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新时期文论的转向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文艺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时代   
　　摘要：中国新时期文论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浓厚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走向“大众文化”时代。两次转向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认为，面对大众文化的全面兴盛，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失去了理论表述力，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将是文学的一个必然策略。   


　　当代文论的“新时期”定义是在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语境中开始使用的。文艺理论家们在获得解放后，急切地需要通过以命名的仪式来与噩梦般的岁月告别，也迫切地需要文论随之变革。1978年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来界定文革后的文化现状，基于此而生的文艺理论也与过去有了不同。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是通过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来实现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的文学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的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   
　　1社会的发展使新时期文论转向成为必然   
　　极左时期，文学一度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给经历了几十年思想封闭的中国人以直接面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机会，于是，西方现代派文艺作品以及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空前的活力。   
　　先是在小说界，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出现，对在政治旋涡中被扭曲和淹没了的人性进行反省和重塑。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评论家们也就文艺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的理论批评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学创作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文学评论要防“左”也要防“右”。李剑的评论文章——《歌德与“缺德”》，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不合时宜的批判，他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在当年极“左”路线急需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李剑的这种“异论”引来了“百家争鸣”。正当读者陷于一片意识的泥淖中的时候，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开启了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的先声。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裹挟着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冲击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这些小说因叙述技巧的反传统和叙述者的“肆意妄为”而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东西。评论家王冀邢先生说：“这里的非常规是指它不讲究真实，不讲究生活中常规的真实。我们不要多余的东西，那种貌似生活，貌似自然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貌合神离的东西。”对意识流小说的赏析，增添了独立思考的氛围，加快了思想解放的步伐。   
　　在诗歌界，首先是“归来”的诗人吟唱精神枷锁解除后的感性愉悦，接着是朦胧诗人塑造民族理想的精神表述，然后是第三代诗人以诗歌的名义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在深圳举行的“现代诗群大展”中，从名目众多的流派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们的自由而张扬的艺术个性。   
　　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本体理论是关注的中心。曾经流行的理论话语有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这种当时在西方已经属于过时的理论，对于刚刚经历了政治旋涡的撕心裂肺的折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一片象牙塔。因而当时这种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和流行，从深层次来说，它也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与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对于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文学本质理论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警惕。   
　　所以，无论是创作和理论，这个时期的文艺都对形式的探索表现出浓厚的热情。美学家阿多诺说：“形式本身是一种具有破坏作用的抗议。”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赋予了艺术形式的革命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往往都是从表现方式的解放上开始的，因此阿多诺说，表现形式的解放是所有现代艺术的温床。形式是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对传统形式的解构，体现知识分子立言的权力，也为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受到的伤害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自慰。   
　　2人类的自我解放需要文艺与之相适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官方话语的方式表述了中国人在游离了政治的漩涡之后，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诉求历程。中国对这种现代性的诉求，早在鸦片战争西方洞开了天朝大国的国门之后，就以被动的方式开始了。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被动和主动地追随现代化的时期，但是这种追求曾经在极左政治钳制下被阻隔。80年代初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明确表述了中国对经济和技术现代性的追求。这种现代性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直存在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技术的现代性，它意味着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求，这种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对广大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尤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尚待努力实现的梦；另一方面，则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即解除人们心灵里的锁链。西方的技术的现代性与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中国在80年代出现的这种对人性解放的呼喊是对经济现代化追求的必然结果。虽然表面上看，它是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解除思想锁链之后的一种精神愉悦的表述，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这种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触击面就不会如此的深广。   
　　回应这种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诉求，在文论界，钱谷融率先提出了“文学是人学”，重新开启了文学关怀人性的视角；刘再复提出了“性格组合论”。他们都将对人性的关注进行了理论定位，这是一个高扬理性主体的时代。在新时期文艺界发生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有较大影响的论争是关于朦胧诗的“新的崛起”。诗人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重建被文革破坏的启蒙者形象。第三代诗人则把诗歌作为自己个性生活的表演舞台，所谓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等等，都是诗人的叙述生活的一种态度。对应这种精神的现代性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文艺观念也有很大的变化，如钱中文先生总结的，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文学观，有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象征论文学观和生产论的文学观，还有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由此可以看到整个80年代占据主流的是以对文学自律性诉求的形式主义美学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对自律性的诉求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出现在中国人经历了极左的政治对一切确定性的摧毁之后。在那个年代，一切自然的人伦关系、人格尊严都以国家、政党的这些宏大的概念被解构，所以80年代的这种对文学自律性的诉求也就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人们心灵的自慰。   

