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北现代乡土小说的比较视阈与现代性

　　论文关键词：东北　乡土小说　比较视闵　现代性
　　摘要：东北现代乡土小说脱胎并族属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其创作取向与理论主张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及其理论有诸多相同之处，显示了共通的创作精神。检视东北现代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启蒙是其必经的实现路径；同时又表现在民族性的建构和现代历史观的展现等方面。
东北现代乡土小说始现于1930年代，疑迟创作的短篇小说《山丁花》被誉为“代表乡土文艺的作品”，而其此前创作的《北荒》，已使人们感觉到作者是“一位勇敢的、尝试的乡土文艺家”，“现在满洲文坛的拓荒者”。但这仅仅于东北区域所论，就现代中国而言，乡土小说始于1920年代，是继“问题小说”之后而勃兴的文学创作风潮。在乡土文学创作潮流中，鲁迅以其系列描写乡土的小说，成为乡土文学的鼻祖或旗帜性人物。以往，有学者将乡土文学概念的提出也归为鲁迅，其依据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所言：“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②。其实，细致究察，鲁迅只是对某些小说的乡土特征做了说明，而对“乡土文学”并没有进行理论界定。已有学者考证，早在1925年，张定璜就在《鲁迅先生》一文中指出，鲁迅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其后，苏雪林在《(阿Q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中认定：“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艺术家。”“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后，表现‘地方土彩’(1ocalcolor)变成新文学界的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至今尚成为文坛一派势力。”④追寻现代东北的文学进路不难发现，较早提出乡土文学主张者是萧军。他在《一九三四年后全满文学上的进路》一文中提出，东北新文学要“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⑨。其后，山丁分别发表《乡土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与(山丁花)》等评论文章，在沦陷的东北文坛张起“乡土文学”的旗帜。他指出：“我们国度里(圈子里)底文坛，是把重点放在乡土文艺上的。
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文艺作品表现的意识与写作的技巧，好像都应当侧重现实。这样解释也许不会歪曲了所谓‘乡土文艺’的意义。”在他看来，乡土文艺内含着“时代的意识”，创作乡土文艺是“进行人类历史所负的正确的任务”。可见，山丁所主张的“乡土文艺”是突显现实和时代意识的人类肩负的文学创作的历史重任。山丁的主张与茅盾对乡土文学的阐释极为相近。茅盾认为，乡土文学“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他们都共同着眼于对乡土中国现实的审视。在东北文坛，人们对乡土文艺的理解当然有所不同。古丁对乡土文艺的理解囿于题材范畴。他说：“文学该不是那么偏狭的东西，我不主张文学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面。‘乡土文艺’倘若是有所‘论据’的话，也无非是‘大豆高梁’的唾余而装在玉壶里，好看一些而已。‘松梅竹菊’又何妨写呢?只要是文艺的话。”他指出：《山丁花》这样的乡土作品的作者“之所以能引人比为‘左拉’或《论关东》的作者的原因，我始终还要说：是因为这题材的‘新”’。在古丁看来，乡土文艺所表现的是文艺的“广”。他告诫人们，不能“只注重文艺的‘广’，却忘掉了文艺的‘深”’；“我们应当向着‘深’的路子去学习、磨练的”；“只剪取一块新的地方的景色、新的故事而塞进几个光会在故事里走而不会在人生里走的人物，是和文艺有着距离的”。@古丁为代表的“明明派”鲜明指出乡土文艺显具有地域主义和偏狭性。
恰切地说，在那个时代，乡土文艺的倡导者确实明确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地方性，以乡土小说创作实绩而蜚声文坛的秋萤便响亮呼喊出“建设地方文学”的口号。追根溯源，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将提倡“地方主义文学”纳入乡土文学艺术纲领，他说：“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实在是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元素，所以极为重要。我们理想的中国文学，是有人类共同的性情而又完具民族与地方性的国民生活的表现，不是住在空间没有灵魂阴影的写照。”可见，周作人所推崇的地域性，是强调“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和世风的影响，主张回归到生活中，这才是乡土文艺的地方性的本义。秋萤所倡“建设地方文学”的内涵与此相同。明明派显然是误解了它的意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可以理喻的误解。1923年郑伯奇发表文章提倡“国民文学”，便与这种误解有密切的联系，他提出文学中的“爱乡心”是文学作品的源泉，但其仅仅是“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源泉”，而“国民文学”便没有这种弊端了。