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九一八”文学解析

　　论文关键词：“九一八”；鲁迅；文学；政治批判；文化批判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抗日文学虽然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主导地位，但已成为新文学的劲旅。鲁迅仍是这支劲旅的主帅。他不仅用文学推动抗日斗争，并且同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尤为突出的是，鲁迅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之际，一以贯之地进行民族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因为当政者和国民劣根性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刻的种种表现，使鲁迅感到民族战争取得胜利分外艰难；更使他觉得倘若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振兴，即便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民族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作为反映时代与社会的中国新文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抨击日本侵略者、反映中日民族矛盾的各类作品。它们与“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所形成的抗战文学是一致的。蓝海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中认为，抗日文学始于“七七”事变。我们觉得，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这一段时间，虽然就全国范围来看抗日文学在整个新文学中尚未如同“七七”事变后那样取得完全主导地位，但毕竟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拟将此间的文学以及其后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的文学命为“九一八”文学。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导师和旗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众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杂文居多，是中国“九一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鲁迅对“九一八”文学极具独特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立即作出反响。当时“左联”所领导的刊物《文艺新闻》曾向上海文化界某些著名人士征询看法;鲁迅是这样说的:“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此处鲁迅从两个方面评析“九一八”事变的意义，从中国着眼来看: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将自己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对中国的“膺惩”，这种“膺惩”在鲁迅看来既是对中国军阀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又看成是对中国民众的—中国民众虽然备受中国军阀的压迫，但又有着十足的奴性;这种奴性的存在使得他们尚不可能推翻军阀的统治，而只能在外敌人侵时蒙受更大的苦难。当时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广大国统区特别是沦陷区民众确实基本上处于此种状态。从世界着眼来看，鲁迅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进攻苏联的先声。虽然此种观点有人认为是受到了王明左倾临时中央的判断的影响，但鲁迅却也表现出他的深刻之处:他看出了民族斗争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
    基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立场，鲁迅对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乃至卖国投降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应当说，鲁迅就中日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相当全面的。
    1933年9月18日，适逢“九一八”事变两周年，鲁迅作《九一八》。此文并非对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抨击，而是辑录报刊所载有关“九一八”两周年纪念的消息，通过巧妙的编排，揭露蒋介石政权空喊“救国”实际上极力镇压人民抗日的罪行。此文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正是鲁迅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重要战斗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大讲“攘外必先安内”。鲁迅首先对这一口号展开了批判。鲁迅在《文章与题目》中指出这一口号的实质乃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可谓鞭辟人里。《中国人的生命圈》则更为明确地抨击了国民党政权对苏区的进攻，其中写道:“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事实上鲁迅在此处已深刻地指出由于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华民族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对于国民党政权同日本侵略者的勾结，《对于战争的祈祷》一文有着更为深刻而形象的揭露。鲁迅认为国民党当局对日军采取了打败仗的既定方针:“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翰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这种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人木三分。鲁迅用此种明喻将卖国贼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对“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批判最力者当属《“有名无实”的反驳》一文，其指出国民党政权的逻辑是，非但不反对敌国外患，而且“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好为惩治人民寻找借口。
    鲁迅对某些军阀在民族战争中的丑恶表演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文人无文》中写道:“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这是对军阀们所谓的抗战的绝妙讽刺。鲁迅还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与腐朽性给予了任情笑骂，显示出一位仁人和智者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青年学生历来最富爱国热情，并有着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民主的实现而献身的精神。鲁迅一生中总是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向历来的专制独裁统治者抗争。1931年12月17日，各地青年学生为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政府居然下令镇压，当场打死20余人。鲁迅于20日撰写著名的《“友邦惊诧”论》，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施以愤火与毒焰，进行猛烈的挞伐。翌年1月8日，又撰(“非所计也，，》，继续批判国民党当局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并惊醒人们:国民政府对侵略者讲“友谊”，但对爱国民众是不讲“友谊”的，再也不要搞请愿之类的事情了。这与他在北洋军阀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的立场是一脉相传的。对于中国的专制政府不要搞请愿是鲁迅的一贯主张，这是他基于对中国封建政权的深刻了解，这一点至今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专制统治者都善于搞两面手法。因为他们的独裁统治和政策，若是不加以梳妆打扮，便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蒋介石政权亦如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不签定任何辱国丧权条约”。鲁迅曾作《不求甚解》，揭露这些誓言的欺骗性。由于蒋介石一面下令对日军“绝对不抵抗”，一面大谈“救国”，在此种政治决策的掌控下，当时画报上甚至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鲁迅指出，这是“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其实是用作戏手段来掩饰投降政策。鲁迅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立场相一致。他指出，国民党所作的“誓死抵抗”之类的“宣誓”，其实不过是中国人惯用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娟”一类的“赌咒”而已，“是信不得”的。而“‘天诛地灭，男盗女娟’—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子日诗云一样。”我们从此句可以看出，鲁迅事实上是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批判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他的这种批判带有历史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意味。而《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则更为明显，其中说道:“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此处既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的批判，也是对无持操的国民性格的批评。《礼》则揭露蒋介石政权所鼓吹的“礼让为国”的实质要人民听任侵略者的宰割。中国人的“礼”在历史上其实给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更多是屈辱。
