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上海热”;怀旧;想象
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华人世界再掀“张爱玲热”,并且从“张爱玲热”扩展到“上海热”。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上海热”,热的是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老上海的文化及其魅力,实际上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之痛与重写历史、建构想象过程之难。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力赞张爱玲,使得长久被大陆文学批评界忽略的女才子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紧接着“张爱玲热”迅速升温,其背后的“上海”也跟着水涨船高,“上海热”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上海往事》《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苏州河》等具有上海元素、上海风情、上海题材的电影带人们回到过去,重温历史。《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宝贝》《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这些以“上海”为卖点的图书迅速占领了图书市场,并跃居销售前十位。老上海的月份牌、画册,铺天盖地涌进我们的视线。仿着老上海遗风的咖啡馆酒吧也整条街地出现了。1998年张曼玉、梁朝伟主演的《花样年华》使得上海的旗袍风靡一时。“由此在大众接受与大众传媒里,仿佛不追溯到‘上海’,就没有将‘怀旧’进行到底,有关上海的历史主题和怀旧主题的作品比有关上海的现实主题的作品似乎更具有号召力。
在近年来文学创作中“上海热”的先驱者行列里,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可谓举足轻重,承前启后。《台北人》里有很多意象,比如百乐门、霞飞路、大光明、兰心剧院等,都是如今“上海热”的重要标志。“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那起小娟妇哪里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既是金大班对自己辉煌往事的追恋,又是对故地上海的肯定,只有在那里她的生命才能焕发出全部的价值。上海是她的精神家园。一次次的今昔对比已渗透她生活的点点滴滴,让她在怀恋中兴奋,在现实中黯然。当下生活的种种很容易就触动了她怀旧的心弦。金大班的自恃与自傲,来源于百乐门时代的辉煌,“上海梦”无法在台北继续下去,美人迟暮,她回不去了,她是藉着那点辉煌来保持自己的心气。
而尹雪艳则是上海的象征。“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股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这句点到了关键,大家喜欢找尹雪艳,因为她身上有着迷人的气息,那是上海的气息。人们向往怀恋的上海的一切,在她那里都能得到满足。她家里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客厅四时供着鲜花。她爱吃会玩,逛街看戏样样在行。“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大千世界繁华的察香一般。她是“上海”的象征,而“上海”整个就是一片广大的欲望发生场,是欲望撞出火星来,烧完又复燃的无边集散地。在这里,仿佛没有什么满足不了的欲望,甚或实际上,这里正在无休止地激发、生产、推销着无数欲望。人们拼命地赚钱,再挥金如土地花掉。
被批评家视为“上海热”中推波助澜之作的《长恨歌》的时间跨度更长,差不多半个世纪,故事终结在20世纪80年代。用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命运,这在小说中已有过几次暗示。“那么王琦瑶的死,我们不妨解读为一段特定的上海历史的终结,一种特定的上海的生活,上海风情乃至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的消失。’”匀这里要注意的是两点:一是王琦瑶死于当代的20世纪80年代,主人公和上海的历史都终结于当代的现实;二是王琦瑶之死是属于非正常的死亡,人性中的贪婪卑琐与社会中邪恶堕落共同导致了她的死亡。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所构成的故事终局隐含了作者对于上海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价值判断。在王琦瑶死亡之前,她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那便是她与老克拉之间没有结果的暖昧关系。有一个细节的表现意味深长。王琦瑶拿出了被自己视为命根子的雕花木盒,哭诉着哀求老克拉再陪她几年,但他终于不堪承受,仓皇而逃,再也没有回头。这时,王琦瑶的命运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上海的一段历史已经到了落幕的时刻。《长恨歌》怀恋的真正主角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整个城市老上海。“上海的弄堂里,每一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们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枢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
在这不折不扣的势利场,哪怕被视为人间仙境的“爱丽斯公寓”照样没有安全感。唯一似乎忠于爱情的程先生,也一直是在追求一个幻影,与真实的王琦瑶隔着一层,最终不能走近一步并以死葬送了这种感情。即便这样,上海仍然是王琦瑶所不能忘怀、不能离弃的。作者借王琦瑶对老上海的情态与风韵作了细致的描摹,尽情地表达了对老上海的怀旧之情。这或许也正是王安忆私心甚许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家园。