∞由此，我赞成这样的看法：“乡土是思考国家民族大事的落脚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民族事就是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乡土想像的运行机制，所以乡土想像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像，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乡土想像，来对现代性解读。”这里所言正是近时期学界热议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学的现代性，而其所说“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乡土想像，来对现代性解读”，乃作者探索文学现代性解读路径的一个有意义的论断。那么，东北现代乡土小说的现代性表现何在呢?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东北现代乡土小说现代性的实现路径和基本内涵。启蒙显示的是人类觉醒与自立的一种状态，它的“祛魅”品格，表明了它必然要质疑传统、勇敢认知、消解传统，进而彰显真理。不言而喻，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中国古代文学脱胎而来并形成新质的文学，它与传统文学的决裂，便在相当程度与空间范围内进行着现代性的构建。东北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起步于启蒙。穆儒丐的《香粉夜叉》，标示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座新的界碑，其现代性更多地表现在文学的批判精神。《香粉夜叉》所表现的乡土意识，并不浮现于文本的层面，它是蕴含于作品内在深处，显示出城市与乡土的对立。作品中的夏氏夫妇及其女儿从乡村进入城市，在激烈的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碰撞中，被扭曲的世俗意识所俘获，成为旧道德的牺牲者，而充满个性精神、追求自曲价值的青年学生魏静文，虽然有壮烈的革命之举，却终被吃人的社会所毁灭。这无疑显示出了东北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所呈现的城乡冲突、传统与现实冲突的重大问题，预示了传统文化在进行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个性精神的肇始。他在启蒙进程中显现的“自我”的确立，构成了“现代性的灵魂”。魏静文不仅仅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扬者，更是五四伦理道德革命的先行者，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反传统的斗士。他的叛逆性及对社会价值的重估行为，隐喻著作者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观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现实态度。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山丁的短篇小说《在土尔池哈小镇上——一个马夫和马的故事》，也是一部显，j：乡土与现代意识猛烈交碰之作。作品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北疆一个小镇上发生的马夫与马的故事。马夫魏秉奎的所爱是一匹马，称其为自己的“老伴”。他对那匹马的钟爱，竟然超出了人之常情，导致了深爱着他的女人的忌恨，进而雇人刺伤了它并将其卖给了扎兰屯一家磨房。当魏秉奎欲以短刀为自己的爱马复仇时，那个勇敢的女人有这样一段表述：“我告诉你吧，我卖了你马才活下来的，我嫉妒它，我恨它，凡你爱的我都恨。傻子，你为什么总忘不掉你的马。在你的眼睛里，难道没有一件比它更可爱的存在吗?”小说全篇充满着现代爱情与传统爱情的激烈碰撞。作者无意批判马夫对马的情爱，字里行问充溢着对这位乡间关东硬汉的崇仰之情。但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对马夫的有畜性而无人性的叙述，确显现出现代性的悖论。马夫对爱马的纯真、古朴、率直的爱恋，无疑是乡村农夫传统观念的自然外射，但这种情恋又确有失于人道，是一种扭曲、畸形的情愫。倒是马夫魏秉奎的情妇表现出的代个人性爱的人类道德的进步趋向，表现了与人的本性和现代思想吻合的爱情观。
疑迟的短篇小说《乡仇》，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复仇故事。以为人放牧为生的刘老头一时疏忽，牛进入村董马启泰家的田地。恼怒的马村董竟然扣押了价值200余元的一头牛以抵被牛踏坏的麦田。被逼无奈的刘老头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际，以剃刀自刎。若干年后，已长大成人的刘老头之子刘斌升潜入村内寻找马家为父报仇。而此时马村董已亡故有年。其家早已败落得一贫如洗。执“父仇子还”之念的刘斌升目睹了村霸于二爷在马家逼债的惨相，将欲行凶者的村霸杀死，背起病中的马启泰的后代马老二，拉着马家小妹，走进了“天空的星斗放射着寒冷的光芒”的沉沉黑夜中。作者试图解读的是伦理层面的道德意识，呈现的是善与恶的对立与抗衡，而这些又是建立在家族制度与礼教基础上的。然而，故事的结尾，复仇与救难却交织在一起，以农民对正义的服膺，使小说彻底冲决了旧传统的堤坝，充分显现了现代文明的力量。作者正是在这种消解与解构复仇中，进行着对文学的现代性想像。
东北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又表现为民族性的建构。关于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中给予了阐释。在他们看来，民族性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有“民族性与现代性对立”论、“民族性具有狭隘和片面的偏误”说以及“民族性等同大众化”的观点。其实，文学的民族性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两个方面，而民族性的意义则被视为现代性基本核心的内核。正如果戈理所言：“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
