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呼应市场追寻现代——新文学烛照下的中国现代通俗

　　论文关键词：文化市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　新文学　现代性
　　摘要：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重要一脉。从20世纪初到4O年代末，作为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市场需求，独立发展自身，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性；“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的同时，不断追寻2O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20世纪初，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催化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骤然兴起，因其时恰恰又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期，而后者的启蒙精神和审美特性构成了2O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主导因素和强势话语，所以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前者。一方面，新文学企图借助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将“化大众”的启蒙理想变为“大众化”的世俗化运作，这个过程贯穿了新文学发展的始终；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则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借以吸取其营养、资源，丰富、完善和提高自身。从2O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了市场的需求，独立自由地发展，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I生；“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呼应和融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诉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是小说，但小说在古代是被轻视的，这便限制了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发展。到了晚清，“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以及‘文界革命’促使了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启蒙精神影响下，《新小说》等杂志应运而生，把小说地位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仅为新文学，也为通俗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启端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就是发表在《新小说》杂志上，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前后，在诸多小说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者中，有的本身就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或先锋，有的则深受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他们创办和编辑小说杂志，固然受到文化市场的激发，很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和雅俗共赏性，但也含有“劝世”、“醒世”、“济世”的宗旨，因此，最初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许多小说雅与俗的界限是不分明的，即使是十分通俗的小说，也体现了“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精神。只是到了民国初年，由于市民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成熟，通俗小说越来越追求自身的特性、功能，更多地以长篇形式从“新小说”中分离独立出来，并产生了专门发表言情小说的《礼拜六》等杂志，出版以后，“居然轰动一时，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期销数达两万册以上”，可见读者对通俗小说热情的高涨。其实，言情小说在诞生之时也表现过人的朦胧觉醒，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但也揭露过包办婚姻的残酷，展示过礼教给青年男女带来的悲剧。对于言情小说，周作人曾指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 ‘‘五四”新文学作家批判这一派作家企图改良礼教，这也恰恰说明他们在表现人的朦胧觉醒方面作出的贡献。
　　民初时的中国正处在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通俗小说对新观念的表现，对题材禁区的突破，对新的小说形式的运用及探索的勇气，都使它成为与传统小说有本质区别的“新”小说，并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开始突出了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价值区分，“鸳鸯蝴蝶派”被划人通俗文学领域。毫无疑问，新文学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技巧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比“鸳鸯蝴蝶派”迅猛得多，但新文学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便是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这一错误使他们在企图唤醒大众时却Et渐疏离了大众。对于市民大众而言，欣赏文学，旨在娱乐，所以当新文学的主流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翼后，以满足市民大众审美需求为宗旨的通俗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便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从来就是重要的一脉，尽管不断遭到新文学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激烈批评，但它从未衰竭，即使有过暂时的退却，但偃旗息鼓之后又有一番呐喊和冲击。2O世纪3O年代文坛所出现的“平江不肖生现象”、“张恨水现象”以及“徐箭、无名氏现象”等都充分显示了通俗小说的力量与影响。这说明，通俗小说适应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文化，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审美心理并在广大市民读者心灵深处达成了审美契合。20世纪初，由于文化市场的催化，中国产生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因他们靠写作卖文为生，所以必然要考虑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追求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化。但是，他们大多又是经受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吸收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养，程度不同地具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现代意识和审美品格，这就使得他们在进行通俗小说创作时，有着与古代和西方商业社会通俗小说作家迥然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态度，从而在通俗小说创作中不放弃对现代精神与价值理想的探求与追寻。

