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批判话语的构建——论析老舍文化批判精神的特性

　　[论文关键词]老舍；市民文化；批判精神
　　[摘要]老舍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对自己深浸其间的市民文化在表达眷恋的同时也透露了同等的忧思。他既坚持启蒙理性，承续了“五四”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又对走入偏执的启蒙观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于价值失序中道德信念的沦落状况深表关注。在“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之外，老舍努力去探索开掘人性中潜藏的病态，建构起了多维度的批判话语体系，也彰显出了他的批判精神的深邃。

    老舍是一个具有独特生存立场和价值立场的作家，面对中国历史转型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他以自己的精神操守和认识体验为评断基准，以嘻笑怒骂的创作为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种种缺憾性的社会存在。樊骏先生在谈到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时就说“如此贴近生活的原生形态，显示出生活冷峻严酷的一面，朴素本色的现实主义，是老舍的特色。这样的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较为少见，而更接近于西欧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尤其是与托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有些相似之处。纵观老舍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具有开阔的批判视野，这种批判几乎触及到社会、历史、道德、文化、人性的方方面面。老舍凭借着此类批判性话语制造了一种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建构了一个与缺撼性现实相制约、相抗衡的批判系统。尽管老舍在不同作品中批判的重心不同，流露出的情绪也或激愤或悲痛，但无疑都显示了作家对于社会文化的深情思考、对于民众真挚的人道同情、对于健康人性和完美世界的渴望。
　　一、文化批判对象的置换:由传统文化到市民文化
    贯穿其一生，老舍始终坚持以“文化”作为理解人类世界的出发点，坚持将文化批判奉为创作的逻辑前提和归宿。不过作为后“五四”一代，老舍对于文化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更为看重的不是挣脱一切封建罗网的“个性”解放，而是由群体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一直强调“文化”应为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立国之本，他认为要想使中华民族不灭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进行文化重建，然后方能实现民族自救。老舍的文化批判虽然有时也针对传统礼教文化对人性的扼杀，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束缚，如在《老张的哲学》中对传统宗法伦理的代言人赵姑妈的讽刺性调侃，但并不占太大比重。在《二马》中，中英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对照首先引起老舍注意的是，在西方活力奔突的实用文化映衬下，中华民族“出窝老”的痛心事实，而对于英国文化中更具特色的那种对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肯定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四世同堂》中驱使瑞全决然出走的也并非是他对个性解放的渴求，而是一种杀敌卫国的责任感。战争风云一过，瑞全又安心复归到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牛天赐传》写一个白纸一般什么都没有的小生命，如何被父母所代表的“仕禄文化”所濡染，渐渐陷人社会固有文化的酱缸中养成典型的“国人”性格，并最终一事无成。老舍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才是导致国民性屏弱、国力衰微、民气不振的罪魁祸首，剪除它们才是文化重建的当务之急。
    最为难得的是，老舍对于其置身其间的市民文化也有清醒的认知，在留恋与亲和中并没有放松对这种文化里惰性因子的警惕。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小心翼翼地对其实多有重合交叉的传统文化和市民文化加以区别对待，并不讳言自己对后者的眷恋。在对其进行观照时，老舍已不再去刻意强化它与“现代性”的截然对立，而是力图去审美地再现这种生活的艺术或艺术化了的生活，诚如赵园指出的，北京文化“作为‘前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认识、文化理解，诱导着他们观察北京的眼光、角度，训练了他们以他那种方式领略北京情调、北京风味的能力。比如，在小说《老字号》中，老舍对有悖于以逐利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营方式的礼仪文明与人情慰贴在道义上大加礼赞;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出对于大家庭秩序与温情的肯定;在《正红旗下》中流露了对于旗人生活精致闲逸情调的追慕。