看似平常，是什么促使两人迅速坠人爰河?又是么维系着那股浓郁的爱情味道?面对妙龄少女，米夏为何特别迷恋成熟女性?汉娜身上的哪些特质令米夏难以忘怀?这些问题令两人本就难以捉摸的恋情蒙上了层层迷雾。
　　米夏坦言汉娜在厨房与过道中间换衣服的场景扰乱了其心境，对汉娜的爱慕之情就此萌生开来。小说给予汉娜的体态样貌以特写描摹，即“她有一副非常健康强壮而又特别富有女人味儿的身材，比起我有好感而喜欢看的姑娘们来，要肥满得多”④。其实，汉娜在外部条件上并无优势可言，其魅力主要来源于内敛稳重的人格气质。多年后，米夏追忆此次灵肉交会的情景时不禁有感而发，那情景更像是“她在向自己身体内部收敛进去，任其独自行事，以一种安详稳重的韵律行事，并且不受她头脑中任何命令的干扰，也就完全忘却了这纷扰的外部世界”。
　　汉娜的生活方式是极端自我的，生活的艰辛塑造了其坚韧孤傲的性格特征，她的世界无需他人参与，或者说，根本没有他人立足的空间。汉娜不会轻易动容，亦不善于表达，在举手投足之间均散发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意蕴，神秘莫测且神圣不可侵犯。这些东西恰好是未成年的米夏所匮乏的。米夏在汉娜那里学会了如何承担责任，完成了由男孩到男人的人生转折，在此同时，亦充当了汉娜的心灵窗口，馈赠其梦寐以求的阅读能力。此种互补关系是两人结合的前提基础。
　　汉娜对米夏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她选择米夏为性伴侣的动机没有确凿的文字叙述，或许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占有欲望，或者是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无限的遐想似乎是应对小说召唤结构的唯一方法。如果说起初两人之间是一种纯粹的性交关系的话，那么随着“朗读”行为的介入，身体的结合逐渐为精神交流所取代，汉娜开始接纳米夏，无条件地参与郊游足以说明一切。所以说，汉娜对米夏有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爱的方式不同寻常罢了。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平淡淡，有的豪放粗犷、有的含蓄婉约。汉娜偏偏选择了一种最隐匿的方式。米夏作为被占有者，等待他的只有无言的伤痛。古今中外，诸如此类的爱隋博弈并不在少数，哈姆雷特与奥菲莉娅、莫瑞尔与保罗、爱斯梅拉达与卡西莫多，他们的悲剧均缘于爱情的错位。回顾男女主人翁的人生历程，我们恍然大悟，他们不仅是性爱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知音，生命中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关于这点，两人在交往初期或许还懵懵懂懂，但时间的流逝让他们慢慢觉醒起来。
　　有人认为汉娜的离去是为了避讳米夏提及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反复思量后便觉此种说法略显浅薄，难以符合汉娜这一人物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汉娜在享受灵肉交欢的同时，岁月磨砺而成的理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不伦之恋的恶果，换言之，正是由于爱，出于庇护，她才决定离去，否则她不会放弃提升的机会，而选择暗无天日的看管工作。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米夏也意识到了这一潜在危机。在游泳池前，他产生了幻觉，汉娜在距离其二三十米的地方凝视着他，一连串问题掠过其头脑，“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游泳池呢?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给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为什么我们总也没有不期而遇呢?我该怎么办?置于“看”与“被看”的网络关系中，羞愧感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最大的障碍。五为社会舆论、伦理道德观念所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正如以上幻境所预示的那样，是虚妄的、没有结果的。
　　也许两人的相遇本身就是个错误，由相遇到离别再到相遇，起点与终点最终合二为一。简言之，畸形时代导致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又加之政治因素的参与，两人不得不承受命运的惩罚。讽刺的是，相爱的人仅能以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彼此牵挂。
　　二罪与罚
　　男女主人公由分离到重逢的命运转折取决于一次审判，类似的场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可谓数不胜数，施林克的精心策划无疑是想唤起世人对那段灾难历史的记忆与反思。
　　与审判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物角色至少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类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一类是证人；一类是包括汉娜辩护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士；一类是广大听众。
　　一次审判将几类人汇聚在同一场景内。开始，身份标签尚且明晰，随着判决结果的揭晓，好坏、对错已无从辨别，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变得孱弱无力。克洛艾·佩沃(ChloePaver)指出施林克利用人物角色与法律专业的相关性，考察了法律制度界定的“罪”与困扰1945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的第二代德国人的心理层面上的“罪”之间的令人忧虑的关系。施林克从职业阶层至一整代德国人中归纳出一种方法，其显著效果在于模糊了第三帝国及战后劳动阶层与白领之间的体验o@-也就是说，罪与罚的对象在《朗读者》中并无明确所指，人性的终极关怀超越了以阶级或阶层为标志的政治联盟。
　　小说第二部分曾对就汉娜加入党卫队的动机做出了说明。她的选择完全是基于求生的本能，换言之，面对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她全然是个白痴。在审判现场，当审判长质问汉娜为什么参与筛选人犯的活动时，汉娜反问道：“我曾……我以为……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⑥振振有辞的审判长顿时无言以对，笨拙的辩解令在场的人无不大失所望。除审判长外，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自如地回答如此犀利的问题。在极权主义当道、时刻面临生死抉择的日子里，广大民众的奢望不过是活下去，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高贵，有的鄙俗，有的严肃，有的调侃，但均无轻松可言。任何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发表的任何一种言论都是有缺失的。