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那么，包括东北乡土小说在内的中国乡土文学，便承载着救亡重任，以乡土寄托着对民族的情感，寄寓着对民族与国家的理解。
东北乡土小说的民族性建构，体现了“救亡”的基本特征。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以其特有的文字表达方式，不仅复现了东北生民蝼蚁般的生活，而且描摹出北方乡民面对殖民统治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识”。萧红的《生死场》，讲述的是发生在哈尔滨附近偏僻乡村三家子中的故事。在所谓“王道乐土”下，土地荒芜，人性扭曲，男子被杀，乡妇遭奸，坟墓日见新增，野狗出没其间觅食，瘟疫横行肆虐，……萧红生动地将生与死并无多少距离的乡村空间，完整地显现于世。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本来也安于此状，在坚强生存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了其一生。但当民族战争爆发之后，乡民的反抗精神得到充分显现，他们由以往的为死而生转而为生而死，发出誓言：“今天我们去敢死，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整个村子的村梢也情愿”!北方农民那种刚毅、不屈、无畏的民族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浑河的急流》则在表现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急欲对民族性进行新的阐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浑河的急流》中的水芹子形象，是端木蕻良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个发展。“她不像《科尔沁旗草原》中的水水那么稚弱，也不像《大地的海》中的杏子，虽有一定的阶级和民族觉悟，但还不时流露着哀愁。水芹子比她们表现得更为坚强。她已不复为命运而哭啜，而是握紧了暖木刀柄，准备和敌人搏斗。这个刚强而又富于柔情的姑娘，比她的父兄与情人具有更为迷人的力量。她的性格体现了北方女性特有的粗犷的美。通过这一艺术形象，作者在呼唤健全的人性与理想的民族性。”凹及至1940年前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则相对发生了某些变化，长期的流亡生涯而产生的对故土的思念以及由此而生的故国乡村依然为异族所霸压的忧伤悲惊之感，浮荡在其创作中。这种情绪与自然清新的文字的结合，鲜明体现了东北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呼兰河传》是萧红以其对小说文体独特的理解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虽有对传统社会、封建制度的提示，对国人劣根性的批判，对爱与生的歌赞，但更多是一位因家乡遭受异族践踏而被迫浪迹天涯的女性作家对故土的怀恋和家园的关切。她在难以自拔的寂寞感中进行着现代语境下的乡土想像与无奈的神往，进行着独特的民族性的文化建构。
东北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又表现在对现代历史观的艺术展现。确切地说，任何历史都具有不可重复性与原生态的复制性。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历史的话语“是想像的产物”，现代历史观表现为不同于传统史观的循环性特征而显呈直线型的进化特征。这种新型历史观在萧军的《第三代》中清晰可见。作品是以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为社会背景的。它首先预设的是一幅幅历史循环的画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这并没有在辽西的凌河村产生效应。春二奶奶家里依然供奉着皇上的牌位，江大辫子仍旧把辫子盘进帽子中，此虽属个别，但还是显示出凌河村的麻木和时间的停滞状态。即使那些享有资产者，也还“不相信没有皇上是永久的事”。然而，历史必然遵循着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作者在展现农民生存方式的同时，着意彰显了时间对于现代性构建的意义。萧军在进行乡土想像时，特别开辟了现代性信息对小说输入的渠道。如果说萧军在作品中把凌河村与羊角山胡匪相联系，目的在于否定农民解放走胡匪道路行不通，是向传统和历史的倒退，那么将凌河村与都市连接起来，则呈露了现代性创作思维的情状。农民当上了旅店管账、粮栈工员、器乐手工制造者，这里不仅隐现着时间意识的必然性，也内涵着现代性社会发展的认识机制。显然，萧军以进化观的历史演义展演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之旅。而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又回到凌河村，这种与当初他们对乡村的逃离具有相同性质的对乡土的回归，同样是现代性构建中对人的精神补偿，是现代性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奥克达维沃·帕兹所言：现代人对原始时代的怀念，对原始时代的回归，“不是天体运行的结果，而是人类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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