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对话性”看周作人的女性思想

　　论文关键词：对话性　女性思想　性道德观　社会解放　女性主义
　　摘要：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周作人女性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指出充分表现在他性道德观和女性社会解放思想方面的“对话性正是周作人女性思想的桉心与转质，它使周作人女性思想具有了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和价值，并最终造成了它的采完成性。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女性解放的高峰，妇女问题的提出、对西方女性思想的介绍、妇女杂志的风起云涌、妇女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把女子选举权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的平等、妇女就业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其揭橥女性主义大旗，开启中国语境下的女性解放道路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80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世纪末的路口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我们不免会惊讶地发现：最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显得那么新鲜的，既不是当时呐喊妇女解放最为有力的陈独秀、鲁迅，也不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理论的潘光旦、张竟生等人，而是周作人关于女性的很多言论和主张。知堂老人关于女性的看法到底有何高妙之处以至能跨越历史的尘埃而历久弥现呢?我认为，其一在于它的思想性，其二则在于它的对话性。
　　“思想”和“对话，在巴赫金那里毋宁是一个意思。与一般人们常把思想看作“某种内在的理解、认识、洞察”不同，他认为，“思想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内部，而是存在于我们之间。”“每一内在的感受都处在边界上，都与他人相遇这种紧张的交会”才具有思想的意义”。质言之，对话是思想的核心，在这种应答、辩诘的推动下，个人意识的涓涓细流才得以冲破自我躯体的阏界而逐渐丰富、发展，汇聚成宏大而富于动态的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周作人对于女性既有体系，又有发展的看法称为“女性思想”，而试图用“对话性来概括其本质和尚未完成的理想。具体说来，这种“对话性既表现在周作人面对女性问题的态度上，更表现在他女性思想的内容上。
　　一、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周作人女性思想的逻辑起点
　　关于“对话性，巴赫金是这样定义的：“它是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同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当指出的是，在具有强烈神学倾向的巴赫金那里，这种“平等”和“相当，不是现实世界对强力意志的肯定，而是从神，从上帝的角度来判断的。巴赫金并不否认不同的意识在面对真理问题时有高下之分，但他强烈谴责“高等意识有权替低等意识作出决定，把后者变成了没有声音的物体”嘲”的世界观，他认为，要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其一，对话双方意向所指要是共同的对象；其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面对较弱的意识时，也要承认对方意识的平等性。这一点，正是周作人与五四其他思想家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根本分野之处。
　　五四对女性同题的重视可渭前所未有。《新青年》从创刊号登载陈独秀译德人MaxbRell的《妇人观》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学者论女性问题的论文，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讨论日趋激烈。但这些讨论的逻辑起点．大都建立在通过论证“女子并非生来比男子低劣”来为女子争取平等权利上。比如陈独秀在欧洲七女杰中一开始就指出．“男子轻视女流．每昔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是“蔽于一时之幻象．力图通过“欧洲所传女流之事业”来证明其本质甚至为男性所不及。针对当时封建传统对女性极度轻视的现状．这种论证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足．这种“因为两性有同等力量，所以应得到平等对待”的逻辑起点．一方面是以男性为参照系的．使他们后来的论述更多地趋向于男女之同”而忽视了对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的发掘；另一方面，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当时女性事实上存在的弱和愚．一旦经受现实的冲击．它必然会演变为另一种思路：女性愿本是强的，现在由于封建传统的压制而变弱了，我们应当更多关怀、扶持她们事实上，对这种“男性护持”观的欣赏，陈独秀在翻译妇人观》时就已有流露，以后更进一步发展为其人道主义的女性观。这种人道主义的女性观相对于封建女性观来说有很大的进步，但它所克服的物化“依然是客体的物化”，女人不再是物，但仍是处在男性视野中的客体．是以纯粹“他者”的形式被感知，被谈论的。而周作人谈论女性问题的逻辑起点却完全不同。他既承认女性当时精神上的“文弱”，也看到了封建传统对女性的压制．却并没有试图去证明女性的智能和力量．而是从人性观人手论证女性应当和男性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他对女性“恶魔性和圣洁性的统一”特点的概括是从他“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直接延伸而来的，在谈到“人的发现”时．他所举的例子也多与女性有关，由此可见他的基本思路：女性是人，所以应当有权利．这与她是否有和男性同样的智慧、力量或价值无关。这种人率主义的女性观使他在面对女性愚弱现实的同时，能够真正实现“高等意识”对“低等意识”的尊重．把女性当作平等的对象来发掘其自身的特点。
