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求两性存在状态的“平衡”——论王安忆文学创作

　　论文关键词：情爱叙事；两性关系；存在状态；平衡；王安忆
　　摘要：文学的发展水平与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同步。王安忆在现代情爱的背景下，反叛与超越政治伦理叙写，开掘人性因素，追问和探询两性生存状态中的平衡和谐之道。在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世界里，王安忆宽容地放纵女性的欲望，温情地宽恕男性的怯懦，既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窠臼，也洞穿情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表象，直指人性最隐秘的情感，体现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作为当代探索性极强的作家之一，王安忆虽未在新时期文学各种思潮中独领风骚，但也从未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缺席过。从早期“雯雯系列”中朦胧的少女情愫到“三恋”中惊世骇俗的性爱描写，再到新世纪初笔下“女性世界”的点点滴滴，王安忆由表层的或精神或物质之追求转入更深广的人本之思，并一直与潮流保持着距离。在这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流动态势之中，王安忆的文学创作贯穿着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和根基处栖身的企愿”，爱情婚姻、两性关系就是这一主题的切入点。王安忆以一种“完美的、也是残酷的写实”手法，超越了“感伤主义的关隘”，向人们揭示着美丽光晕下“严酷的爱情故事”，昭示着世俗男女、两性关系的内涵。 
　　一、质询两性关系，反叛与超越政治伦理叙写
　　新时期初的爱情叙写，注重爱情的“精神化”和“政治伦理”叙写，对人的解读还停留在社会性层面，而两性之间基于物质性、自然性的情爱则被无情地淡化甚至漠视。王安忆反叛与超越了政治叙事模式，不懈地质询两性关系的本质，从人最基本的自然性开始了对人的重新发现，以一种非常形而上的姿态去思考形而下的人性基本构成。
　　王安忆认为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直接、最本质的关系，“撇开阶级和经济的因素，从最自然的状态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世界。我要探求的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是怎样达到平衡的”儿吣。由此，王安忆明确地将两性关系分为精神和物质两部分：“写情书、打电话、言语都是精神方面的，性是指物质方面。”。而后者具有的强烈的物质力量，驱动着孤独的两性个体相互接近沟通、包容、创造。性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传统道德却谈性色变。人性的健康不应将性爱的健康排除在外。恩格斯赞成和提倡“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瓦西列夫说，爱情“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认识性与认识人自身同步深化与成熟起来”。
　　《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率先肯定了“性欲”存在的合理性，在新时期文学中表现出与“政治伦理”爱情范式悖离的叙事趋向。“欲念的联结不都是深刻的联结，但最深刻的联结必须要通过欲念来抵达。”虽然，《荒山之恋》中无理错乱的性爱不容于有理有序的现实社会，《小城之恋》中符合社会美德的母爱有效地中止了无理无序的性爱，《锦绣谷之恋》显示了世俗性爱的荒谬与不容于世，但王安忆在文本中隐示，要“设计一个更符合人性新道德的性爱角色，而非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在强迫的异性爱关系勉强为规范性妻子的角色。”
　　王安忆的文本里，性是以美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传统话语中的丑恶。《岗上的世纪》是一首关于性爱的赞歌。“小岗上”犹如伊甸园，七天正是创世纪的一个周期，岗上的七天则是“她”与“他”共同创造人性的奇观。王安忆的描写没有挑逗性的用语，“小说里充塞的是对宇宙、对生命、对身体的赞叹，是一个力与美，阴与阳交融的奇妙世界”。奇妙的两性世界被无限制地延展成一种永恒和象征。