然而，此种眷恋终归只是一种情感姿态，老舍并未将之作为一种规范性或排他性的价值选择而走向保守主义的文化守成。那种文化自省意识始终在警示着老舍并促使他努力在创作中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剥离。老舍深知这种精致的生活艺术与飞速发展的时代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它正不可遏制地走向败落，如《断魂枪))中老舍所说，属于它们的那个世界“已被风吹走了”。在《四世同堂》中，可读到经历了内心折磨后的老舍，对这种充满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的市民文化进行的批判:“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厢，以致于灭亡。
    在坚持文化本位的批判前提下，老舍经历了一个从侧重传统文化到侧重市民文化的批判转向过程。初涉文坛的老舍因直接置身于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的撞击与交流之中，切身体验到那种弱国子民在强势文化面前难以避免的屈辱感，难免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于峻急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意识，他在传统文化与人性萎缩、国力衰弱之间设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据此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简洁的批判性否定。可以说，这一时期老舍的小说创作在相当程度上为文化批判的欲望所控制，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比文学性更为突出。后来，作家本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作者便由客观的描写改为主观的鼓吹，因而肤浅的感情与哲学掺人作品之中，失去了深刻的感动力，这是很不上算的事‑balm。由《离婚》开始，老舍创作实现了对他所熟悉的故都市民社会题材的复归。在对市民社会的一种近乎“原生状态”的书写过程中，老舍开始渐渐体认到文化与人性、人伦关系、历史结合的复杂性。他在进行文化批判时，观照对象的概念也由“传统文化”暗暗置换成“市民文化”，而对之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再是启蒙式的一味简单对立与否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老舍在早期创作中是将市民文化传统化，从而只注意到并突出了其封建、保守的一面;而后期创作则将传统文化市民化，通过对生机勃勃的市民俗常生活和生命形态的细节展示，来表现市民文化“封建性的糟粕与民主性的精华”杂揉交织的多面性与丰富性。虽然那种文化自省与反思意识犹存，但老舍对市民文化于批判之外更表现出了一种情感上的沉迷。此时的老舍已不再是一个优越于庸众之上、痛}L"疾呼的觉悟者，当然也没有拒绝宽容、仇视世俗走向孤傲自洁的“荷戟独仿徨”。他只是泯于万千大众中的普通一员，在以创作与表现对象进行着沟通与交流，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寻求实现一种较为温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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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立场下的国民性批判
    国民性批判无疑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作家的一个心结。在“五四”潮起之时，陈独秀等启蒙先驱将国民性问题与传统文化相提并论，“把国民性视为中国传统的能指，前者负担后者的一切罪名。‘批判国民劣根性’于是上升为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老舍的小说作品中，批判传统与批判国民性并不是两个涵义相同的概念，因此不能作等量齐观。
    老舍虽然并未一直坚守启蒙者的立场，但对国民性格病疾的批判性关注却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启蒙理性是评估老舍作品时不应被忽略的重要部分，但老舍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承担这一任务时所选取的对象和采取的处理方式，负载传统文化重累而精神老化的“老民族、老分子”凝聚了他最多的批判精神。《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好妇人”，出于一片“好意”，她将自己的侄女李静送给老张作妾，依据是“我爱我侄女和亲生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自己毁了!我就不许她有什么心目中人，那不成一句话”。对此，老舍十分沉痛地说:“世上不怕有蓝脸的恶鬼，只怕有黄脸的傻好人，因为他们能也甘心，作恶鬼的奴仆，听恶鬼的指使，不自觉的给恶鬼扩充势力”。《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典型小市民文化的生存个体。他生活的所有依据是“常识”与“趣味”，他处事的态度是“敷衍目下”。他营结各种人际网络，调解各种是非纠纷，原则只是“世界上没有不可以作的事，除了得罪人”，他觉得自己是生活中的一个大角色，而实际上其所作所为也“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并且在自己厄运缠身时，他的那些生活法则变得同他的命运一样不堪一击。《二马》中的老马，好虚礼、重面子、固步自封而且奴性十足。在他自傲的时候，他把一切英国人都不放在心上，而真到了需要民族自尊心的关头，他的自卑感又凸现出来。老舍刻意将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与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和民族危机对立起来，以凸显在大变动中这些国民性格中驯顺、保守、因循、怯懦因子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

