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或隐在的父亲— 浅析金庸笔下的父亲形象

　　【论文关健词】隐喻;形象;复合性格;传统文化
　　【摘要】金庸笔下的父亲形象永远比不上他所塑造的那些英雄主角光鲜突显，他们不是袂失就是潜隐于英雄的成长过程之外。这种模式具有深层文化内洒，结构上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金庸笔下的父亲形象永远比不上他所塑造的那些英雄主角光鲜突显，他们不是缺失就是潜隐于英雄的成长过程之外。然而阅读文本时并不能也不应该跨越这些不太光鲜的人物，否则就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事实上，金庸所塑造的这类人物情节发展的关键，并在金庸的系列小说中构成一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又组含厚重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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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文艺理论家英枷登在《文艺学作品》一书提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层次构造的观点。他说:“文学作品是一种由几个不同质的层次组成的构造……由此构成整个作品中的复调的然而又是一致的价值属性。”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叙事文学，它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是情节结构，也是其小说构造的一个基本层次。金庸的小说里几乎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昭显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类似之处就在于作者所塑造的光鲜突显的主角几乎都有一个类似的身世之谜。最明显的这些主人公的父亲大多都是缺失的或者是隐在的，他们生来没有父亲，或者不知道生身父亲是谁。
　　实际上这种设置并不是随意的，相反这是一个核心所在，这在《天龙八部》里表现得非常明显。金庸要的不是洋葱式的结构，不是将一层一层剥落下来就此完事，而是设里了一个核心式、焦点式的结构，所有人物只有走向最终的那一点，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所在。首先是段誉，其次是乔峰，最后是虚竹。这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一环套一环，以段誉行走江湖结拜乔峰、虚竹而彼此联结在一起。段誉的江湖之行由于他的多情不断种下情根，不自觉地陷人乱伦的恐惧，在知道王语嫣、木婉清、钟灵、阿朱、阿紫等人是段正淳的女儿时，段誉感到了世界的幻灭。故事的结局更令人震惊，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段誉的身世之迷: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是母亲为了报复丈夫的到处留情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生下了自己.直到最后这个文质彬彬的翩翩公子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从小就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而父亲就在他身边—是德高望众，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要天理难容。虚竹，更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主人翁萧峰的命运更是跌宕多波折。萧峰本为辽人，因从小被中原武林人士误杀而被汉人收养，并得到丐帮帮主汪剑通及少林高僧传授武艺，在成人后因武艺高强、行事果断继任丐帮帮主，随后他陷人到一个尴尬的处境，被人指控谋杀养父母，谋害少林高僧。最后才得知这一切皆因生父萧远山而起，他的身世也因此明显了，小说读到最后才感觉到金庸设置的结构非常紧凑严谨，“身世之谜”并不是在故事开端就被作者用来作诱饵吸引读者，故事发展到这一步更像是无端随意而至，但确又是一个核心支柱所在，支撑起全书的构架。类似的还有《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
　　金庸的武侠小说以主人公多舛的命运为主线，富有传奇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和西方的流浪汉小说有相似之处，都是描写主人公行走江湖的遭遇。两者都淡化家庭，很少描述家庭生活，将笔触更多地放在旅程上，更多的表现人物的行动。然而两者又有区别，西方的旅程小说(或流浪汉小说)以叙事为主，情节通常不连贯，以个人行动安排故事，表现了西方人视个体行动和“独立的人”的思想意识，金庸的小说却因身世之谜使得情节连贯，在对待家庭这个因素上，两者同是淡化，但程度不同，西旅程小说很少描写人的亲情关系，涉及个人家庭生活时常常是一笔带过或点到为止，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不大;而金庸却大肆渲染家庭(身世)对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甚至是宿命的影响，因而安排了揭开身世之谜的隐线。这是因为西方人重视人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独立的人的思想，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儒学传统，一个男性公民，他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人臣、人子而存在，然后才是他自己，所以金庸加上了这样“身世之谜”的一个之前情节。之所以拿金庸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旅程小说相比较是有根据的，早在金庸之前中国武侠小说就有一定的历史，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金庸突破了这一局限大大地开拓了武侠小说的活动空间，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经验。严家炎先生就说过:“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成功”，可见西方文学尤其是旅程小说确实曾作为金庸的创作经验来源。
　　金庸小说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这一点也和他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失有关，这些人物驰骋江湖，凭着自己的超群武艺，过人的资质，完善的道德修养燕得了世人的景仰，而他们一部分人的父亲却为江湖恶人，如段誉的父亲是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萧峰的父亲萧远山也为恶不断，杨过的父亲杨康当年为江湖所不耻。胡斐的父亲是英雄，但在他还没出生时就死了，令狐冲干脆不知道父亲是谁。正是父亲的缺失或生身父亲潜隐于他们的成长过程之外，才造就了一个适合于英雄成长的环境，才使他们有了传奇的经历，造就了他们的英雄品质。英雄们也就脱离了传统规范要成为忠臣、孝子的限制，将活动空间引向广大无边的江湖，也背离了他们应该有的存在。再者，由于父亲的缺失，他们的命运从此融进了巨大的悲剧意识，使得英雄主义的品格一度得到提升。
　　金庸笔下的主人公(男性)都具有丰富、富有魅力的复合性格，而不是旧式武侠那种快意恩仇的单一性格。这种丰富的个性、性格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复杂的身世造成的。身世复杂即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混杂性(hybridi-ty)，这种混杂性是人性的多重接合，例如郭靖，他即使回到汉族他应有的存在时，他仍旧无法抹杀“苦寒之地”的象古塞外所拥有的温情记忆，那是躲避汉族奸臣追杀，与蒙族华筝公主共同成长的体验，还有少年时代起就与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别的友谊，直到与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时，这种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纯粹性才真正显示出巨大的人性魅力。又例如萧峰他肩负着汉人和契丹人双重身份的重压，以及对南朝丐帮与大辽国，对契丹生父与汉族养父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处境。在萧峰自刎的那一刹间，这个人物性格也才真正绚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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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笔下的父亲形象除了联缀结构之外，还构成了一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盔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层隐喻。