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理现实主义的成熟——从茅盾文学奖农村题材作品

　　论文摘要：新时期，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说明对其发展走向的把握还不是很明确。对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人物心理的透视和传统文化转型的洞察两个方面作为切入口，进行浅析，以期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起到疏通脉络的作用。
　　关键词：心理现实主义；人物心理透视；传统文化转型
　　历史的车轮已滚滚驶入2l世纪。我们禁不住回顾过去。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二三十年代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浪漫主义以及8O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但是现实主义在经受了被宠爱和一度被冷落之后，仍然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保持着奋勇前行的生命力。
　　新时期，许多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的“疯狂袭击”下，纷纷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正常轨道，而现实主义的著名代表作家之一路遥却在现实主义被搁置到边缘地带时，用了3年时间慎重思考，最终还是坚定不移地采用现实主义来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虽然有人说《平凡的世界》存在瞢某些不足和缺憾，但我们认为它名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榜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通过逼真的细节和真情实感的描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从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西北部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社会生活画面，呈现了在时代变迁中城乡生活已经发生、行将发生的巨大转变，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同时这种走向是通过对农民的心理性格的刻画，通过对农民从动荡走向转折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精神世界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的描写体现出来的，是经由艺术真实而传达的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标志着开放现实主义的胜利路遥认为“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方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路遥的思想艺术观念是开放型的，他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同时，广泛吸收西方现实主义各流派和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艺术营养，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态对待文学创作方法的运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不少作家表达了超越政治型思维心态的愿望，他们提出小说创作最要紧的是需要一种与政治眼光、经济眼光不同的“文化眼光”、“文学眼光”，作家应该用文化、文学眼光来观察、分析社会生活，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观察和研究各式各样的人，去展示人的命运，剖示人的心灵世界。路遥正是在这一点上狠下功夫，自觉调整自己的思维心态，抛开以往单一的阶级、政治视角，以揭示人物心理乃至大文化全方位观照的视角来进行小说创作。他师承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鲁迅等心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派的新历史主义，着意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忠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把“乡党”柳青式的心理现实主义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
　　1人物心理的透视
　　关于路遥在人物塑造方面运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成就在《平凡的世界》讨论会上，评论家们谈了很多，如主要人物不再是阶级、政治的直接化身，而是个体意志的表现“在结构上，不是社会政治矛盾的人物化，而是以有血有肉的人物为中心，将时代冲突心灵化”等等。其中，最富有创新特征的，我们认为是，政治事件退后，人物的命运遭际和心理情绪被直接推到了描写的中心位置。《平凡的世界选取的时间背景是中国“大转型期”的10年，这10年对中国的发展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品并没有落入图解政策的窠臼和模式，而是将具体的政治、经济内容淡化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着意于对普通农民平凡生活和性格命运，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情感意绪心理的描写，探求他们在坎坷人生道路上精神世界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包涵的普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广泛的社会问题。
　　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经历了风风雨雨10年短暂而又漫长的坎坷路程，面对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而又交叉渗透的局面，他们原有的价值观、人生观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猛烈的冲击，这一切都迫使他们开始重新思索生活的内涵、生命的价值，而不再像父辈那样只求丰衣足食、安土乐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国内环境的日渐宽松，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交往日益频繁，二者之间的距离也日渐缩短，出现了一体化的苗头。大部分农村青年涌向城市谋求自己发展的出路，一小部分仍然在农村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孙少平和孙少安弟兄俩就代表了这两种农村青年迫不及待的冲动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因为他们在当时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具有旺盛的求知欲望、深沉的忧患意识、冲破生活樊篱的勇气，早就渴望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孙少安敦厚淳朴、诚实善良、勤劳能干，任劳任怨。由于很早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深切地体验到贫乏的物质条件、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窒闷的生活环境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因此，他想摆脱目前的困境、改变现有的乍活方式、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有着敏锐的知觉和清醒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时，他出任生产队长，为了村民私自扩大猪饲料田，虽然身心都遭到摧残，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从心灵上驯服；率先实行责任田承包，打破旧有的生产方式，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气魄；在砖厂破产之后，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贷款重整旗鼓……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他的魄力以及与命运抗战、与现实抗争的精神，关于情感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横亘在他和润叶之间不可逾越的沟壑，所以就主动回避润叶的热情呼唤，为了不耽误心爱之人的前程，他赶紧找了个与自己门当户对、实实在在的农村姑娘。娶妻生子，以趁早断绝爱人心中那不灭的希望。
