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我国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

　　论文关链词:多元化;精神空间;母亲神话;两性对话
　　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丈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竟艳”的多元化格局，女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使文学时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实现了片男性翁权的一种期及。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繁荣，女性文学未来的走向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阶段，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创作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女性精神空间的探求与建构
　　较之于08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依然占中心地位的男权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尴尬和暖昧川，使女性的精神空间变得相对比较狭隘。这从当代女性作家写作思潮的变迁中即可略见一斑，她们不仅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魔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和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还经历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躯体写作”、“房间写作”和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更有以“新新人类”“宝贝”们性味十足的“身体播滚写作”等。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女性正在走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和重构。
　　(一)“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市场经济大潮以其不可阻遏之势改变了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使人与生命能够重新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和文学的中心。女性作为这一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但进一步发掘出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把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等诉诸笔端，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及对女性所特有的种种复杂、微妙、细腻的心态进行深人勘察，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把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人的探问转向了一向被文学忽略了的女性，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了神秘的女性世界。与此相适应，“个人性”和‘个人化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女性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
　　这种“个人化”写作潮流，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们以写实主义的立场，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把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和飞速变幻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了男性的单一线性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切人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J锐，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现代女性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探求着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价值。
　　(二)“宝贝”文学现象解读。“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给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留下很多颇为耐人寻味的东西。一直以来，当代的女性写作总是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等等，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因此当代女性的写作便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了身体。这种对精神空间的探求和建构工作早在“宝贝”之前略早一些的女性作家就已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她们常以回忆过去的方式来进行。从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历史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如果说这些“老前辈”女作家都只是靠对‘过去”的回忆过浩的话，那么到了叛逆的“宝贝”们以后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既无“过去”可供回忆，也无当代精神可供推崇的尴尬局面，可又得活下去，于是只有在语言技巧上苦修，精神意识上自己“宝贝”自己了。“新新人类”的现代狂热再加上身处一个逐渐丧失精神空间，甚或没有精神空间的时代，于是她们只好以这种严重“自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三)“趋性别写作”的意义。“超性别写作”一直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的热门话题，女作家们忠于以人为本的信念，在创作中突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自尊自爱，如斯抒在《作为另类》中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迟子建在《地地道道的女人》中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这些都显得大气、大度和大;另一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人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翟永明《超越界说》)。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女作家的自我》)。因此，王安忆在表现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时，既揭示了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逐鹿中街》)，也表现了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关系之间的挣扎((岗上的世纪》)，这些作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人的一些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刻制约力量。在《弟兄们》中她还描写了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却最终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的过程，提出了“女性在当今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究竟有多大精神生存空间”的人生命题。以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理性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作家和批评易叹寸文学与性别关系探索的自觉，使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母亲神话”的推翻。08年代末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这在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里表现得较为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再度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徐坤在《女蜗》里刻画的母亲李玉儿，因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生育史充满了苦难、辛酸和荒诞，于是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便从“受虐”向“施虐”转化;徐小斌《天籁》里的母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政治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谛，陷落在魔性丫兽性之中。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以上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暴露了女性文化合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剔除女性精神世界的劣根性和繁荣女性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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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个人化”误区。本来从“个人化”视点对男性社会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主流叙事进行消解、颠覆，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竟成为个别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取得惊世骇俗效果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对女性的新的压抑。近来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她们竟称“用身体来写作”。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今天的女性作家并不全都是“个人化”思想的俘虏。譬如陈染，她的作品就常给读者非常复杂的感受，既是惋惜，她那样固执单尸的想象角度，以至不得不重复自己;也是期盼，她毕竟表现出了对于精神自由的敏感，对于庸俗的由衷的厌恶。林白的小说也以诗化和抒情化的笔调，通过一个认同感极强的女性叙述人之口，描绘出了孤立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完美女性形象和男性中心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悲剧性冲突，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化风格(《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凭借如此富有诗意的世界，我们才能在精神上有力地质疑各种流行的思潮，也才能真正继续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性”的盛宾及其负面效应。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是令人尊敬的，但90年代以后有些女性作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放到了“性”上面，使本应有的“人性”倒少了“人”的意味。比如在08年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一大深刻表述是残雪式的防被窥心理，而90年代的卫慧、棉棉们写作的典型方式却是暴露隐私，同样是写“被看”的女性，一个在惊恐地逃避看者的眼睛，一个则主动把自己置于看者的视野之中，用躯体化语言为当代文坛献上了一席别开生面的“性的盛宴”，虽个别地方用笔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底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更多一些。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有强烈的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根本谈不上理性的思考。
　　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艺术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负面的诱发作用很容易产生，特别是这类创作所凸显的“自恋”倾向不利于女性自我精神空间的建构，很容易跌入男性“欲望化的“窥淫”陷阱。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和生命意义的“性”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不应该象有些批评家那样将其称为女性文化的核心，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
　　三、女性文学创作的走向—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
　　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共识就是:在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以后，它遇到了和“娜拉走后怎样”相似的困惑:它又重新回到了发誓要反抗、颠覆、摆脱、逃离的男性文化中闭。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尴尬的现状，女性文学创作不能仅仅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女性独白，虽然这种独白还有待于更加响亮，有待于社会的更大关注，但女性独白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的阶段，也许只有这样，女性文学才能走上一条更有前途的发展道路。
　　这首先是时代的变化使然。当阶级、政治的色彩渐渐淡褪后，不仅仅是女性的性别角色从遮蔽走向敞亮，男性的性别角色也是如此。就是说，男性也面临着一种重新审视自身、自身价值重新定位的转换需求，这种转换需求是随着人的解放的着重点的根本位移而同时同步发生的。如果说，女性已经意识到，仅仅是女性的社会解放、社会地位的改变并不能使女性得以根本解放的话，那么两性之间的对话则势在必行了。其次是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应该得到高度尊重。人应该有着生命的鲜活与自由，但社会的束缚与抑制又是历史行进中的必然;人固然不应被物所役，但人的生命享受却又往往为物所限，在女性为了人性的解放进人社会中心以及男性为了人性解放从社会中心返回到人性家园时，两性对话更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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