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郭沫若 诗剧 “五四”时代精神
摘要:郭沫若的诗剧创作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破坏一切、创造一切、追求个性解放等。艺术上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性和剧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诗剧的生成,离不开郭沫若的卓越开拓。作为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以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诗歌话语,创建了现代诗剧体式。郭沫若将“五四”乃至整个现代诗剧的起点铺得很高,并给同代及后代作家以巨大影响。他创作诗剧集中在‘’五四”时期,主要作品有《黎明》、《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剧体现了狂飘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黎明》是郭沫若创作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诗剧作品(作于1919年11月14日,后发表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抒发了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激情。它描写一对挣脱了封建束缚的先觉儿女,回到了光辉明耀的大自然中。但她们还惦念着尚未解放的兄弟姐妹。于是她们向着太阳膜拜礼赞:我要涤荡去一些尘垢批糠。我要创造出一些明耀辉光”。她们赞美‘’天下的太阳”,祈祷太阳“永远放射你的金剪,射尽那些天狼”,‘’驱逐黑暗邪恶,恢复失去的乐园,来祝天地的新生”。这是一篇以狂欢为基调的童话诗剧,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以最新最美的面貌出现,唤醒后觉者,一起砸碎“幽宫”、“囚笼”,向新世界奋进他们不仅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且还有必胜的信念。驱逐邪恶、歌颂光明、欢庆新生构成了全诗的基本主题。
继《黎明》之后,1920年郭沫若又先后创作了四部诗剧:《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架》可说是《黎明》的姐妹篇,也是破坏与创造主题的诗意表现。如果说《黎明》体现了毁灭“幽宫”、“囚笼”、创造“明耀辉光”的精神,塑造了生机勃勃的先觉者的形象,那么《凤凰涅架》则进一步表现了毁灭与创造主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通过对先觉者的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抒写,来表现对新生祖国、新生自我的向往。《凤凰涅架》写于1920年1月,由三个部分组成。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是序曲,写的是一对凤凰“飞来在丹穴山上”,它们衔来香木,煽起火星,准备自焚而死。此时它们的情感是“低昂”、“悲壮”的,为整个诗剧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第二部分是正戏。包括“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四个部分。“凤歌”,主要表现了男性对束缚个性、压抑民主的黑暗势力的极端不满和痛恨,诅咒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社会。“凰歌”,唱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抒写了自我解剖、自我否定、渴求再生的精神。“凤凰同歌”十分简短,进一步渲染了低昂悲壮的气氛,抒写了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决心:“身外的一切!/身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群鸟歌”,通过对岩鹰、家鸽、鹦鹉等一群凡鸟的抒写,有力地鞭挞了政客、奴才们的庸俗丑恶,反衬出凤凰的高洁、悲壮、崇高。第三部分是“凤凰更生歌”,其中包括两曲。一是“鸡鸣”,指出不仅“死了的凤凰更生了”,而且“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二是“凤凰和鸣”,抒写了坚贞纯洁的凤凰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在烈火中向着未来翱翔,在烈火中向着光明欢唱!“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凤凰涅架》集中表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不仅要毁灭罪恶的旧世界,把旧的一切连同旧的自我在烈火中统统烧毁,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和谐、净朗、芬芳和自由生动的新世界。这种理想境界虽难免有“乌托邦”之嫌,但其破坏—创造的热望与激情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艺术传达。
1920年,郭沫若还先后创作了被称为《女神三部曲》的《棠棣之花》(写于1920年9月23日)、《女神之再生》(写于1920年12月20日)和《湘累》(写于1920年12月27日)。这三部诗剧都取材于神话和历史。诗人借助于这些神话和历史故事,意在传达“五四”先驱们为实现破坏—创造的社会文化理想所必备的巨人气魄和英雄精神。《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这部诗剧只写了聂母墓前聂政和聂荧诀别的一幕。通过英雄人物聂政、聂荧姐弟的抗暴锄恶,表现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和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同时也抒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女神之再生》是根据《列子·汤问篇》写的,但诗人并不为了再现这个神话传说,而是以此“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撷项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其中的女神形象是理想的化身,她们本来就是这世界的创造者,曾经炼就五色彩石把天孔补全,为的是迎来一个“优美的世界”。当她们发现这世界又要再遭“浩劫”时,便立志“创造些新的光明”,“创造些新的温热”,“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共工、额项为争夺帝位而互相征伐,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共工战败,企图毁灭整个世界,结果与撷顶同归于尽。诗剧反映了人民对军阀战争的憎恨,表现了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同样是“五四”时代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精神的体现。《湘累》取材于屈原放逐后的生活,但只截取游湖这一片段。诗人曾说:《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诗人借屈原之口,抒发了对“混浊世界”的愤慈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叹息的赤子之心。