   鲁迅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的正确立场更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而这种立场是基于鲁迅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他在抨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猛烈地挞伐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政府确实卖国投降，另一方面也是同样基于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1936年9月20日鲁迅与巴金等人联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再次昭示出鲁迅始终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抗争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鲁迅之所以对国民党进行猛烈的批判，其实与鲁迅的另一重要思想有关:“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释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在鲁迅看来，本族和异族的统治阶级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人民的公敌。而中国的统治者又格外凶残，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也曾指出这一点:“作为一个整体，统治阶级在帝国不是最优秀的分子，而是最腐败的坏蛋。一位聪明的道台，对一位外国人说过:‘帝国的所有官员都是恶人，都应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是无用的，因为下一任会跟我们一样坏。”。此处说的虽然是清朝，但国民党的统治亦如是。所以鲁迅对缺乏阶级意识的“国防文学”口号才有所保留;才在抨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挞伐国民党反动政权。倘若说这是民族自我政治批判，那么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是民族自我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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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中写道:“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一个先进的民族能够不断地进步，就在于他总是不满，常是反省;而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要迈出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则是深刻反省，自我批判。这是鲁迅的一贯思想。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贯穿于他的一生，即便在“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也未停歇，甚至更为激烈:因为在矛盾双方的对比中，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感觉更为痛彻。鲁迅在“九一八”后所写的许多作品都在批判国民性;但此处我们仅涉及那些与中日矛盾冲突相关者。
    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鲁迅主张在民族战争之际不仅要研究日本，也要研究别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鲁迅在此期间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
    鲁迅将他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战争之际的精神麻木现象。在《“抄靶子”》一文中鲁迅不独批判了某些“同胞”对帝国主义的效忠，而且批评了国民性中缺乏民族认同感、喜欢内斗甚至狠琐、下作等不良方面。其实上述种种均是精神麻木的表现。“了解中国人的人，无疑会肯定，中国人对于别人的痛苦之冷摸无情，大概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无法相比的。’，。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谈及战争中人们彼此互不关心的状况。他说:“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逃难者之终日纷纷不断，不逃难者之依然兴高采烈，真好像一群无抵抗，无组织的羊。”。鲁迅对此优心仲仲。鲁迅经常用“羊”比喻愚弱的中国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愚弱的国民性格有时又以极为荒诞的形式出之:
    1932年8月30日夜，发生月蚀，上海市民演出了“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的闹剧。在此之前，还有放焰火施恶鬼的举动。鲁迅对这种不救国土救月亮、不救灾民救鬼魂的“发昏”现象非常愤慈，给予猛烈批评:但鲁迅认为这也是统治者制成的:因为如果想要救领土，“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
    鲁迅还曾写道:“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有些人做事“太不认真”，衣袋里放着抗日徽章，却不一定真的抗日，但倘若被日军发现，恐怕必死无疑。“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鲁迅对中国人善做戏、不认真这种民族性格深感悲愤。在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之际作出此种比较，确实是需要勇气的:要冒着被垢为汉奸的风险。但鲁迅深知，若是国民性不得到根本改变，战争的胜利就会格外艰难，即便胜利了，这样的国民性格也难以使民族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民族。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鲁迅的正确。
    严格说来，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崇高宗教信仰的民族，而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生活又比别的民族更为艰难。所以也就养成了特别重视实利、尤其是物质利益的性格。虽然几千年来的义利之辩试图对此有所匡正，但从民族整体而言，很难说发生了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无论是统治者抑或被统治者都一心执着于发财。国难当头之际，此种心态未曾稍改。当时国民政府曾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说购买奖券是“既爱国，又获奖”。鲁迅对此批评道:“我们新近又有了一个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虽然各种彩票，近似赌博，而发财也不过是‘希望”。
    中国人有时注重实利有时又不务实际，这是其性格之两面性。当时上海市部分青年为了支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抵抗日本侵略者组成了青年援马团。鲁迅写道:“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却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这段话其实有两层意思:先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然后批评这些青年人的不务实际，虚张声势，近于作秀，即使其中不乏真诚者，但因缺乏的恰是韧性的战斗精神，所以必败无疑。
    鲁迅对国民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秀的批判所在多有。当时有人撰文’‘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鲁迅认为战士吃西瓜无非觉得口渴，“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弊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与这种肆意夸张的所谓“抗敌”精神不同，当时还有人主张不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退敌，便是英雄。此种性格事实上在今日之中国，表现得更为猖撅:只要达到致富的目的，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事实上鲁迅在此文对国民劣根性的喜好夸张其辞和善于屈膝迎合的两个似乎有些对立的方面同时展开了批判。
    由于鲁迅对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鲁迅不只一次被垢为汉奸，甚至产生了《鲁迅愿作汉奸》这样的专文。鲁迅在他的著述中亦每每予以驳斥。他写道:“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此文鲁迅不仅入木三分地揭露出究竟谁是汉奸，而且大有挖祖坟的意味，其实又是一种国民性批评。《“立此存照”(七)》对当时报刊上有人主张中国人杀害日本人“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的奴才论调给予猛烈的批判:“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在翌日致黎烈文信中鲁迅更愤怒地称主张此种论调者为“畜类”。。谁人是汉奸，不辩自明。
    鲁迅在抗日斗争中对国民性的批评，归根到底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因为只有如此，才会不只是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且会在战争中洗涤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真正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这又需要每一个个体的人在战争中脱去旧壳，真正站立。人不立起来，民族的站立也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以压抑个体的人的生存与个性为代价的民族振兴，绝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即便同自己的战败者相比亦如是。这就是鲁迅“九一八”后所做的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给我们的永久的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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