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

　　论文关键词：“五四”新文学  现代伦理精神  理论建设  创作实践 
　　摘要：“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源于近代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潮，其基本内涵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尊严的高扬，其目的是实现个体人的独立自由和精神解放，使人在社会中按照人的本质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种现代伦理精神充分体现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中。 
　　 
　　一、 “五四”新文学现代伦理精神的基本内涵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这确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绩的精当概括。所谓“个人”的发现，个体人的发现，就是对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发现，是对人的需要、自由、尊严、价值和潜能的发现，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尊严的张扬，是对“把人当人看与使人成为人”的现代伦理精神的重视和强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人的价值被蔑视、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观念始终没有形成。尽管“爱人”（孔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天地人，万物之本也”（董仲舒）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他们强调的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是被纳入封建政治伦理规范的人，是被封建“伦常”所允许存在的人。因此，中国根本就没有“人”，而只有“人伦”，在中国，是“做一个人”，而不是“是一个人”，人的自我意识被曲解成身份、地位、职务、门第、等级、衣冠、座次、面子等等，诸如此类都成为人的代名词，成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象征。对此，鲁迅先生的剖析再深刻不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人们历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总体特征是精神的觉醒，也就是人的觉醒、理性的觉醒。其主要内容和根本标志是人与神、人与宗教、人与宗法专制社会的对立，是对中世纪宗法专制和宗教神学的彻底批判和否定，使人从宗教神学和封建宗法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做的也正是这些。只不过在中国，束缚人们精神思想的不是宗教神学，而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纲常制度，是孔孟之道。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极力鼓吹“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呼唤“民主”与“科学”精神，以一种彻底决绝的姿态反传统、反专制、反孔教，这种彻底决绝的姿态与其说是对传统思想文化学理性的思考与反叛，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策略选择。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封建宗法专制、孔孟之道和儒家伦理纲常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实现人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功是“人”的发现，那么，“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的发现”使“五四”新文学拥有了崭新的历史与逻辑基点。正如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一个是“活的文学”；一个是“人的文学”。“五四”新文学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把“人”作为文学的中心与重心，对人、个体人的需要、价值、尊严和力量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表现、呼吁与呐喊，其目的是实现个体人的独立自由和精神解放，使人在社会中按照人的本质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种现代伦理精神以其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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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四”新文学现代伦理精神的理论表述 
　　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引进“易卜生主义”、探讨诗与“美文”的格式、批判“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反击复古思潮，一直到“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讨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得到不断彰显和深化。无论是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谈新诗》，还是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等现代文学的经典文论中，新文学的先驱们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强调现代伦理精神的彰显对于建设新文学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对“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做集中、系统、深入阐述的，当然首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开篇就明确响亮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接着，周作人感慨万千：“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所以，“如今先从人说起，……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先对“人”做了这样的阐释：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的“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显然，周作人既强调了人作为一种生物（动物）的自然本性，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该满足的，凡是违反人性自然需求的习俗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又注意到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所具有的高贵“神性”、内在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凡是“兽性”的余留与礼法专制可以阻碍人性的健康向上发展的，都应该排斥改正。“人类正当的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应该是“利己又利他、利他即利己的生活”，应该是“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有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把这种“人”的观念、人道主义观念落实到文学中，他提出并界定了“人的文学”概念：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周作人特别指出：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显然，这里的“人”的观念、“人的文学”观念，以及“人道主义”观念所反复强调都是人的个体性，是个体人的独立、自由和精神解放，是对封建专制的、封建礼法的声讨和反叛。这是“五四”新文学现代伦理精神的理论宣言。紧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指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4] 强调人的世俗性、普通性，用俗常人的真情实感对抗贵族文学、古典文学的虚伪和夸饰。这无疑是对“人的文学”观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在新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先驱们不仅关注文学内容的现代伦理精神，也特别关注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在这一点上，胡适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在胡适看来，文学形式的变革并非单纯的形式嬗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所以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1917年1月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中除“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是关于内容的，其余六“事”（“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务去滥调陈言”、“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主要是针对语言问题的。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的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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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5] 
