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由的文学与文学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　个人　人性　悲剧
　　【摘要】中国自由主义自上世纪初年由国外移植而入，就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注定难遮悲剧的命运。通过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自近代以来的坎坷发展历程，可以清楚阐释其在中国终不免被挤压乃至无处生存的悲剧。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流，其历史可追溯自古希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而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却是由西方输入的全新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努力是彻底失败的，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申发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丰厚成果。笔者所要论及的自由主义文学就是针对中国近现代这一特定的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个社会学概括，大体是指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
　　一、近代先声：寂寞的星星之火
　　目光投之于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化职业化成为摆脱政治经济依附的可能，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创造者、传播者的知识分子才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识。此时首开先河、高扬“自由”旗号的当属维新派，康有为要求国民“去国、去种、去产、去家”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以“独人”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梁启超肯定自由为人的生命和权利，尤其提倡思想自由：“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严复、章太炎这些思想文化先驱者也以对“自由”极大的热望，进发出“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非为世界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这无疑是一些相当现代的自由呼声。
　　这群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不懈探索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深入认识，让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化界响亮的自由主义之声的勃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近代文学会沐思想自由之雨露、行创作自由之畅美。事实却并非如此，充斥于文坛的仍是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消闲的通俗小说，“文以载道”与游戏消闲仍雄倨于此。首倡“自由”的维新派把文学作为了变法救国之工具，其中涉足文学影响极大的梁启超，竟作政治小说之示范，其文学对时局的关注远大于对性格的塑造。不少深受其影响的近现代作家们，张扬的也是文学的政治、新闻、宣传作用，因而在此时“自由”虽被提及，但仅是其思想观念的一部分而并没上升到主义，自由仍是手段而非终极价值，自由思想和文学刨作都成为他们的工具。自由本身的价值和文学的独立性被淹没了，自由与文学的亲和关系也就被淡化了。
　　然而在我们嘘叹近代文学之沉沦时，王国维在功利的狂潮中发出了自己微弱的自由呼声。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最早阐述者，同时他也以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独立审美价值来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将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分得很清，这也就保证了他对文学特质的自由研究。他以人而非政治作为文艺观之本，用欲望的增长满足、失望希望判定人生之苦乐，认为只有文艺具有超功利、显自由的特质，这显然超越了载道的文艺观；同时他的种种对文学创作的提法，如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文学具有超功利的美学特征等等，更如几声响雷穿透那个混沌的世界。然而王国维却是应者寥寥，他点燃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星星之火，但在这功利载道文学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却无法燃成燎原之势。这微弱自由主义文学先声似乎也预示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命运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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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时期及20年代：激情的勃发
　　对于自由主义文学而言，“五·四”给了它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多元化为自由主义创造了活动空间，广为认可的“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为“五·四”文化界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此时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关于人的价值及自由、个体的重要性、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自由与责任和宽容原则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在中国也都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阐述。郜元宝先生曾这样谈过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之深入：“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语言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无可否认，那是一个呼唤“人”之文学发端的时段。“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眦不同于梁启超、严复的“团体之自由”，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被抬上桌面，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社会与政府能否保证个人才智的正常发挥，能否保障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成为了时代的张扬之音符。不同于王国维时代的寂寥无声，自由主义在此时已成为中国许多知识者的中心价值观。随之即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人的发现”成为主题，“五·四”时期及20年代的文坛形成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滚滚浪潮。
　　但“五·四”时期的文坛又是一个绝对的复合体，知识者的思想和组织都处于杂陈的状况。自由主义的资源也是纷乱的，投之于思想家、启蒙者的大脑中也就并非条分缕析。但是自由的价值并没有因为混沌而失落，相反，混沌激活了其灵性的运转法则。对文学艺术创作来说，“五·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时代。如果说“五·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美学追求的话，那就是自由地表现自己。他们的主体意识极为强烈，只承认自己内心的冲动，因而指认自己内在本体欲望为创作的指导。可以说“五·四”作家无论在思想情感上还是在文学形式上都是很少束缚的，尤其是在文学的表现内容方面超越了群体性文学对于公共经验、群体意识的重视，将过去为社会道德、伦理理性所遮蔽的私人经验，那种特别个人化的体验，被压抑被排斥的经验、心理展示出来。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在接受上，还要求读者做到以平等的身份去面对另一个平等个体在语言中展示的经验世界，这无疑逐步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传统，为文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
　　“五·四”虽处处言自由、表个人，俨然奔涌着自由主义文学的大潮，但由于封建文学作为新文学阵营的共同对立面，人道主义就更胜于自由主义而成为一个宽泛适用、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因而“五·四”并没有单独的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也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毕竟“五·四”不可能成为任何思想与主张的独唱舞台。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1927年后及30年代：夹缝中的执着