　　对传统通俗小说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改造，取得成就最大的，当推张恨水。老舍称赞他“是个真正的文人”，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的成功，应该纳入到新文学精神烛照下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进行阐释。许多论者在论述他的成就时，多从融雅于俗、雅俗结合的角度给予评说，而对其创作中的现代性思想、立场和态度注意不够，这样就无法充分评价他的出现对于2O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型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张恨水在开始创作言情小说成名作《春明外史》时就表明了他关注世事、针砭时弊的创作立场和态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向新文学靠拢。张恨水所走过的通俗小说创作的路子，都是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其标志性成果便是《啼笑姻缘》。这部小说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便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出版单行本后又相继被搬上舞台和银幕，风靡一时。对这部小说，严独鹤感慨道：“一部小说，能使阅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作小说界的新纪录。”
　　张恨水强调通俗小说必须现代化，小说倘若不反映现代生活便会少有活力；同时他又认为通俗小说具有新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便是它巨大的读者群。他曾指出，新文学虽然前卫，但较难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所以他力图辟出一条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新路，使小说既具有先进观念与现代意识，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他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突破传统的言情模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以传统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人物模式和情节冲突模式均被打破，才子佳人让位于芸芸众生，情爱冲突的决定性因素由外转内，浪漫唯情的故事也被现实人生所取代。譬如《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杨杏园已不仅仅是才子，而且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啼笑姻缘》中的樊家树，也是一个平民大少爷，他的爱情哲学已经摒弃了金钱门第的因素，他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的爱情纠葛凸显的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其二，致力于艺术上的雅化。通俗小说之热衷于俗，是因为世俗的读者渴望享受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所不曾遭遇的惊险、离奇和刺激，但这种俗化的魅力在新文学人主文坛之后便E1渐消减。张恨水在雅化上做文章意在加速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做到这点，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个性解放意识与平民精神，并在观念上淡化封建士大夫色彩；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自觉重视细节刻画与心理分析，注重性格塑造与景物描写。他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这种致力于雅化的努力使他成为同时代通俗小说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其三，尝试进行多种小说样式的融合。《啼笑姻缘》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他应报社的请求在小说中写了侠客关氏父女，这种言情与武侠的结合虽有迫于形势的无奈，但也不可忽视他尝试求新的动机。张恨水的影响如此之大，不仅推动了通俗小说作家向新文学靠拢，而且也吸引了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小说家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将小说的通俗性与现代性紧密结合，而将这种结合进行得最成功的无疑是徐好与无名氏。
徐訏是上个世纪3O年代文坛出现的一个难得的鬼才。他的小说“擅长以具有传奇色彩、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表达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和追求，作品充满着浪漫色彩、空幻理想、哲理意味”。徐訏先攻读过哲学，后又研究心理学，又曾留学法国，如此专业与经历，以及西方思想和艺术的浸染，他的小说当是货真价实的“新”小说，但他却自觉地从通俗小说中汲取养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别样的格调。其小说《鬼恋》是在志怪小说、侦探小说和现代情爱小说甚至“革命小说”的多重刺激下产生的。他以怪诞阴郁之笔写奇特女子的幽艳姿影，悬念重重，小说在“鬼打墙”、“人打墙”的艺术迷宫中，显示了作家神采独具的诡谲才情。《阿拉伯海的女神》写异教徒之恋，穿插巫术、梦境、奇遇，弥漫着虚无飘缈的感觉；《荒谬的英法海峡》写主人公在航海途中被海盗所掳，而盗窟竞像桃花源，主人公更在桃花源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最终却发现是南柯一梦。《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一开头，就使读者进入猜谜心态。作品把人物安置在环境和心理、爱情和命运的连环套之中，通过对变态心理的反复发掘和多边爱情的错落交织，驱动着故事情节花样翻新，在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升华出对人性之伟大的崇拜和对宗教式的净化境界的期盼。《风萧萧》是通俗性与现代性结合得最成功的范例。该小说在《扫荡报》连载时，像一股强劲的季风，席卷了大后方，“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人人争相先睹为快。因《风萧萧》名列1943年畅销书的榜首，也使该年被称为“徐舒年”。这是一部聚爱情与间谍、舞姿与乐韵于一体的力作。