《湘累》中的“自我”形象,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形象体现和诗意概括,“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就鲜明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人们要求挣脱一切旧罗网、渴望新生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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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五个诗剧都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与抒写破坏—创造激情并行不悖的另一主题是个性解放,郭沫若的《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体现了这一主题。《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两部诗剧虽然都作于“五四”过后的“低潮”期,但也同样反映出鲜明强烈的时代节奏。(广寒宫》表现了年轻、活泼、聪慧的嫦娥们对自由、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嫦娥二曾说“我们能想个法子出来,把他(指张果老)拘束着,听随我们自由,那是多么好啦!”表现了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向往。诗剧中通过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反复抒写,“天河涓涓水在流,隔河织女恋牵牛。可怜身无双飞翼,可怜水上无行舟”,表达了对真挚爱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张果老在诗剧中是黑暗腐朽势力的象征。嫦娥们不仅编了一首歌对他进行讽刺抨击,还设计让他答应“等我研倒了之后,你们再进学堂也好”,结果“树枝听见震摇,树身永不受些伤痕”。可以想象嫦娥们得以暂时地享受自由欢快幸福了。《孤竹君之二子》取材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历史传说,但伯夷、叔齐的形象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采薇》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在此诗剧中,伯夷追怀“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诅咒“那万恶不赦的夏启”,从“他那家天下的制度”种下“一切的罪恶和不幸的根芽”。因此,“我只能离群索居,独善其身!”‘.你们回到这自然中来,过着纯粹赤裸的野兽生涯,比在囚牢之中做人还胜!”。现实的囚牢在他眼里是这样的一幅图画:“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那儿是阴险,阴贼,贪婪,涌聚如蜂。青蛇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奴颜脾膝者流在脓血之间争宠。”他希望人们“逃向自然”,去高唱“人性的凯旋之歌”。对旧制度的诅咒、对自由人性的追求贯穿作品的始终。
综观郭沫若的七个诗剧,可以发现题材以青春童话、历史传说和神鬼故事为主,多采用想象象征的表现手法,有着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着力表现反抗专制、张扬个性、渴望创造、追求光明的“五四”时代主旋律。他的诗剧创作交织着中西文化的影响。郭沫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素养,正如他自己所说:“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西方文学特别是歌德的创作对他的诗剧创作影响也很大,他说:“读过了些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的剧作,不消说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想来从事史剧或诗剧尝试的。”郭沫若的诗剧较好地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情和剧情、意象和形象、诗语和剧语的统郭沫若诗剧属于理想型诗剧,理想型诗剧侧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感情和理想信念。此类诗剧多以历史和神魔题材为主,凭借作者丰富奇特的想象力,虚拟出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来传达作家超越现实的主观愿望。郭沫若诗剧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都洋滋着“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浪漫主义精神。《女神之再生》中,当女神们从大海中归来,面对遍地创疾和破碎的天体,再炼五色彩石来补天已经“莫中用了”,她们决心再造个“新鲜的太阳”,这“新鲜的太阳”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诗剧有着鲜明独特的抒情方式,他的抒情角度和所抒发的情感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郭沫若从“自我”出发,经由对“自我”的极度扩张,使其扩张到与宇宙同体甚至比宇宙具有更大的吞吐能量,诗人正是借这一“自我”无与伦比的创生能力去“新造葡萄酒浆”,“新热新光”和“一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显示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毫不妥协的反叛个性和独立不羁的创造精神。
诗剧的形象塑造有其特点,诗剧的形象以其象征性、写意性达到了与意象的融合,创造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圣境,使现实和观念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郭沫若的《凤凰涅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序曲”即营造出一种凤凰集香木自焚的悲壮氛围,接着通过“凤”和“凰”对唱,前者以悲愤的男性声调诅咒了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般的旧世界,后者以凄婉哀伤的调子倾诉女性五千年以来的苦难经历。正当凤凰燃起熊熊大火之际,一群凡鸟自天外飞来观看。然而就在这些凡鸟幸灾乐祸的叽喳声中,一轮红日在黎明时分升起,自焚的凤凰也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与诗人自我也变得新鲜、甘美、光华、欢爱与和谐,由此形成“凤凰涅架”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象征境界,传达出诗人乃至整个时代所特有的创造激情,使整个诗剧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郭沫若诗剧语言充满抒情性,且能达到诗语和剧语的融合。诗剧中不仅对白、独白已达到诗语与剧语的平衡,就是舞台说明也充满诗性,达到了二者的统一。郭沫若曾说:“《棠棣之花》里面桃花正在开花,这儿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好些友人都说它是诗说它是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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