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隐秘的“抽屉”——以林白和东西为例浅谈“60年代

　　【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文学；“60年代出生作家群”；私人叙事；东西、林白
　　【摘要】东西与林白的作品代表了在经历长时间民族国家文学之后，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60年代出生作家群”秉持着“私人叙事”的创作特征，在他们远离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无法抛却个人对历史的记忆。文学在他们手里的坚韧，也展示了文学的现在与未来。

    在战火终于远离，大陆回归片刻安宁之后，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却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印记。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留了民族国家文学的框架与建构。带有救亡主义时代特征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并未彻底走出我们的文学视野，五六十年代出现作品中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开始延伸到将军事生活、战争胜利视作最美好、高尚的理想境界，甚至成为生活的全部追求目标。到了七八十年代，文学投身于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可以说，直到八九十年代，“寻根”小说开始展露出来“被政治权利话语和知识分子经营话语遮蔽的民间世界的信息”。
    北大教授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在1987—    1988年。在这个年代我们终于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少有的对文学说话的纯粹姿态”。而此时活跃在文坛上的60年代生作家，作为80年代末期创作的生力军，终于树立了自我的美学原则，他们开始回避当代现实，如果说历史与社会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作品中的话，充其量大概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家们宁可在语言文本或在极端自我和个人化的体验中表达那些极端感受，对现实的硬性表达的回避更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
    东西在接受《广西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作家得以被证明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对内心的秘密的“不隐瞒”。他将人的内心比喻为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置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是内部参考，而最下层的是绝密文件，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向下钻探，直到使底层的秘密显现。作家最可贵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纳博科夫挑战道德禁令。
    《后悔录》可以算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被革命剥夺一切的资本家后代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叫曾广贤，青年时代因为被诬告强奸而投人监狱，他曾有无数次机会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但直到他步人中年已经失去性功能也未曾接触女性肉体。小说从他与一个妓女的交谈切人话题，以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整个故事即他为错失一次次与女性亲近的机会而懊悔的叙述，在这个倒霉的人的不断后悔与自责中，小说揭示了政治革命给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创伤。所谓“后悔”，只不过是强烈的反讽，是作家刻骨而锐利的黑色幽默。
    曾广贤的后悔，是悔恨，又是懊丧，既带有负罪感的自责，又带着无可奈何的遗憾。在曾广贤依然执迷不悟的后悔中，充满的不是怨天尤人的绝望，也不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气氛，而是对自我和历史所进行的双重嘲讽，充满着无尽的幽默和荒诞。他的人生被身体欲望的搁置弄得错乱不堪。最为懊悔的是对张闹，他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张闹弄到手，但结果却成为一个被诬告的强奸犯，不只是身体，而是心理和性格的变态和扭曲。在庞大的政治压抑下，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人已经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这个在后悔的名义下展开的对自我命运的反省，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深刻审视，小说也正是对强权政治压抑和摧毁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有力揭示。作品的幽默也恰恰就是建立在人的真切伤痛之上，那些痛楚不是外在的，不是可以装腔作势的。作品又让人联想到同样从身体的创伤来表达历史带给人的不可抗压力的张贤亮，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从身体机能的障碍来表现人在政治强大压力下的困境与无法突围的生活景状。较不同的是，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最终通过政治的治疗，即对《资本论》的阅读和抢救集体财产而获得机能的回复，重新成为历史主体和承担者。只是，曾广贤的苦难不可弥合，错过的永不再来。
    曾广贤后悔的，是他从未体验过幸福，是他幸福的终不再来，是生活与历史的荒诞消除了幸福到来的可能性。曾广贤只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小人物，他只是顺从命运，被强权欺压，但仍扛不住欲望涌动的人性。回首自己的一生，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连最基本的人性欲望都丧失了，而导致这一切失败的根由竟在于自己的“愚蠢”，是他的“过错”导致了幸福的擦肩而过。东西的这部小说写出了在特殊年代留下的中国式创伤，并显得如此可笑，让人们在几近荒诞的阅读快感中，看到人的身体最真实、最深重的绝望。他的其他作品《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痛苦比赛》、《不要问我》等，也显然不是要强行追究历史的本质，他只是让人物在真实又荒诞的历史情境中历经种种苦难，也正是通过将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端，才把人物的性格变形到极致，让人物的心理状态走到最极端，表达出作家在人性中看到的对于历史的超越性。