小说写“我”和三个个性各异的女子之间发生的曲折爱情纠葛和政治牵连，展示了变幻莫测的“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的错综图景。小说写的是间谍，但又没有陷人间谍小说的窠臼，而是在间谍与反问谍的密谋和疑忌中，在繁华与孤寂、爱慕与冷酷中，小说依然能进行高层次的艺术探索，游刃有余地舒展清细的感情书写和隽永的景物描写。整部小说情节浪漫惊险，想象飞扬绮丽，语言抒情典雅，且渗透着民族意识与正义精神，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徐訏小说运用了众多的现代小说技法，尤其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物进行解剖，以达到探究人、发现人的目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一方面又表现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传奇性与哲理味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传奇的故事仅是他小说的外壳，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并探测人类的心理世界才是他的作品的灵魂。吴义勤认为：“徐舒对人性意识的剖析总是融人于故事性极强的文本，这是他的小说通俗性和现代性同时呈现的内在原因。”
　　无名氏于1937年初登文坛时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其作品情真意挚，用语铺陈，风格新奇。他的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以其新奇艳丽的书名、风流倜傥的爱情故事、跌宕多姿的人际悲欢，以及迷乱苍茫的哲理思索，风靡文坛。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哥更为粗豪舒展，在徐舒展示西欧的柔情，晃动着若隐若现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这里强调的是它雅的一面。也有学者强调它俗的一面：“标新立异地希望给人以刺激和陶醉”，“是遣送时间的消遣书”。其实它是既有通俗性，又有时代性。《北极风情画》写一韩国军官与一波兰少女，在奇荒异寒的西伯利亚爆发了一段疯狂而凄绝的爱情。虽然凄绝哀艳一如言情小说，但于奇情奇景中融人的民族意识却令人耳目一新。《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觉空的自述，作品交织着荣辱悲欢，对情感的宣泄与对心灵的拷问紧密结合，兼以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增强了读者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
徐訏与无名氏的小说是非常通俗的小说，作品既有世俗的读者所著迷的一切：艳遇、惊险、阴谋、神秘、诡谲；同时又有现代小说的某些品质：探寻哲理、表现人性、深掘内心、分析心理、语言明快、技巧前卫。他们的作品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化层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常常既被通俗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又被现代派文学研究者看作典范，从而成为两类研究对象的“交集”。
　　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时代、社会俱进，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提升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使之成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写作而进入文学史。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学现代性”不等于“纯文学”，在文化市场语境中写作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吸取的是新文学的某些思想精神资源，而不是将自己也变成属于“纯文学”的新文学，其自身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传统特性和市场文化特色，张恨水、徐舒和无名氏均是畅销书作家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新文学精神逐渐演变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主流话语和强势话语，乃至成为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便由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变为彼此冲突、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了。一方面，新文学对通俗小说的批判、否定，其指向主要就是通俗小说的传统性、商业性；另一方面，通俗小说以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抗拒着新文学过于“西化”的激进主义思潮，体现了文化守成的一面。由于中国市场文化的脆弱和新文学已成为“权力话语”的事实，在这种冲突中，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边缘、支流和被改造的位置，许多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家，在自觉地吸取新文学精神营养的同时，又自觉地以阉割通俗文学特性、丧失通俗文学独立性为代价，向主流文学靠拢，接受主流文学改造。在这方面，张恨水又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3O年代创作的“国难小说”与新文学的“抗战小说”类似，仓促求成，结构粗放，当时虽影响很大，但经不起时间考验，题材上开掘不够，因经常用情节巧合来图解观念，概念化、公式化明显，犯了新文学作品常犯的“主题先行”的毛病。所以，张恨水回首一生创作最满意的还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因为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消闲”神韵，而这正是通俗小说的精髓、特性。当张恨水一味地向新文学看齐，在创作中过分地迎合主流文学所倡导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时，通俗小说的特性也随之消失。
　　这确实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它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我们今天“重写文学史”时，应该如何看待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其商业化、市场化的特性作为根据，否认、取消其现代性，还是以其接受新文学精神影响为依据，将其强行纳人纯文学的现代性?两种做法，其实都是抹杀、取消通俗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二是由如何评价历史而引发的现实命题：处于伴随着后现代性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当代通俗小说，如何才能做到既继承“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和审美特性，从精英文学、主流文学中吸取营养，丰富、完善和提高自身，又摆脱主流意识形态限制，保持其市场文化的独立品格，从而真正地具有两个维度意义上的“文学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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