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花齐放”到“含苞待放”——建国后毛泽东文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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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双百”方针;国内国际形势;文艺与政治
  [摘要]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里(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确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与鼓励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创作高峰。但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的大好局面。此中原因纷繁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并重点论述专治政治及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爱好对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给文艺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及酿成的悲剧。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本文试图对“双百”方针内涵尤其是其提出的原因加以详细阐释与分析,并由此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任何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研究,毛泽东都是无法绕过的一环,对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极具诗人气质的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不但以自身文情并茂的诗词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学添光增彩,更以自身深刻的文艺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对文艺创作规律的准确把握及对未来文化事业新局面的美好设计与期待。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内涵及对“中国化”杜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构想
    1952年,毛泽东为戏曲改革工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艺术事业的发展道路,作了最初的勾勒。1956年4月28日在就《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的讨论情况,毛泽东作了发言,并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6年S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使这一方针得到迅速的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为文艺界和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篇报告,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针提出的依据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和原则限定。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第二,提倡“双百”方针并不意味取消批评,相反,对那些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当然,“批评与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有时真理也可能在少数人手中。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要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同时,文艺的题材也应该非常广阔。第四,应该允许人们犯错误,并要求尽快改正错误。陆定一的这个报告,是当时对“双百”方针这一口号的最有权威的解释。文艺界和科学界轰动了。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会后,陆定一收到七十多封来信,都表示拥护和称赞,有些人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很快,文艺界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形成了。同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决议对“双百”方针作了说明:为了繁荣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科学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来对于科学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在中共勺又大”会议上,周扬在“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发言中,还异常鲜明地指出了建国后文艺界存在的一些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粗暴的态度,明确而集中地指责了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这是不同寻常的空前之举。当然,周扬的这篇讲话,事先自然是经毛泽东审定的。1957年,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双百”方针进一步作了阐述、论证。毛泽东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同上)毛泽东认为,开展“革命的战斗的批评”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好方法。因此,他特别注重在文艺和学术思想领域中,展开批评与反批评,而且还号召全党都来关心这件事。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使他以从容大度的气魄和自信,站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峰峦上,那是很少有政治家能够登临的地方。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集中思考了文艺的发展规律,不但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且完成了建设“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构想。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即“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形态是共同性与多样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在艺术实践  中应掌握的三个原则:要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把中外的长处结合起来,创造“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我们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的目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音乐教学工作致陆定一的信中,进一步简明地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两句话成为我们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其着眼点在于“今用”和“中用”,即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而是中国现代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新东西”。毛泽东把批判继承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四个字“推陈出新”。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文艺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创作原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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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制“双百”方针的逆流
    当然,“双百”方针的贯彻与执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人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几点意见》)。文章虽然承认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带来了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但是,他们在文艺状况的基本估价上,犯了“左”的错误,指出:很多人只热衷于翻老底,开老花,而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并要“高举起自己鲜明的旗帜,压住阵脚进行斗争”。这种观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为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一度形成了一股抵制“双百”方针的逆流。毛泽东并不赞成《几点意见》,但也没有对其完全否定。从这时起,毛泽东意识到,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人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此后,他多次带着情绪地宣称: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因为有些省市在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时,说他肯定了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说这些同志是为党为国。一些省市报刊相继转载了《几点意见》,有的还加了按语明确肯定,并配发响应文章。而《人民日报》在《几点意见》发表后的五十多天里,竟没有再发过一篇有关的文章。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能是:《人民日报》多少是赞同《几点意见》的,但又不能公开和毛泽东的观点相违,只能采取沉默的态度了。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甚至是愤慨。他深深感到贯彻“双百”方针遇到了障碍,并决意起而改变这种不识时务的思想惰性。而文艺界正在讨论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好成了他做政治文章的切人点,提出对许多和胡风有区别的文化人,应该“既要有批评,又要有保护”。
      《几点意见》在文坛上掀起了很大波澜,尽管有人响应,但更多的人还是对此感到意外和不满,写文章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几点意见》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一些党外人士不能不考虑中央提倡“双百”方针的诚意究竟有多大!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即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公开和正式的阐述“双百”方针,并批评了文艺界一些阻碍“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现象,鼓励大家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并公开重申了他在1月间对《几点意见》的看法:“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由毛泽东来亲自阐述“双百”方针,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这从某种程度上也终于打消了一些党外人士对“双百”方针的顾虑。1957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坚决地表示:“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自此,“双百”方针才在斗争中得以贯彻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倾思想。这也成为1957年的反右、19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温床。
    三、文学界“百花待放”的新局面及其式微
    文艺界的情况似乎也正朝着人们的美好期望发展着。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一短暂的时期里,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建国之后任何一年所不能比拟的,这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创作高峰。首先是大批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的涌现,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其次是出现了一大批表现“人性味”和爱情生活的作品,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以及“人性”的关注与思考(如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等)。在文艺理论上,还出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再思考”、“‘人学’意识的觉醒”、“典型问题的再探讨”等争论。可以想象,如果历史一直延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文学界这种“百花待放”的良好开端,一定发展成为“百花齐放”的盛夏美景。
    然而,到了1957年6月以后,这种“百花待放”的良好开端却走向了式微,尤其是到了1966年以后,这种局面已经荡然无存。自1966年到1971年,整整五年多的时间里,竟然连一部文艺作品也没有产生,出现了“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的“一枝独秀”的局面,再就是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文化生活之贫乏、文艺创作之萎缩是古今中外少见的。短短的十年间,中国的文艺园地由“百花齐放”到“百花凋零”,个中原因值得认真探究。对此我们将着文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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