    在嘲弄这些老派市民、批判没落文化的同时，老舍也在不断反思启蒙运动，警惕其相伴而生的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一群盲目逐新却没有灵魂的所谓“新人物”的漫画式描摹上，这个向度的努力显露了老舍思想的驳杂与深刻。“五四”之后，“孔家店”已经被打倒，但新的价值观、国民意识却并未相应得到确立。此时的社会精神严重失衡，一些思想仿徨的群体，尤其是年青人，因为找寻不到生存的信仰和准则，一味盲从趋新，处处以“新人物”自居。他们仅仅浮光掠影地抓住新思想中的只言片语或仅是行为举止上的简单模仿便开始自我标榜、处处夸炫，实质上不过是一群盲目无知的糊涂虫。老舍在谈到《赵子曰》的创作时说“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要以小说“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赵子曰》中的赵子曰、武端、莫大年等人都属于表面上受新思潮感召，而内心深处却与新时代精神相去甚远的年青人;《离婚》中的张天真“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是个生活在“好莱坞的梦境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里的无知少年。对这些浅薄可鄙的人物老舍几乎全部采用近乎刻薄的漫画式描绘，来发泄情感上对于他们的厌恶。同时在创作中，老舍还对这种新姿态掩盖下的国民精神、道德水平的集体性下滑焦虑不已，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忧心忡忡。《善人》写一位女“慈善家”新派姿态十足，连身边的脾女都起名为“自由伙“博爱”，却趁家庭教师丧妻之际落井下石将其解雇。《牺牲》中那位洋博士满口的西方民主自由，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病态自私的市侩。对于某些所谓“上等人”的虚伪恶习老舍更是厌恶之至，对他们的批判也更加犀利。《歪毛儿》中借白仁禄之口说“有时候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更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可谓一针见血。在其小说中，祁瑞丰、冠招娣等叛国投敌的社会渣滓也多被作家处理为此类新派人物的恶性发展，在道德失范、理想式微的情况下，他们逐利忘义，数典忘祖。老舍在创作中明显流露出对于新潮事物的内在隔阂，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老舍来自市民社会的思想局限和偏颇，同时也是老舍作为一个作家对于道德与历史关系的另类思考。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病态人性审视中的悲悯情怀
    老舍并未把自己的小说创作视野完全局限在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在关注人民穷困、政府腐败、社会黑暗等种种所谓隶属“感时忧国”的现代范畴之外，老舍同时也在努力去探索挖掘人性的病态。这种关注人性、欲望，走向人类内心的最具代表性的范本是《骆驼祥子》，此外也包括《离婚》、《月牙儿》等传世佳作。这些故事的基本框架是在一个生存环境对于个体的绝对控制的景况下，人物执拗于某种欲求并奢望通过奋斗加以争取，最终导致个体悲剧的发生。祥子就是在经历了这个过程后最终在绝望中走向人性崩溃的。其实，在《骆驼祥子》中为某种欲望所控制并最终步人绝境不仅是祥子，虎妞、刘四也遭遇了同样的悲剧。在小说中，他们3人都近乎非理性地沉溺于私自欲望的追求与满足(祥子之于车、虎妞之于性欲的渴求、刘四对于财产的迷恋)，而全然不顾及其他。在性欲、车、钱环环相扣而达到的暂时平衡被打破后，他们便开始显现灵魂中丑恶疯狂的一面，恶毒地相互报复，并促成了各自悲剧的最后发生。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里说“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在这里地狱应不仅指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应包括人性、心灵世界的地狱。在整部小说结束时老舍也并未说是社会毁了祥子，反而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见，老舍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人性的自私以及进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才是人生苦难的更深层源头。同样，在《月牙儿》中最让读者感到触目惊心的不是母女二人迫于生计去卖身的行为本身，而是作品中年迈的母亲充当老鸭的角色给女儿揽客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无情。在被夸张、放大了人生苦难中，人性素质的黑暗面暴露无遗。老舍在介绍对自己影响颇深的康拉德小说时说他的人物多是“被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的”，而老舍则想通过创作对康拉德有所补充，他认为是人性中的丑陋因素暗合了“锁人的”环境，二者共谋扼杀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在其他几部小说中，老舍也在对病态人性进行考究。