　　这种平等的“对话立场”的达成，赋予了周作人女性思想以同时代人所少有的蔼l度。如前所述，人道主义者也关注女性解放．但他们对女性的俯视态度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女性的落后看成社会历史造成的，而把男性从这一历史中抽离了出来、把女性解放归结为“新道德”与“旧道德”的斗争周作人的对话立场则使他看到：“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女性问题首先必不可免地与男性密切相关．因而在批判封建道德的同时更多地把它放在“男性一女性”的框架中思考，形成了“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特殊态度。一方面．把女性看成对立的同等的意识．使他更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女性的悲苦．从而达到“为之代言”的境界；另一方面，“哀妇人”则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深刻地洞悉到男人是如何最彻底最侮蔑地轻视女性的磐，因而申说女性问题时．能够把这些经过掩盖的侮蔑和污秽的千变万化一～抽茧剥丝地剖析出来．远比对于封建道德的浮泛的批判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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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己之半”：对话性在周作人性道德观上的体现
　　对话主义以“乎等和“参与”为按心，这在周作人的性道德观方面得到了充分实现，使其成就不仅远远超出他女性思想的另一部分：经跻解放即女性的社会解放，而且为其他同时代人所不及。周作人是晟早指出“性的同题”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的。这应当说是他从“男～女”两性框架来思考女性解放问题的自然延伸如果说在他早期的“女性是恶魔性和圣洁性的统一”的论述中．对女性性特点的关注还只是隐约可见，那么．翻译并发表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则是他“性的解放”这一命题的直接提出。与五四初期对女性社会权利问题的普遍关注不同，周作人则认为．“女子屈服于男性标准之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因为这种屈服使“家庭里失却了热气，狭邪之巷转以繁盛”，一方面主妇“无复生人之乐趣”．另一方面“致意于性的技巧者叉以此为生利之具”，受苦受害者无计其数，因此．性的解放更为重要．两性不平等的性道德必须打破现在来反思周作人这一首开之功，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对女性作为与自己不同的“意识”的关注、使周作人一下坷人了问题的核心
　　这种关注使周作人性道德观的重点始终集中在对女性性特点的了解和介绍方面传统的两性观念以男性为本位，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被看待被使用被侮辱，根本谈不到被了解这种被动地位遮蔽了女子性欲的存在，女性在性方面的要求和表现往往就被妖魔化为淫荡或冷感。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在五四女性高呼恋爱自由婚姻解放打倒旧道德时也未能得到清算。周作人则从一开始就坚持女性作为性的主体”，是有着与男性完全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他大声疾呼：“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作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于事理么?”为了把这一观念灌注到人们心中，他穷其一生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对西方先进性科学的介绍和引进。中国传统的性观念是附属于伦理学的，因而男子本位特别强烈，对女子的侮蔑也特别严重。周作人则把与性有关的很多概念从伦理系统中解放出来，将它们还原到科学的本意上。例如他著名的关于汪静之情诗“没有不道德的嫌疑的辩护，对郁达夫作品是不端方的文学”而非“不道德的文学”的区分，就是从科学的立场上看待原属伦理的“道德”观念，指出它是“艟时代而不断变迁”因而有新旧高下之分的。还有他划分“情”和“淫”的界限为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再如对“狠亵”是“表示人生的平常看不见的那一面，所谓幕后的一面，并不含有什么一定不好的意味”；“性行为”是“有性的意义的行为”而并非专指“性的交合”，都更多地表明了他的科学主义立场。站在这种立场上，他翻译介绍了蔼里斯的性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凯本德、倍倍尔的妇女学、泰勒、弗莱泽的文化人类学等丈量与性问题有关的科学，为探讨女性性特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其次，他以科学的性观念为武器，深刻地鞭挞了封建性爱观对女性的压抑和毒害。他用科学的“净观”来批判封建的“不净观”，认为人的生理欲求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美的，而封建道德之所以把它看作丑的、肮脏的不可见人的，是野蛮时代对男女性力的畏惧这种“蛮性的遗留。从客观上说，这是把女性永久滞留在“他者”的位置上不去了解；在主观上，则有男性既得利益者只求满足自己性欲而对女性实行的愚昧和压制。周作人对这后一点尤其痛恨。他指出，封建性道德的“不净观”对两性是不平等的：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侮辱的贡献。，’同样肮脏”的性，在男性是施污而不受污，在女性则受尽污辱与蔑视，对封建性道德这种专对女子残酷的片面性的揭示，使周作人的批判达到了他人未有的深度。由此出发，他对视女子为生殖机器的儒家女性观、把女子当作养气之物的道家女性观、社会对于风化”问题的特别关注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封建性道德的不以女性为人。
　　最后，他充分肯定了女性自身性特点的存在与价值。他说女性本是“恶魔性与圣洁性的混合”，“女子有种族的继续与个人的欲乐这两种要求，有平均发展的，有偏于一方的，这是掇正当的事。”这是对女子性欲的肯定。他援引《结婚的爱》指出，两性性欲的差异在于男子是平衡的，而女性是问歇的，这是对女性性特点的概括。他认为，女性特殊的性心理性特点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他因而批评女性对自身特点的抹杀；“本来女小说家也不少，但是他们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或是贤媛，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范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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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是女子的天然本色。”：反对在女性问题上以男性为标准“现在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显然，他不仅是把女性当作与己对立的意识来探索来了解，更充分意识到这种“对立意识”的价值性。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人之处。