周宁说“纯文学是‘革命’性的，通俗文学是‘复命’性的”。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通俗文学的意义首先是文化的，而不是文学的。我们应该从大众化的文化仪式意义理解它。就像基督徒做礼拜，华人过春节一样，在一种程式化的形式下重复进行，使每一位参与个体都能从中感觉到文化中源远深长的那种博大厚实的延续性，感受到共同生活的意义以及潜在或出现的问题。这样，程式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仪式，其文化功能就在于反复进行。”正是使用了模式化，不断地加重了文化上的深层隐喻，认同和加强文化内在的核心关怀与价值，谁也不能否认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金庸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金庸的小说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那金庸小说中缺失或隐在的父亲形象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呢?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观时说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确立“自我”的身份必不能离开其社会关系，首先离不开家庭关系，“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而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困中国封建社会是父权中心社会，社会文化秩序以家族为本位，血缘关系自然成为文化的结构性因素。在种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潜在的结构性原则，有一种最基本的，最内在的关怀与价值，将个体的行为与事件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统合形态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文化中的终极关怀的焦点都是在血缘秩序问题上。尽管金庸的小说一开始就让主人公走出家庭，在其成长过程中不受家庭的影响，但最后都不得不聚焦于血缘秩序这一个点上，不回到这一点，他们就没法确定“自我”的身份，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自小为乔三槐所收养，又得丐帮帮主汪剑通和少林寺高僧传授武艺，为人率真豪爽为世人所景仰，就自我价值的实现来看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的境界。但仅此还不是那个所要真正塑造的英雄，只有让他找寻到自己的血脉来源，他才能清楚地明白“我是谁”。即使那个谜底不是他想要的。确立家庭身份后，接着就是确立民族的身份，乔峰就不再是乔峰而是萧峰，按血缘，按民族他只能回归于契丹族，他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他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人契丹人的生活。并且以他个人的地位影响又注定了他的存在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存亡，他于万千军中胁迫辽王立誓不犯宋境，然后以死相报。萧峰的个人命运是最传统最纯粹的中国人的命运，最有中华民族化。
　　金庸小说中隐喻的寻找父亲的主题隐约可见，即使有些主人公的生父确实死了，他们也通过另外的方式寻找他们的父亲。例如:郭靖是遗腹子，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感受他父亲的存在，然而作者并不因此就忽略郭父不写，甚至不是简笔略过。在郭靖的江湖之行中，不断地有武林前辈或者郭父的故友出现，他们不断提示曾经所拥有的存在，同时也是让郭靖明白他自己的“存在”。杨过自小为郭靖、黄蓉夫妇所收养，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不断地追问他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黄蓉为人闪烁其辞，更加激起他的好奇。那位小小少年经常奇思异想，把他的父亲想成一个豪气冲天的大英雄，也如郭靖一样有很高的声望，这些幻想伴他度过少年寂寞的时光。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他终于揭开了他的身世之谜，他也才算真正地成熟。
　　由此可见，金庸在这个潜在的意义模式里包含着一个隐喻的世界观:血亲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缘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这种一致性秩序构成个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链，爱恨情仇，出生人死，均系于此。如此看来，金庸小说是从最传统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秩序和个人命运。血缘关系为世界秩序和个人命运的起点。
　　西方旅程小说也有一个隐喻的寻找父亲的主题。早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就有这样的一个科马斯寻找父亲奥德修情节，接下来的《小癞子》、《哈克贝利历险记》也都隐喻着这么一个主题，但都不太明显。并且很显然地，西方旅程小说没有大肆渲染这个“寻找”的内容，更着重的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对西方人来讲父亲最多暗示着一种精神需要，他们个人的存在不需要父亲来确立。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及行为结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中国人却不同，金庸的小说凭着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示了中国人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儒家正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父亲”这个角色的定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个男人的身份首先是为人臣，为人子。他首先是生活“家庭”这一个社会单元中.也就是他首要的角色是“为人子”。金庸几乎给他所有的主人公都营造了缺失父亲的情节内容，使得主人公一开始是没法准确给自己定位的，所以要费尽周折，千方百计去寻找自己的生父，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所在，真正回答“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一点上，金庸小说的设置体现中国整个文化过程的特质，中国文化是一种圆融式的文化，超越和回归在某种程度上意义是同一的。超越即回归，回归包括回归自然，回归传统。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型的，开拓式的，他们的超越是辫证式的超越。
　　如此看来，不回到传统文化上来根本没法理解金庸小说的深层蕴含的文化意蕴，也就没法离开表面的热闹、趣味而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缺失父亲”在金庸的系列小说中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在模式的不断重复中，模式本身的意味也就在不断地加强和被强调，这无不在强调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秩序的深切关怀。反复出现的故事情节必定是有某种主题性的暗示意义。在这个意义模式的基点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释义”系统。“缺失父亲”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并且能够暗示、加强、延续作品中力图表示的主导意义。
　　金庸如此强调这个意义模式，是否表明了他对这种传统文化秩序的完全肯定呢?其实作者一开始就企图在混乱的江湖之行中重建一个新的秩序，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存在的根基。令狐冲、郭靖、萧峰等人在江湖一路行走，不断地结识朋友，甚至结交拜把兄弟(即异姓兄弟)。然而这一新尝试没法造成聚焦式的效果，最终人物还是回到那个旧秩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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