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批评的错位——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有效

　　论文关健词：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有效性
　　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但不加辩析地搬用西方批评资源无疑是对当前中国本土语境的漠视进而造成批评的错位和残缺。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有效性思考分析，探讨大众文化批评存在的局限。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已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最纷繁复杂、引起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大众文化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有关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理性思考和批评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一步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表层走向深人，但当我们翻阅汗牛充栋的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时，不难发现大众文化批评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多问题，而在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上存在的弊端却被解决大众文化现实问题的急切心态所遮蔽，不少人习惯于将西方现有的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拿来即用，从而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独特之处。显然，任何一种理论，其有效性都会有各种时代的、地域的条件限制，如果不分时间、地点拿来就用，必然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检视一下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编著，诸如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单世联的《寻找反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着的《启蒙辩证法》中的一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更是被奉为宝典。一时间，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模式化、标准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表述模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者的口头禅，文化工业用认同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的审美能力在批量生产的大肆进攻下日益走向退化的边缘，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娱乐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大众对文化工业的接受是一套行为刺激反应模式，个体纯粹是被动的接受者等等诸如此类的批判话语高频率地出现于上述论着中，这使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个理论和批评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进而言之，这种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一味认同所造成的单一化理论批评格局及由此生发的批评语境的某种错位，是否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
    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立足于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点上的，它能否不加审辨地进入到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场，其前提是颇值得怀疑的。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港台流行歌曲、音乐与当时的精英文化在反“文革”的颠覆和反抗的思想解放层面不无“合谋”关系，不能用法兰克福的那一套话语予以“棒杀”，即便如当前的大众文化也不能以阿多诺所说的“反启蒙”一笔抹煞之，相反，“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尽管“启蒙”只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诸种功能之一，但正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想当然地搬用“反启蒙”予以反击的图谋宣布解合法化。不仅如此，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否已经达到成熟的“文化工业”的水准，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个文化圈之间分化、交融、渗透的态势，这一切都是我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这把手术刀解剖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时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们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前中国尚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文化工业”。戴锦华曾举了中国出版业与图书市场的例子。她说，尽管90年代以来出版业最为成功地实践了市场化的领域，始自80年代后期的“个体书商”图书发行“二渠道”书摊，已在90年代初年实现了对主流发行业(原新华书店系统)的凯旋式，伴随着民营(学术)书店的登场，中国图书市场化进程渐趋成熟。但不能忽略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允许出现民营私营的出版社，个体书商出版书籍必须向国营出版社购买“书号”，就如独立制片人必须向国营电影制片厂购买“厂标”或向国家、地方电视台购买时段。这不仅意味着一个文化资本垄断的事实，而且意味著作为市场行为的一切，仍然置身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管理之中。

   二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并不是三个没有关联的独立的文化圈，而是有着分化、交融、渗透的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在一般的观念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反映的主流文化，其运行规律往往是依靠强制性的体制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同时，通过经济上的财力支撑，文化项目上的优先选择和优惠政策保证其优先性和主导性。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这种状况也得到很大改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紫禁城影业公司。该公司是在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的直接协调下，于19%年由广电局、文化局双方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四个股东单位分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公司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这表明“政府文化机构亦开始以民营文化企业的形式出现”，“在渐趋失效的昔日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商业秩序及社会伦理的层面，有效地寻找着一种新的融合形态”。即，大众文化或迫于激烈的竞争，或取主流文化资源作为自己成功的法码，在反叛的同时又不乏高雅的情趣和主流的色彩。精英文化也不再是固守审美自律的文化代言人了，一些人也开始学习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以贴近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自己新的生存策略。而曾经基本上作为文化整体的精英阶层已不复存在，他们或成为体制认可的大学教授、学者、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或成为文化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老总、职员，或成为自由撰稿人、民间画家、独立制片人等体制外艺术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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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三个文化圈就已出现了复杂的再分化和交融的形态一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已分化成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利益关系和不同价值观念的群体;‘主流’则在努力使自己商业化，成为大众文化的领导层面;至于大众文化，则既有主流化、高雅化的一面，又有前卫化、叛逆化的一面，远远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心目中那种单一层面愚氓式的Mass了”。由此看来，如果我们仍然以一种静止的、不变的目光去打量和审视三个文化圈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大众文化批评必然是有问题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是中国本土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缺席。如前所述，某些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不加辨析地生硬挪用从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中国本土语境的漠视进而造成批评的错位和残缺。因此，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无疑是从事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研究的人文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姿态拒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资源于千里之外，正如我们批评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理论并不否认其价值一样。就目前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评所倚重的西方理论资源，有论者概括为以下五类:其一是以霍卡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勒、霍布森、威利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理论:其二是列维一施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其三是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马尔库塞以及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其四是以福柯、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想;其五是以詹姆逊、利奥塔、乔伊斯、沃尔夫、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这些理论资源的运用，不是以旁征博引显示自己视野开阔为目的，更不是以玩弄新术语使人昏昏从而凸显自己的莫名高深为要旨，我们的主旨在于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看取上述理论，结合当下中国实际，进行自己的理论原创和现实言说，而不是放弃自己的学术声音、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就如有论者指出的:“出自国人之手的批评文本，从基本范畴到逻辑架构再到论述方式已少有原创性，纯粹的母语写作己成为思想落伍者的标记。能将欧美的文化理论套用得像祖传秘方一样娴熟，那就一定是中国思想界的前卫，得到老外真传则更是炙手可热，至于论者有没有自己的观点以及观点是什么则无人过问。”
    这就要求我们至少要做到下面两点:一是绝不能为表面相似现象而作出简单的总体性判断。这一点徐友渔曾作过描述:“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可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仅以法兰克福学派惯常批判的大众文化的标准化、模式化为例，确实大众文化的生产内部存在着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追求程式化、模式化和批量化的制作驱力，但也不排除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为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的兴趣(有的甚至是为了获奖)讲求创新，追求独特的苦心孤诣。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大众文化一顿乱打，其实是“忽视通俗文化的范围和样性，以及它内部的张力和矛盾……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通俗文化是形形色色的，因为它可以被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群体作多种多样的利用和解释。第二，通俗文化本身应被看成是一系列多种多样的、变化的风格、文本、意象和表现它们可以在一系列不同的媒介中找到。倘若通俗文化有可能根据其风格、文本、意象和表现内部以及其间的矛盾与张力来说明原因，有可能根据其产品和媒介之间、它们的受众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来说明原因，那么就很难看出可以根据大众文化理论家们的同质性与标准化的尺度来理解它。”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即使如一向号称独创有个性的精英文学，其模式化乃至标准化现象也依然存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先锋小说虽然其最初的文本形态相对于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的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不仅先锋小说主题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通俗性话语，而且叙述方式上也是惊人一致地回忆、孤独、痛苦、痴想。读他们的小说总使人怀疑这些先锋作品全出自一人之手。”二是打破迷信西方权成的思维模式.某些西方的文化、思想大师们诸如德里达、福柯、詹姆逊、利奥塔、罗兰·巴特、哈贝马斯等等，在某些国内学人心目中早已羽化成一尊尊容不得半点议论的神，他们捍卫着这些“神”的观点就像捍卫着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一样。其实对于一个学者的真正尊重是不迷信于其权威，勇于指出他们的理论疏漏，这正是一个现代学者应有的品格。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不唯大师是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严谨学风和态度显然是建构当代本土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所必备的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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