　　3对大众生活的关照使文艺创作和理论进入“泛文学”时代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又开始有了新的转向。文艺从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书写转向对大众生活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不是知识分子主动的诉求，而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社会性策略：如当时以先锋小说家走向文坛的一些作家纷纷亮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大旗，1988年到1989年《钟山》举行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大展”，以王朔、刘震云、池莉、苏童、叶兆言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消解作者的道德评判，主人公也以市井人物来担任。这种小说预示着日常生活和市井人物成为表述中心的趋向。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整个文艺转型的先兆，预示着文艺活动中心的改变。这个时期出现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转向的趋势，它试图在对前期的文学的审美自律性研究与即将全面出现的“泛文学”的研究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80年代文学自律性与90年代“泛文学”研究的交接仪式。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因此，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理论界对文艺开始转向的一种敏锐的反映。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不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处于实践领域的，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利益关系，导致人类剑拔弩张，而缺乏交流的可行性)，同时它又不完全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纯粹精神领域的，由于其形而上的抽象性，而缺乏交流的可操作性)，它是横跨于两个领域之间。文艺为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象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里，它连接着精神与现象、理论与实践。文艺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也实现对创作者个体的超越。   
　　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寻觅到80年代的作者理性主体形象，又能感受到90年代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功利性特质。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既试图在文学的纯美世界和“泛文学”的世界都保留自己位置的梦想．又不甘心失去曾经拥有的精神权威。但随着王朔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形象被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受，他们内部的转型也就得以完成。知识分子由80年代的精神言转为为1进行物质的立言。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裹挟着文化资本很快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英雄。在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知识分子依然是占据着社会主流地位。所以王铭铭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物质利益驱使的知识分子的越轨行为。当然，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以物质为自己代言的境遇中，还会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王铭铭”。知识分子在主动转向市场之舌留下了精神空白：   
　　面对此时的文艺现状，童庆炳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表述力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一书对我国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具有建设意义的。他在该书中提供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对处于困境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无疑具有解脱作用。虽然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人高喊“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9·11事件”加剧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面对当下局势，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实际上就已经是文学批评的必然策略。正如德国的一位批评家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将赋予这种希望以新的力量。”因此，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既是当下语境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面对后现代文化消解了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之后，在文化工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是他们重新表述社会的一次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民生活的中心从政治转人商品。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也获得了合法地位，文化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形态。如当时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流行操作形式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为这个时代最时髦也最合法的行为外衣。文化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经济深刻地浸透在文化符号之中，这也是文化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是影像文化。影像文本之能够成为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主要缘于一方面其生产的技术性，和它表述策略的市场性，它擅长于表述大众日常生活里焦虑和喜悦而最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在90年代中期，VCD影碟机的普及以及曾经风行全国的盗版碟片，使普通老百姓以最廉价和最便捷的方式与文化工业时代典型文本实现了亲密接触。有人认为这种盗版碟片的泛滥或许是一些所谓文化大国的政治策略，先以廉价的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它们的表达方式，然后在你无法离开它的时候，它们的文化产品的进入就成为大家的一种内在需求了。如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香港的“无厘头”文化，对大陆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的“没一点正经”话语方式使大陆年轻人在厚重的文化传统和严峻的生活面前有了一种后现代的轻松和调侃，这种方式显然不同于“五四”留给我们的态度。另外有一大部分的文人都纷纷以市场作为他们写作的中心，如王朔、苏童、莫言、池莉等都致力于将自己的创作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大众媒体联姻。这是中国真正进入文化工业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统治社会的理论模式。   
　　4经济全球化使文论在多元发展的同时寻求民族传统   
　　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步时期，文化多元化将是全球文化必然的存在形态，当然这也是各种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发展机会了。在当前，人们一方面置身于这种“无边界的文化”，另一方面又焦虑于自我文化身份确认。在这种焦虑时期，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会成为社会的焦点。前段时间发生的赵薇军旗事件就是最好的应证。赵薇作为当前流行的文化符号，被一手捧红的传媒利用了该事件可能蕴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撞了一下腰。传媒能够将该事件炒热，也证明了政治意识在当前依然是消费者的兴奋点。   
　　随着后冷战时期的到来，不少自由主义学者迫不及待地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但是现实并没有如上述学者所愿。作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失去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之后，迫不及待地在全球范围内又树立了新的斗争对象——“恐怖主义”。它将这种行动避重就轻地称之为“反恐斗争”，这个名号实质上是掩盖了双方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国内学界在讨论“9·11事件”时总是将视角放在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后面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美国深知在当前语境中使行为获得合法性，就得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出发。因此“恐怖主义”强调的是行为的反人性，但是对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遮掩的，并且这种斗争几乎逼迫所有国家必须表明同样的态度。因此，在后冷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如自由主义学者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而是走向更加隐秘和普遍，它像幽灵一样席卷整个世界。   
　　造成目前世界冲突的众多原因中，文化应是其中重要的要素。齐格蒙·鲍曼认为人类在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化之后，形成了普遍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模式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有效，这就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制”一。在当前文化工业时代，这种文化压制似乎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经典模式。我们在笑谈或者自豪于成龙在好莱坞已经立足的时候，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成龙已经变成了好莱坞流水线上的一只工业“罐头”，失去了他在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身份。他在好莱坞的影片在香港遭遇的票房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文化工业时代，高度发达的文化时刻充满着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在当前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既是为本国的消费者在文化消费主义时代寻找理性的自我定位，也是为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争取言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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