《离婚》中张大哥对于介绍婚姻的热衷，也只是为了体验自己的庸俗哲学得以实践之后的一种畸形的满足感。他对于处于名存实亡婚姻中的人们的痛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只求想方设法让他们敷衍凑合下去，这就是他的胜利。他那种冠冕堂皇的“热心”，实质上却只是另一种病态形式的残忍与自私。《文博士》并非老舍特别出色的作品，但在其中老舍却苦心营造了一个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气息的所在:杨府。由于男人们都出去浪荡，整个杨府变成了一座“女儿国”。“国君”杨老太太是一个《沉香屑·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炉香》中梁太太一般的人物，幽怨而病态。不过她排解性压抑的渠道更加怪异:通过两个妓女来勾引年轻俊美的男子，通过对这种充满青春、健康气息的生命的鉴赏来获取快感。这种带有几分残酷自虐色彩的行为使她呈现出鲜明的异化倾向。
    面对这些人类灵魂上的不洁、人性上的弱点，老舍没有强化作家自我的精英姿态与俗众苍生的形同水火，而是像指引“迷路羔羊”的牧师那样，努力以自己的创作去帮他们探寻救赎之路。虽然老舍本人从未表露出清晰的“原罪”意识，也未将作品完全导向对于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但他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并不缺乏宗教的那种宽容与理解精神。老舍一直坚信“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对于他们身上存在的先天及后天不足，老舍并没有表现得像所谓“道德家”一样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而是采取了一种温情主义的姿态:“幽默”。“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现在学界越来越关注宗教对于老舍一生创作的影响，但正如胡掣青所言，老舍之受宗教影响并不拘于形迹，更重要的是他从耶、佛、儒中提取到一种应对人生苦难的精神支持。将佛教的“慈悲为怀”、基督教的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儒教的“舍我其谁”的社会历史责任感融汇贯通为自己的精神储备。在此精神烛照下，老舍在《黑白李》中开出了自己理解中的济世良方。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在比较黑、白二李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很多批评者也沿此思路去揣度老舍对于二人的褒贬。其实这不过是生性幽默的老舍和大家开的又一个玩笑。在他笔下李氏兄弟模样相同，只是黑李脸上多出一个“瘩子”。黑李信奉基督，白李代表儒家思想。故事结局是黑李为白李而死，而后者仍然在砸“地狱”的门。二人统一于一种“为他”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黑李在烧掉“瘩子”后面貌变得与白李完全一样，其实就是在隐喻这一点。老舍坚信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孤立与人性恶化之间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为他”的思想却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黑李和白李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也是老舍笔下光辉形象的代表。“伟大人物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除了写家实际的牺牲，他不会懂得什么叫同情;他个人所受的苦难越大，他的同情心也越大。可以看出老舍同样把作家本人的责任理解成为以自苦和自我牺牲的方式，以博大的同情之心，去启迪和激发缺失了灵性的人们。
    老舍在“老派市民”身上看出了经传统文化浸泡之后国民性格中的集体性缺憾，进而对产生这些精神畸形症状的传统道德观念、封建性人伦关系、古旧生活情调进行了无情的剖示和批判。同时，“新派市民”的所作所为也让老舍认识到，历史的前进并不一定相应带来道德的完善，相反的事实是，传统美德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已然丧失殆尽，而人性中的恶劣因素却因失去相应制约而沉渣泛起。在许多作品中老舍追忆过去人伦关系中相濡以沫的朴素情感和曾经的古道热肠，表现出一种怀旧的症侯。老舍小说中有许多悲剧并非属于纯粹的社会悲剧，而是打上了时代和社会烙印的关于人的追求和欲望的悲剧。对于笔下这些耽溺欲望、灵魂堕落的人们以及他们病态的人性，老舍以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博大情怀投注了深切的悲悯与同情。这种对于人性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使老舍的作品一方面不忘关注人的生存依据，另一方面又努力去拷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感时忧国”的民族大义与“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契合中具备了某种超越时代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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