　　如果说在对旧道德的讨伐中周作人所强谓的主要是“平等”，那么，在新的性道德的建设中，他则更多地具有“参与”的精神，提倡以女子为本位，“自己与半”的性道德观。基于两性在性特点方面明显存在的差异，“当初为牵引的后来却成为失调的原因”，他认为，要实现“结婚的爱”，必须加以调节，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他因此提出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是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的强调“节制”的爱情观。这其中固然有蔼里斯的影响，但他在世纪初两位性学大师中弃弗洛伊德而崇蔼里斯的选择，本身就蕴涵着对弗氏以男性为标准的性学观爱情观的否定。在他心目中，“不专图一己之满足而对于女子的身心的状态均有殷勤的注意，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的“自己之半”的性爱情观，才是最具价值和最值得提倡的。
　　三、“对女性说：未完成的“对话性”，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局限
　　巴赫金曾经指出，要使对方在自己意识中得到真实的呈现，从而完成真正的“对话”，作者要从根本上改变立场，要把“为你说”变成“对你说。但是，在对话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即使做到了“对你说，就真的能达成对话吗?周作人的女性思想使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与五四时期普遍存在的对新女性”的热情札赞不同，周作人对女性精神上的“弱是一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早在1922年，他就曾说过：“女子因为过去的种种束缚，以至养成一种缺陷，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1928年更明确指出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因此，虽然他也承认“妇女运动不能跟劳工问题相分离”，但对通过社会变革解决妇女问题并投有多大兴趣和信心，而是希望“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由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他所有的女性思想几乎都是对女性说而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说的层面上的。
　　也许正是这种对话”的态度，促使周作人在女性的社会解放这一问题上最终完成了对自己原有悲观立场的超越。l936年，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后的周作人一改早期对女性弱点的强调和对女性革命信心的缺乏，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赞扬道；“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他们历来所身受的追压也更大而且更久。……我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眦“五四新女性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从容、大胆、机敏与生气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地冲击着他原有的观念。
　　于是，在周作人关于女性社会解放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明显的阶段性：1923以前，周作人的思考重心明显集中在性道德观方面，虽也对社会问题有所涉及，但更多地是沉浸在对先进性道德的介绍、申说上；而在1923年之后，他对与女性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仅1924年所写的14篇与女性思想有关的文章中，就有12篇有明显的社会指向性：《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针对北大教师的“情书风波；《女裤心理之研究》针对教育联台会关于女学生衣裤“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决议；《沟沿通信》则是对《情波记》有感而发……对女性力量的重新认识使周作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女性社会权利的战斗中，一种新的、现实意义上的与女性的对话呼之欲出。
　　然而，这种对话最终却未能发生。一方面，周作人在五四低潮期所产生的对群众尤其是左派的反感阻碍了他对当时在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上已达到一定深度的左翼女作家们的进一步交流；另一方面，这些“先进女性未能真正接受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启迪”或说馈赠，这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些女作家大多是从自身体验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的，对自身所处的柔弱和劣势地位自然有着极强烈的感受，这使她们强烈而迫切希望能够借重男性主流话语——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部分——而进入“线性时间”，对周作人这种原本更切合她们自身实际的“非主流话语”则倾听得非常有限。因而，当她们随着历史的进程把自身解放的要求汇人民族解放的大潮中去的时候，她们在自我精神层面上依然是非常脆弱的，这种脆弱与她们在社会解放方面表现出的坚韧和力量殊不相称，使她们投有足够的力量和周作人发生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女性解放的道路需要男女两性共同探索，在不断的交流和对话中才可能逐渐挣脱原有的束缚，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女性思想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今天，世界性的女权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价值在这种视野下无疑能得到更好的观照与发现，或许，接续上世纪初这场未完成的对话”也将由此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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