在白先勇、王安忆之后,“朱文、朱天心、陈丹燕等作家也纷纷加人了‘上海热’的写作行列之中’,阴。但是无一例外,这种对老上海的怀旧不会怀两百年前那城墙弯窄的小县城的旧,也很少怀沦陷时期满街日本军警,路人动辄被搜身那样的旧,当然更不怀苏州河两岸工厂、仓库和棚户区的旧,市南、市北那些弯弯曲曲的平房里弄中的贫民生活的旧,他们的视线始终流连在20和30年代,仿佛那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不曾发生。他们将目光只是对准了外滩、霞飞路和静安寺路,对准了舞厅、咖啡馆和花园洋房。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怀旧被划定了视界与范围,怀旧的载体之一的文学创作因此而显得单调、贫乏,半是怀旧半是想象的内容也暴露出作家们在历史与文学之间难于取舍的限度。在笔者看来,以上海与上海历史(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背离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感时忧国”的文学精神,除了现时代拒绝宏大叙事、主张纯文学与私人写作的文学风尚使然之外,还应该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
20世纪20,30年代,当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还被贫穷落后笼罩时,上海已经平地崛起,它的富贵浮华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记忆。今天也不难理解,“当昔日的小渔村成为一时中国最繁华也最浮华的都市,将会给国人以怎样的震撼”。可以说,自1840年国门被打开,《南京条约》的签订将上海推向了历史前台;接下去的一系列因缘际会,如“五口通商”与中国外贸口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北移;租界的形成和租界内部按照英美模式确立的制度安排;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大规模难民涌人租界,以及这些难民携带的大量资本;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的历史沿革,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形态;一战期间中国(主要是上海)民族资本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还有抗战时期上海特殊的孤岛情势……“上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追求最核心的想象之一。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开宗明义地说,他要在这部书里“重绘上海文化地图”,他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恻。凡是有关娱乐享受的,都如数家珍地举出来。这些颓废的、带色欲的都会娱乐,有着美学上的迷人之处,有着现代的精神内核。尽管当时的上海市民还不具备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它的市民文化给封闭的中国增加了现代生活的活力,时装模特,影视广告、商业招贴画、歌厅、舞厅、咖啡厅、酒吧、通俗读物等,构成中国现代都市混乱不堪而节奏热烈的文化潮流,那些发达国家有的消费文化上海应有尽有,它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
怀旧,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重写历史与建构美好想象的过程。显然,在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成型的上海,和广大的中国内陆是构成了鲜明对比的。“上海”代表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的现代都市文明,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纯粹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上海满足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憧憬及其特定的理解与想象方式:声光化电、商贾国会和科学民主。或许,在众多文学作品着力书写昔日上海的同时,如卫慧等作家从一个相反的路径复写了当代上海足以吸引媒体关注与市场刺激消费的一面,而“由媒体与作家合谋制造的‘当代上海’社会生活主题的阅读潮流正是为昔日上海招魂的绝佳理由’。二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借此我们也可以透视近年来文学创作中“上海热”的真实面目。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上海热”,热的是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老上海的文化及其魅力,实际上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之痛与重写历史、建构想象过程之难。缘于此,我们不得不在现实情境的刺激之中,返顾一个昔日上海的所谓的“辉煌”;文学似乎也只能在重温历史的“辉煌”之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管窥其间,历史在文学中并未逃逸,对它的怀旧与想象表征着它的存活;现实在文学中也并未缺席,而是以隐形的方式继续存在。笔者以为,这也是我们在评论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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