　　王安忆是这样解释的：“我是把性爱当作目的来写，没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她也曾大胆宣布，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文本中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被淡化，以女性个体生命的涌动表现个人意识的觉醒，写人的自然性被社会性压抑。文本中的很多主人公命名为“他”和“她”，以“类”来指称人物，表示其代表的普遍意义：爱情中的“性”不可回避，更无法回避。对于王安忆而言，她只想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探求两性关系作为爱情主题中的必然、合理的内涵，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被压抑、漠视、扭曲。由于性爱与人类的终级命运息息相关，所以真正伟大的文学自始至终都敢正视人类的性爱。王安忆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使人们对现存两性关系格局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思考“性”问题对女性生存与命运的影响与制约，进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反叛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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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女性命运，宽容地放纵欲望
　　王安忆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我的写作更多的是审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女性更为情感化、更为人性化，比男性更有审美价值”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地域横跨农村、都市，年龄从少女到老妪，时代背景也从解放前绵延至21世纪。这些女性大多聪慧坚定，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一旦陷入爱情，便带上了孤注一掷、奋不顾身的悲壮色彩。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从少奶奶到充当破败之家的顶梁柱，王琦瑶个人先后的生活状态可谓天壤之别，可她们都照样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从容不迫。“文革”中的女性面对抄家的造反派时，边应答边气定神闲地淘着米。《妹头》中的女主人公在人与环境的磨合中，显得游刃有余。爱情是女性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在男女关系的背景下，王安忆从性爱、情爱、同性之爱等不同层面探索女性生命的舒展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种种神秘、真实的本能欲望和深层体验。
　　王安忆在小说中放纵女性主人公的欲望。在《岗上的世纪》里，王安忆以“细腻的、蓬勃的、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性心理的情感方式和生命体验过程为线索，把两性关系中一直以男性为中心的快感转移到一个女性文化视阈的心理世界的真切感受。可以看到王安忆开始倾心于人在性爱和感情世界的矛盾纠葛，试图用性爱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女性心理世界。因为只有最高程度地实现性生活领域里的人格尊严，才能达到女性生命本体最大限度的和谐和自由。王安忆把女性身体从被“看”中解放出来，在对欲望的自主言说中确立了女性自我主体性存在的价值。文本中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被淡化，以女性个体生命的涌动表现个人意识的觉醒，突出人的自然欲望与心理，将“性爱本身当做人类创造自我(不是创造儿女)的神圣行为”。
　　王安忆在小说中宽容地看待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等物欲的膨胀。《香港的情与爱》叙述不平等的男女交易，写“欲”，却更写“义”。作家对这一切给予充分的“道德宽容”，于是性爱叙事被呈现为无罪的欢愉叙写，情爱的选择成为尊重生命、尊重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表现女性沉沦的《米尼》、《我爱比尔》中，作者没有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角度加以评判，而是从女性自身的价值出发，去追寻和确立她们存在的意义。面对堕落的米尼，专“傍”老外的阿三，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没有廉价的道义同情，只有真诚的惋惜之心。王安忆悲悯地叙述：这是一个渴望彼岸的漂泊的心灵!