    林白与陈染、徐坤、海男同为以极端的姿态冲人个人生活深处的女性作家，但又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着女性生活最隐秘的角落。与东西相似的是，她同样不再面对宏伟的历史叙事，也不太关注文学史的语境，转而面对的是女性自身，用女性的直觉去表达她们的生存感受，她“也许是最直接插人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其小说最常用的是“回忆”的视角。这并不仅仅使她的叙述充满了个人的怀旧情调，更使其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和神奇的异域色彩。种种回忆的片段，种种往事，都指向某种特殊的情感意味。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多米，《一个人的战争》的主人公，挚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的女孩。小说用最彻底的方式，直接从童年经验开始，叙述她最原始的心理欲念，一顶幼儿园的蚊帐早早地成为区别多米与其他周围人与环境的屏障，小小的多米就是从此时开始踏上自我认同与漫长而卓绝的逃避旅程。林白没有回避成长中的暗礁，那些在生活的尽头悄悄萌生的希望，那些无法回避的失败，那些被尘封于内心生活的深处，无法逾越的存在。幼年的快乐与孤独，十九岁的辉煌与惨败，多米总是执拗地走着自己的路。这是一个绝对纯粹的故事和写作，让人想起卡夫卡所说的“自我埋葬”，让人想起那只在纵深的洞穴下，瑟瑟发抖而埋头创作的露鼠。故事中多米拼命地抵制自己的内在力量，压抑她对姚琼身体的迷恋，对南丹若即若离，在生活里四处观望、游走、徘徊、不敢向前。大学生涯中那个试图施暴的男孩，那个叫矢村的花花公子，还有被完美化的电影导演，都让多米不断重复体验、感受生活的虚妄。
    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创作，即以庐隐笔下的露沙为代表在寻找真爱和人格价值，但革命的热潮与国家救亡的文学主题很快使女性自由、解放的主题被淹没，五六十年代的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向往积极革命的巾帼英雄，以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为代表，可以说女性已经被充分革命化、权力化、男性化。应该承认，林白是在讲述女性的绝对自我的故事，但又没有走向另一个方向，极端地认为“中国男性本是极为屏弱委琐的一群”，她率先将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心，对外我反复解读、透彻审视，而后拓展到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瓶中之水》、《回廊之椅》、《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及《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读来，总有令人惊异之感，这些故事的离经叛道之处或许正在于它们所隐含着的或多或少的“同性恋”意味。而这也更让林白的叙述愈发私密、独特，又不同于先于她或和她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
    2007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致一九七五》中仍描述了有关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上部《时光》是叙述者李飘扬对往昔光阴的追忆与重构，如同屏风或流水，众多人和事在时间中漂浮的身影细密真切。下部《在六感那边》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是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借懂、天真、荒唐，充满了年少无知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林白代表了九十年代当中变化最大的“私人化写作”类作家。正仿佛沃尔夫所言，她们有自己的理性，而又不使之男性化。她更私人的观看这个世界，探讨自我的人生。然而又绝不同于残雪笔下充满恶感的女性，“极端地固守封闭的女性世界，逐渐走向幽深孤绝”。她是手捧着心窝，站在整个历史之上的写作者。
    部元宝在《匾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一文中，曾指出以林白、东西为代表的“60年代出生作家”带来了整个写作观念的某种深刻转化。他们写作的起点，就是告别50-80年代的“绝对化的小说观念”，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的种种需求和规范，让小说重新回到松散、自由和世俗化的状态。事实上，这一批作家一开始就被抛人远离社会意识中心的某种边缘地带。他们更关注针对“现在”的书写，写作立场由历史主体、国家主体向个人经验转移。然而90年代的创作景象，并非只此一二，《长恨歌》里向左转的蒋丽莉，《妻妾成群》中毫不犹疑带上行李走到夫家的颂莲，《活着》中在历史的缝隙中苟延残喘的徐福贵……而这游荡在边缘地带的新一代顽童，在90年代一遍又一遍地凭吊他们的世代，纷纷回首过去，表现自己所经历的童年记忆，更崇尚荒诞、反讽或黑色幽默的美学风格。而也正处于此，随着时间的延伸，不得不让人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70年代在他们的记忆中能永久地保留那样的鲜活吗?《上海文学》杂志曾组织过专门针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讨论。在洪治纲、李敬泽等的对话中，他们认为“童年记忆”的情结及对“个人化的迷恋”的这一群作家创作的精神“窄门”。
    更有趣的是，余华既其《在细雨中呼喊》出版之后，每出版一部新作，就命名为“最好的”，似乎作家构建了一个自己创作无限进步的历史谱系，这当然值得怀疑，与其说这是自信，更不如说是在市场的运作下对现代广告语的领悟。同样，王朔在推出个人新作《我的千岁寒》之后，马上宣称这部“超前”的“美文”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就在文学的主题背离了社会历史的民族家国之后，文学作品的传播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机生产，更普遍地走向市场化的自由动作。”
    在浮躁的商业氛围中，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60年代出生作家(不仅仅是他们，应该包括所有的中国作家)如何以精神的力量和艺术力量，在我们的时代呈现文学，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总是能够为文学的失败找到某种借口，时代、政治、战争等等，但现在，外在的借口已然消逝，内在的艺术能力和精神能力成了真正决定文学成败的因素。成名的诱惑、商业的诱惑、意识形态的诱惑都有可能导致当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身的信仰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才是最可怕的，才更值得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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