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论生态文学的伦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垃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积极的现实姿态必然要求生态文学及其写作回到其自身特有的语境中，本着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通过作家的生态写作，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忧虑，从而实现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价值诉求。
    人类在精神生命的自我理解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形式—文学，并借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中的复杂情绪、思想情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了人类存在的证明，即所谓“文学是人学”。而“人的文学”也便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一直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结构并演绎和变化着。在“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始终是文学艺术的终极抒写对象，自然却一直扮演著作为审美的文学客体的角色。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歌咏，主要还是根源于书写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但如此，“人的文学”的观念还将人推向了地球乃至宇宙的中心，并由此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特权—自然的主宰，而特权的恶性膨胀便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掠夺和索取，其结果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瓦解。生态文学则从另一种文学视角切人到“人的文学”中来，自然的生命现象形态成为人的灵魂直面的对象，一开始就确立了把价值赋予生态系统整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的“善”取决于整体的“善”，一切个体的价值、幸福和基本的健康条件都应当依据有益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给予评价。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念，“人从万物的主宰、中心转变成生物共同体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他必须约束自我，与其他万物平等和谐共存。同时，他的义务也随之转变成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倡导的是“生命的文学”，所强调的核心应当是对于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应该说，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也是判断生态文学的一把标尺。“人的文学”固然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和歌咏生命，但其生命被狭义地框定在人的生命这一限度内，因为文学的生命之根置于人性的深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因而一切外在于这一尺度的生命自然被“人的文学”所遗忘。若有书写，也仅仅是作为人的生命的某种合法性证明而已。但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的文学”对生命的有限框定，为一切生命搭建了一个共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的生命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主客之别、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呵护，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交响曲。 
　　因此，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深层地体现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转变。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则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只能是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所以，“人的文学”就将自然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而“生命的文学”所张扬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无疑将文学的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因为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的伦理设限已不是人的法律而是大地来设定伦理的界限”。
    众所周知，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代表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物质贪欲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变，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变得百孔千疮。因此，“生命的文学”有着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原则，比如生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平等以及更多的公正;节约与合理使用资源;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等等。有学者曾将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概括为:1、循环性。要维持生命活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就必须循环，否则将毁灭生命。2、整体性(和谐、有序、动态)。生态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承载阑值范围内保持稳态，如果超过阂值，维持生存的稳态就将被破坏。3、动态平衡性(适应、协调、进化与再生)。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理所当然适合于生态文学，那么生态文学就应该自觉承担其语境内的应有之责，即自觉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

    生态文学作为“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必须肩负生态责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以确立生态中心和生态整体的观念。在生态文学语境中，自然已不再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对象化，而是与人互为主体或背景并共同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有权利对长期以来在与人的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被征服、被控制、被掠夺和被摧残作出申诉和抗争。当然，无言的自然是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但无言既不等于缺席，也不等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更不等于人类就有权利去肆意地践踏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残暴，自然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带有自虐倾向的更为直接的抗争: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冰河解冻、全球变暖、山洪海啸……然而，长期以来，自信的人类总以为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战胜灾难，并在屡屡的征服中极大地宣泄着所谓的智慧和能力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也极大地膨胀着对自然的贪欲。如果我们不进行生态整体性反思，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因此，布伊尔就突出地强调，“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并热切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高度赞美为生态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生态责任又当然地赋予了生态文学一种特殊的身份—人与自然和谐对话关系的代言人。
    当然，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然以及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的披露还远远不够。因为生态文学还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川侧所以，文明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征服与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及人类欲望批判等等。生态文学尽管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其落脚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乔纳森·莱文语)。中，欲望批判是其核心。因为欲望的恶性膨胀，不但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从而伤害自然，而且也会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亦如华兹华斯指出的那样:“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受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鄙的利益，把心灵出卖!因此，“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将飘逝》等。正是这些作家对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叙述，人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令人敬佩。
    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影响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于瞒姗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体裁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一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其生态报告文学切中了时代的命脉，奏响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曲。尽管于激情中略显仓促、在记录中缺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伦理价值诉求仍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站了出来，并以其丰富的声音—生态小说(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生态散文(如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周小枫的《鸟群》等)，完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由独唱向合唱的转变。
   二是由早期的生态危机的记录和展示转向深度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生态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为深人的思考与探究，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如张抗抗在其小说《沙暴》中，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草原沙化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因为插队知青辛建生等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所致，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生态整体性的破坏。
    三是生态文学媒体也开始从其它媒体的附属品地位中逐步形成其逐年形成其独立性品格。前期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于一些报刊杂志辟出的诸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地”等专刊专栏而得以面世，或借助于一些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生态文学网站披露真相，寄予他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但是，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间题的日益重视，一批纯粹的生态文学杂志如《大自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绿叶》等相继创刊出版，为生态文学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从欲望化的斗室中走出，亲吻大地，直面一处处生态危机场。
    诚然，中国生态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题材相对比较单一、文化批判仍显嗒若寒蝉、生命意识依旧显得较为淡漠，等等。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并与其它民族的生态文学一道谱写“绿色地球，绿色生命”的生态新篇章。那么，就让我们坐着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去畅游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和美的生态未来吧—
    “我还是变成鱼好。我要从这个地方游走。我还是变成鱼好!
    小孩子继续向前走去。走到河边，迈步跨进了水里……
    谁也不知道，小孩像鱼一样在河里游走了游到自己的童话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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