　　王安忆是怀着悲悯与欣赏去塑造女性的，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忧虑与沉思，她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强调合理性的时代，把人往下拉的力量特别强，好像一切的堕落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不道德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有理论依托，这就是80年代的‘人性解放’。在这个旗号下，所有的不道德都可获得‘合理’的解释。80年代的思想运动是必要的，因为在这之前，人性在中国社会里被压抑到最低点，人成为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复苏和回归到原初的人性是巨大的进步。但问题出在，你回到了起点，再往哪里走?是向更高级状态出发，还是降落到底线以下。”
　　这个时代里，聪慧的女性守望着爱情，循着爱情之路，一步一步，身不由己地走入迷失、堕落、沉沦之境。一个个情爱故事，结局无一不指向虚无，这些情感悲剧演绎了人性中情爱的悖论和残缺。虽然如此，王安忆却有意淡化人性中的“恶”与“悲”，竭力挖掘“善”与“喜”，开掘“假”中些许的“真”，笔触中有温情、宽容、悲悯，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认同和欣赏，体现著作者对“浮萍”般动荡生命的慈悲关怀，对传统知识分子人间情怀的坚持。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寻找男子汉：温情地求索协调
　　新文学初期，女性主体性地位因传统规范制约而无法确立，男性主体地位因父权制权威而焦虑难以生成。作为女性作家，王安忆认为男人并不比女人更有力量，女人寻找男子汉的心理源于她们依赖性的陈旧思维模式，寻找本身就是误区，其结果注定是失望，“男性神话只是一种人为的打造而非历史的真实”。在她笔下，女性形象常常呈现出强大的力量与姿态，男性形象则显得平庸懦弱甚至猥琐。王安忆曾用知识和生活来对比男女两性：“知识是软弱的，生活才是结实的，那谁来扮演知识，谁来扮演生活呢?我觉得还是女性扮演生活的好。我觉得男性扮演生活没有那种美感。”
　　王安忆以一种客观的眼光观察、思考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她并未置男性于女性的对立面，她觉得对“女性化”最好不要用性别特征去定义它们，因为这不是性别特征，而是人性特征。王安忆作品里的“性”“甚至不是男性、女性的性’，而是‘人性’的性’……指的是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性天然的、本能的、具有遗传性质的性’。
　　这是在客观地理解男女两性。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扮演结实的生活，积极主动且富于生活韧性，而男性多数扮演软弱的知识，在爱情中要么缺席，要么处于被动状态。在理想男性光圈不在的背后，自私、懦弱和卑微的男性无处遁形，让渴望爱和被爱的女人们悲痛失望。《荒山之恋》即称：“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爱情的另一方，男性人物形象无论是形体还是心灵都比较模糊贫弱。《荒山之恋》中“他”“颀长纤弱”、“羞怯”、“阴郁”、“谦卑”，两个女人却漂亮而有心计。《岗上的世纪》中李小琴“好看的身子”、“丰盈的手臂”、“白玉无瑕，坚韧异常”，“像个初生的婴儿”，而杨绪国是“一根一根的肋骨，两条又瘦又长的腿，锥子似的扎在地里”，“像一条断了脊梁的狗”，其问对男性的丑化和对女性的美化倾向是不言白明的。此外，还有对男性品格的丑化：杨绪国干农活比不上李小琴；《荒山之恋》中的“他”听从两个女人的安排，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和思考；《流逝》中往日风度翩翩的文耀，面对家里的变故一筹莫展；《逃之天天》的郁子涵生性浅薄，贪图口舌之欲，将本应挑起的生活重担一卸到底。
　　可以认为，王安忆在书写作为女人的骄傲和魅力，但这不是对男性的不满和讨伐，正像王安忆在向陈思和解释“三恋”时所说，“根本不是以女性为中心，也根本不是对男人有什么失望”且。而是作家对在艰难生存处境下疲倦、衰弱的男性的同情和理解，并用女性的柔韧在孤独和困顿中守住两性共同的家园。“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责任和创造，而女人的理想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王安忆希望她的男女主人公们“携起手来互相补充和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一再重申，自己正从事“世界观重建的工作”，不回避现实世界，也不参与现实世界，而是借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重塑精神之塔。王安忆以一种客观的“超性别”立场来看待两性关系，重塑精神之塔，她试图兼顾男女两性生命经验的需要，共建平衡发展而不是男女对峙的世界。王安忆也在文本中对造成男女两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实质问题进行了反思：“实际上，吞没‘自我’的也不是男人，我们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男人。说起来，男人和女人都是受害者，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应当互相支持。”束缚女性发展，造成两性矛盾冲突的，并不是所谓的男性世界，其实是人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
　　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传达出在精神泥沼中艰难跋涉的苦痛，但她更“愿意给人们一些希望”，于是，看取两性关系的本真，踏上了人性求索之旅。“女性为了人性的解放进入社会中心，男性为了人性解放从社会中心重返人性家园，成为男女两性所共同遇到的问题。只有在两性对话中，男女才能对社会性与人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更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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