　　透过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自由的“人”，在无拘无束地诉说着独立的、自由的自己。这正是“五四”新文学所孜孜以求的伦理精神。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是工具，同时还是思想体系，没有脱离语言的赤裸裸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把语言看成是与精神特性相隔离的外在之物。“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语言革命，便没有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 “五四”新文学现代伦理精神的个性化表达 
　　如果说理论思潮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路向，而其创作实绩则更生动地展现了其现代伦理精神的特质——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自我尊严的高扬。 
　　这首先体现在作家们强烈自觉的个性化追求上。“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为创作提供了多方面个性自由发展的肥沃土壤。我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现象。当时,散文的成绩甚至要超过诗歌、小说,就是因为散文更适合表现内心深处的细微感觉和个人化的情绪。标新立异、突出个性是每位作家的艺术追求，创作风格千姿百态。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朱自清的精美秀雅，冰心的明丽晶莹，周作人的冲淡自然……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种风格又都浸润著作者的个性。多种创作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正体现了对自我的尊重和强调，体现了个体人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体现了“人的文学”的时代品格。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不仅体现在作家们创作风格的个性化追求上，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充溢着由于“人的发现”而带来的全新境界，使文学对“人”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从很多作品的题目就可见一斑。小说如冰心的《超人》、《斯人憔悴独》，叶绍均的《这也是一个人？》，庐隐的《海滨故人》，汪敬熙的《一个勤奋的学生》，许钦文的《鼻涕阿二》……；诗歌如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李金发的《弃妇》……；戏剧如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欧阳予倩的《泼妇》……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鲁迅对“人性异化”的深沉剖析、郭沫若对人的力量与潜能的热情讴歌和湖畔诗人对美好爱情的纯真歌唱，此三者，当是“五四”新文学现代伦理精神的最强音。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疏远、脱离、转让、他者化。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是一种事物（某行为主体的行为）相异于自身的他物（非某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作为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基本概念的“异化”是人的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的行为。异化通常表现为三种类型：被迫异化即被迫不自由；自愿异化即自愿不自由；不觉异化，就是所谓的自我遗忘、自我丧失、自我沉沦，这是最深重的异化，是异化之异化是完全异化。卢卡奇说：“异化首先意味着对于形成完整的人的一种障碍”，异化“是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真正的个性的诸多最大障碍当中的一个障碍。”
　　在整个“五四”文学中，没有谁比鲁迅更关注人的“异化”，更深刻更全面地剖析人的“异化”。在鲁迅的看来，文艺不仅是国民精神的表现，更是国民精神的引导，因此，鲁迅的文学是严肃的“为人生”的文学，是真诚的、深入的、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它的血和肉的文学，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目的是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洗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因受宗法等级制度、封建伦理关系、传统思想文化的压抑和戕害，而导致主体意识、自由精神丧失的异化现象比比皆是。从孔乙己、陈士成到魏连殳，从单四嫂子、祥林嫂到爱姑，从豆腐西施杨二嫂到柳妈、卫老婆子，从刽子手康大叔到鲁四老爷、魏大人……“那西瓜地上的小英雄”闰土在生活的艰难和尊卑贵贱等级关系的压抑下，完全变成了一个苟活的“木偶人”。而领受过新文化洗礼的坚强的子君，也很快丧失了个性的光芒，在不知不觉中妥协与奴从。《阿Q正传》更是描摹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病态的典范之作。阿Ｑ无疑是自我遗忘、自我丧失、自我沉沦的典型，是最深重、最完全的异化。《阿Ｑ正传》是鲁迅观察、反思、剖析“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的结晶，鲁迅发现并创造了阿Ｑ形象，是对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存在的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发现。 
　　与鲁迅对人性“异化”的深沉剖析不同，郭沫若以高昂的热情、奔放的激情和雄奇的想象谱写了一曲宏伟壮丽的“人”之歌——“我”之歌。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呼声：“我……我崇拜我”(《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赞美我自己”（《樱花树下的醉歌》），“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雨雷电”（《湘累》），“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飞跑!……我便是我呀”（《天狗》）。这是在中国历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把人不当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生命意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和觉醒。而《女神》所展示的人的精神的自由状态，更是永远令人神往的。 
　　如果说鲁迅、郭沫若的文学世界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解放，强调的是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所具有的高贵“神性”、内在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创造性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那么以湖畔诗人为代表的爱情诗人则以纯美真挚的爱情歌唱表达人性的自然需求和合理欲望。“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一步一回头瞟我的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应修人《妹妹你是水》）然而，在漫长的裹脑时代，可怜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鲁迅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既不知道何为爱情，也更无人敢奢谈爱情。朱自清在《蕙的风·序》中说：“中国缺少爱情诗，有的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难怪湖畔诗人天真烂漫、真挚大胆的爱情歌唱要使封建卫道士们忍无可忍，终于发出了“有意的挑拨人们的情欲”和“不道德”的指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人学。然而，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在人与价值的维度上就存在着灵魂的缺席。灵魂视角、自我尊严的阙如使得人在中国从不存在。人类无非永远是“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人类自身也无非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至于理想的人性，从来就没有过。在对传统“非人”文学彻底反思的基础上，沐浴着近代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思潮的春风，“五四”新文学高举“人学”大旗，一开始便自觉地肩负起了反对封建伦理的任务，其中最直接、最普遍、最敏感的是人性解放、生命意识的觉醒、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捍卫。“我是我自己的”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这种现代伦理精神作为“五四”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人的精神解放产生了积极重大的作用，在消解终极价值的后现代社会，在由类像所组织和支配的消费社会，在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中，中国人再一次面临着迷失自我、被“异化”的危险。因此，重提“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对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真正解放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昨日的林中响箭所激起的洪大波澜，将永远流动传播，呼应于绵延不绝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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