　　一种“麻痹病”在书中被提及，它无孔不入，渗透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纪病。当时，人性的流露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因此它注定要在死亡与杀戮面前扭曲变形。可以说，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切人类个体都是可悲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施林克所撰小说有别于其他战争回忆录。除纳粹分子与集中营受害者壁垒分明外，作品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均透射着黯淡的忧愁与哀伤，彼此间的关系含混模糊。他们既无法摆脱战争的阴霾，在饱受煎熬的同时又周而复始地对他者造成伤害。富含艺术张力的人物塑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历史论断的幼稚与肤浅，有助于思维的多元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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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主人公“我”作为新青年代表，是全新历史观念的代言人。不安的灵魂促使其发出如下疑问，“可是就因为一经调查，所调查的可怕罪行就会立即成为街谈巷议，而不再单纯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我们只能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面对着并沉默着的过去，因为这样，难道我们这一代就应该放弃调查吗?”解构及重构的意味显而易见。
　　自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以来，反传统思潮随之勃兴。推算《朗读者》的写作时间，恰好处于时代精神的转折阶段。如何评价历史?是小说引导读者思考的重要议题。历史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但一旦进入主体视域内便附带了一定的倾向性，更不必说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了，所以说，对传世历史典籍加以反思是有必要的。无怪乎20世纪后半叶理论家们纷纷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詹姆逊曾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罗兰·巴特也认为，“仅仅通过观察其结构而不必探求其内容的本质，我们就可以知道，历史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式阐释的一个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虚构的阐述”。作家施林克在小说中亦表达了上述历史意识，极富启发意义。
　　三祈祷与救赎
　　“朗读”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字眼，也是衔接各个部分的关键线索。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朗读”分阶段地加以显现，在设置情节悬念的同时，逐步将其推向高潮。施林克为何特别青睐于“朗读”?“朗读”作为一种行为、一种方式具有怎样的功能?这些1司题是全面了解作品深层结构所必需的。
　　依照小说章节前后次序的编排，“朗读”出现的具体语境共发生了三次转变。在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中，“朗读”是汉娜与米夏性爱行为发生前后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米夏的朗读弥补了汉娜的人生缺憾，满足了她的求知欲望，为其平淡无奇、枯燥乏味的生活注入了活力。汉娜从米夏那里不仅获得了感官享受，而且汲取了梦寐以求的精神食粮。
　　第二阶段的“朗读”行为是在纳粹集中营中秘密进行的。集中营内体弱多病的人犯扮演了朗读者的角色。与人犯一样，汉娜在集中营内同样经历了由挣扎到麻木的蜕变过程，琅琅的读书声充当了其灵魂解脱的有效手段。
　　第三阶段的“朗读”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阶段的“朗读”形成回环呼应之势，再次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建立了联系。就米夏而言，20年来不为人知的情感郁结在“朗读”的牵引下仿佛洪水决堤一般一泻千里，对汉娜的思念及回忆越是浓烈，朗读行为越是不可遏制。另外，在米夏的心灵深处一直隐匿着一种负罪感，因为他是唯一知晓真相而又保持缄默的人。对汉娜来说，“朗读”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她活下去的理由。当读书认字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时，她的人生已了无遗憾。其委托米夏执行的遗愿虽然三言两语，但却是反复思量的结果，饱含了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真挚关爱，“朗读”的意义再次获得了升华。
　　上述三重“朗读”行为的意蕴应当说是逐层递进的，尤其是第三阶段的“朗读”持续不断地向外抛掷问题，使人不得不纠缠于无休止的追1司当中。“朗读”即是“言说”，必须有赖于语言的参与。海德格尔坦言语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质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人通过语言而被带入其本己。如其所言，“我们在清醒时说，我们在梦中说。我们总是在说。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我们也总在说。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某项活计，或者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在说。我们总是不断以某种方式说。我们说，因为说是我们的天性。”‘说”在人类生活中无孔不入，是人类生存之根本。汉娜与米夏就仿佛大地上的异乡者一般，离群索居的生存方式来自于立锥之地的迷失，两个孤独者由此踏上了归家之旅。
　　在基督教世界里，与“朗读”相互契合的是“布道”、“祈祷”行为。神学家H·奥特认为：“对上帝的赞美与崇敬无疑是基督教宣道的一个不可放弃的主题。然而宣道者必须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概念或主题意味着什么。他必须能够通过方法论使自己心中有底：在今天如何能可信地表达这些主题，为何所宣讲的东西必然属于宣讲上帝之道，为什么某种印象肯定是误解”那么，祈祷究竟是什么呢?“祈祷就是我们与上帝相遇，与上帝同在，亲密无间，每天每日，在我们自己的言词和自己的思想里。”祈祷与布道作为具体的言说方式，是信仰者接近上帝的便捷渠道，在此过程中，人类心灵获得了慰藉。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艺术的叙述力量与宗教言辞可谓不分伯仲，诗性语言同样可以逾越无限与有限、经验与超验界限的阻隔，言说不可言说之物。
　　与上述理念相一致，“朗读”是主人公疏导不良情绪、排遣心理郁积、渴望获得拯救的基本途径。米夏在真相面前选择了沉默，对汉娜的记忆多少缘于此种良知的谴责，他正是通过饱含激情的朗读磁带向汉娜传递了鲜为人知的愧疚与歉意，恳求其谅解与宽恕。而汉娜在接受米夏讯息的同时，亦是借助“朗读”平复心境。虽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发表过任何公开声明，但其遗愿无疑是自我审判的凭证，经由“朗读”，汉娜向受难者及其后代做出了深深的忏悔。
　　《朗读者》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相类似，施林克在传达个人体验时只有提问、没有回答，没有固定的形式，一切都是开放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亦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是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即“朗读”作为一种行为，需要言说者与倾听者协同合作方能完成，它开启了人类灵魂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疗治时代的创伤，拯救在战争中被泯灭的人性，恢复人类荒漠的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在文明断片中追寻消逝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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