　　“五·四”时期“人”声鼎沸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再度高昂，加之本来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困惑中厮杀。另一方面，1927年之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治了全国。与共产党形成尖锐的对立。此时适应于无产阶级的需要，“革命文学”口号又一次提出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这种左翼文学的应运而生有着不可阻挡的优势，而它的种种文学主张，如阶级工具论、战斗性现实性思想性大众性的创作原则等却无一不走在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对面，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最强有力的对手。
　　这是逐渐被革命斗争“染红”的30年代，思想启蒙在革命的动荡及炮火中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越来越感觉到作为思想者原有的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感在一天天剥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们的自我感觉。那种刚建立起来的作为个体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在这个群情激奋的时代，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左翼文学理论家更是明确在理论表述中把“阶级”做为一个关键词取代了20年代的“平民”概念和“个人”概念，“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而此期自由主义文学旗号的高举，一个个自由主义性质的社团或派别的登场也显示了其不屈的立场。他们或要“矫正”左、右翼文学观，或要固守自以为纯正的文学观。呈现出独异的风貌。在“五·四”的同途共进之后，当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口号和组织、运动而出现时。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也就更突出鲜明。从20年代末的梁实秋与新月派，到30年代初钧“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30年代中期的“沦语派”、“人间世派”，左翼文学的影响到哪里，自由主义文学的“反影响”也在哪里。这种“反影响”不仅包括参与论争或挑起论争的上述自由主义派别，也包括基本上置身于论争之外的“京派”、“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小说家，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姿态。
　　自由主义文学在此期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也就是与左翼文学一场场激烈的论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30年代文坛的热闹与繁荣。这些论争看似尖锐对立但实际效果上却对两种文学主张有着互补的作用。论争都并没有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成败。各方也未必服气，但很庆幸的是毕竟大家还有一个在较为自由的基础上为文学而论争的机会与舞台。在当局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夹缝中，自由主义文学家还是在不断努力陈述着自己的文学观，借人性之力把文学从政治的漩流中“拯救”出来，捍卫作家解析人性的权利。

　　四、4O年代：最后的风景线
　　194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连接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重要时期，可以说是政治风云变幻的舞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文学的空间稍有扩大之时，沈从文、施蛰存等自由主义作家便难忍对当下文坛的不满，大声疾呼：“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而自由主义文人所渴望的“文学的自由”似乎还是难以企及，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文学领域，当国共两党的对峙出现倾斜，无论政治上还是战场上，无论在文化宣传上还是在民心上。共产党都占了上风时，自由主义文学就面临比两面受敌更严重的问题。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更是带来了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转折。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主流话语被极大强化。中国文坛面临的是一次重新整合。无疑这也是对自由主义文学清算的开始，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当然要求文艺也作为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不仅从理论上规定了文艺要服从政治，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文艺的独立性，取消了创作自由。1942年以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思想改造的规范理论正式确立，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最终得以完成，毫无疑问，“五·四”开创的多元文化格局被打破，文学多元并存的局面逐渐消失，反之，则是文学的急剧一元化、政治化。的确。这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氧气越来越稀少的环境，毋谈发展，求生都难。
　　然而，在40年代特殊的国情下全国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领域，使得自由主义文学稍有喘息之机，只要在稍宽松一点的生存环境下(如一些非解放区)，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自由主义文人在以最大的努力来彰显自由主义文学的魅力。抗战胜利之后，在许多地方政治上民主呼声都较高。自由主义者则视此时为实现理想的一个良机，他们一方面组织政党，提出政见，创办时评刊物，一面又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和平建国良方。自由主义作家则力图让自由主义文学得到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承认。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40年代迅速复苏并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自由主义报刊的活跃，它们的撰稿者大都是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同时先前零星发表过一些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文学刊物的主编，自由主义文艺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此外，当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延安遭到逐步清算时，中国的西南部还保留着一块自由主义的教育文化阵地——西南联大，许多出色的自由主义者齐聚于此，如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等，加之联大的教育制度及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一片迷人的人文风景。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散落的孤立的自由主义作家，文化中心的分散让他们崭露头角，如在“孤岛”上海，钱钟书、张爱玲以深入人性的创作成为4O年代初中期最成功的小说家，他们虽未标榜自由主义，却以创作无形实践着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其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是同时代的许多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然而无论是“最后的努力”还是“迷人的风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潮流在1949年中断了。随着从组织上、思想上、阵地上、经济上对文艺的全面管理的开始，新文学的功利色彩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文学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自由主义文人或黯然离开、或沉默不语、或投奔“新中国文学”，但留下来的人却“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他们无一不以悲惨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抗争，不得不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坚守的自由主义观念，这是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剧，更是自由主义本身的悲剧。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多劫多难的近现代历史上，它永远都只能是不合时宜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走过的坎坷道路上。我们拾取到的是最为宝贵的文人精神。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理念信奉者就为着“文学的自由”与“自由的文学”这看似最寻常的道理而不懈努力，他们在一片黑暗中反复向人们陈述光明的美丽。穿越时光的隧道，我们仍会看见他们从域外取来的火种在书页间、言语问，甚而在一颗颗渴望的心间闪亮，这是永不熄灭的火种，永不绝迹的追求，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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