　　如果说少安这种改变生活现状的最初动力，仅仅是由严莺的物质匮乏所引起的一种恐惧和对美好生活深切向往的冲动的话，那么当他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之后，这种冲动理所当然地会伴随着物质的日渐丰裕而慢慢转换成农民式的满足意识和优越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物质的富足虽然解决了吃穿用度等最基本的物质问题，但另一些新的问题却开始困扰他，这就是新型农民对生活、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尽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但这种意识将促使他不断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后来，他个人出资请来了建筑工人重建双水村小学，这种举动与刘玉升盖庙的封建迷信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出少安在心理上逐渐走向成熟。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弟弟孙少平则显得更为清醒和敏锐。黄土高坡上几千年古老的生活方式不仅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且使他产生永不满足的心理。城市生活的冲击、科学文化知识的熏染，都在不同层面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产生强烈地渴求文明生活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高中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当了少有的教书匠，但在失去这份在农村中相对不错的职业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奔到黄原城做小工，后来又到铜城煤矿当工人。历尽无数艰辛和屈辱，但他自始至终坚守着农民的本色：勤劳、善良、勇敢、坚忍不拔、富于同情心、爱打抱不平。特别是在他到煤矿当了工人以后，如饥似渴地吸收消化着新鲜的血液，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世界和现代意识的影响，并积极主动地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进入到另一个新的未知世界，增长了不少见识。他曾在给妹妹写的信中说：“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毫不掩饰，我们想出人头地，想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如果我们连眼前这一点困难都无法克服，不具备起码的吃苦精神，我们将永远成为权力的奴仆和城市的雇佣军。”这段关于农民出身和苦难遭遇的独到见解渗透了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传统美德，也溶入了他对农民、对人生的全新认识，也是对少平执着追求、顽强拼搏的精神动力所做的最好注脚。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孙少平在种种艰难困苦的遭遇中一次次地挺了过去；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他那普通平凡的一生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他不断地追求，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超越自我，用实际行动证明着自身的价值。
　　师承柳青的路遥并没有局限于师傅的成就，而是突破那种对带有鲜明的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描摹，转向对生活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不满足于农村、一心向往城市的青年农民和一小部分仍在农村奋斗的新型农民的心理刻画，获得了同梁生宝形象塑造一样甚至更大的成功，从而标志着心理现实主义的日趋成熟。
　　2传统文化转型的洞察
　　路遥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充满深情地热爱着那片哺育了他的黄土地。黄土地上几千年古老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使他朴实无华、深沉浑厚；新中国的现代文明启迪着他，使他视野开阔、广纳博取。在这双重文化的洗涤下，他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生使命感，以自己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对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对故乡黄土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农民命运的热切关注，创作出了一系列真实反映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正是《平凡的世界》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观照、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的反思，从而使其思想内涵、文化意蕴显得尤为厚重。
　　路遥并不像柳青那样有着激越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柳青那样对政治怀着浓厚的心理情愫，而是倾向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把生活忠实地再现出来。他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孙少平和孙少安是农村青年，孙少安是农村中居于中坚力量、毫不动摇地献身于土地的新型农民，孙少平则是农村中那些不安于现状、思想上更多地受到现代意识的影响、情绪上处于矛盾和躁动状态的一代青年。而这两个人物，又恰恰是《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和裂变，是作者将高呻林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产生的两类新的形象。高加林是新时期苦闷、躁动、追求上进的：衣村青年的代表，而孙少安、孙少平则表现了挣扎于历史新时期前夜的农村青年在生活底层的努力奋进、顽强拼搏的精神。
　　从表层意义上来说，通过对这两个形象的塑造，路遥只是给我们描绘了当时一小部分农村青年在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上转变的苗头；但是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却透露出路遥对传统文化转型的洞察与思考。路遥使我们意识到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放眼于宗法农耕文化与城市工商文化出现交汇融合的萌芽的大背景中来考虑，这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的方法。在宗法农耕文化向城市工商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二者在相互排斥与吸收、碰撞与融合的双向互动中共同向前发展。宗法农耕文化中的求真务实、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是进步的，但其重农轻商、安土乐天的思想观念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必须将城市工商文化引进宗法农耕文化，使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从而促使农民思想得以根本转变，并且保：睁宗法农耕文化优秀的一面，这才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最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动力．．这也显示了路遥对传统文化正质的肯定，负质的否定，显示了他对由宗法农耕文化向城市工商文化的转型、城乡一体化趋势的洞察和呼唤。也许这是路遥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的设想，然而它却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成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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