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抢夺一面新旗帜——论《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学说　新旗帜　启蒙
　　摘要：《文化批判》区别于20世纪同时代同类刊物的显著特色之一，在于大量而集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首先与特定社会时代的需求和《文化批判》主办者自身天然条件的暗合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同时，更是创造社为了前途发展需要而极力抢夺的一面新旗帜。
    《文化批判》是创造社后期一份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存在于1928年1月至5月期间，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段时问。与同时代的其它刊物相比，它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特色，大量而集中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文化批判》的主办者，即彭康、朱镜我、冯乃超等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自己的成长是有价值的，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国内的文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其更重要、更直接的贡献则在于促进创造社的发展。
  　一、特定社会时代的需求与主办者自身天然条件的暗合
　　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和彭康等原本都是留学在日的学生，为了创办《文化批判》，他们纷纷弃学归国，并分别于1927年L0月下旬和1l月上旬回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1925年，上海爆发了群众因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示威游行却惨遭杀戮的“五卅”惨案。1926年，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互相勾结在北京酿造了“三·一八”大屠杀血案;同年7月，北伐军在广东开始出师。1927年，国民革命正进展得如火如茶时，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时间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上下，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整体时局，使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挣扎于空前的紧张、焦虑和恐慌之中。他们急于想要厘清眼前一个个纷乱而又多变的事实，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能迅速找到一个冲破阴霆重见天日的法宝。而已有一套切实可行且早见成效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的马列主义，迅速引起知识界的关注，可谓是恰逢其需。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列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有工具性又不失其价值性。另一方面，艰难的时世又迫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在政治立场上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创造社进人第三阶段时，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不在反共与拥共之间作出更明确的选择与表态，不管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少的认识”。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地参与革命、服务革命，迫一切需要更充分更全而地认识马列主义。
    时代需要马列主义，但当时国内很多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并不熟悉，鲁迅也是在与《文化批判》同仁论争、交锋以后才开始去接触马列主义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而朱、李、彭、冯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盛行之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就读的京都帝国大学，不仅聚集了河上肇、西田几多郎等杰出学者，还出版了宣传和论争马列主义的知名刊物。彭康、李铁声在学习自己专业过程中开始接触了马恩的经典著作，朱镜我更是对社会学颇有研究，冯乃超在饱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还参加了帝国大学的日本共青团外围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也就是说，他们都借助在日本的留学时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方式或多或少地学习、认识了马列主义，这便形成了他们回国引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天然有利因素。翻开《文化批判》仔细看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同仁主要是以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为基础来办刊物的，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在日本留学时都学习了马列主义学说，也许还谈不上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进行“介绍”和“宣传”还是可以的。从其所介绍的内容特点来看，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就地取材”:学习了什么便介绍什么，在学习中介绍，在介绍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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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批判》同仁的启蒙说
    至于为什么要浓墨重彩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文化批判》同仁的言论来考察，可谓寄意深远，志在启蒙。《文化批判》在出版预告中说其目的是以学者的态度，一方而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这清楚说明了《文化批判》所要开展的两项工作:一为介绍，一为批判，但重点在后者。介绍、引人是前提、基础，批判是目的。创刊号《祝词》中成仿吾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进一步表明“《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是什么促使他们开始这场启蒙运动呢?“开始这种启蒙运动的原因，一是时代已经需要这样的干粮，二是因为我们预期全国觉悟的青年必将起来，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长为我们的后盾”。也就是，不管从时代、社会需要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进步青年成长需要的角度考虑，开启介绍马克思主义等纯正思想这样的启蒙运动都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一直到事隔50年后的1978年，冯乃超仍然强调了他们当年的想法是从当时中国社会需要的大局出发，“……我们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郑伯奇甚至认为可以用“启蒙”来说明创造社后期活动的基本特点，“当初大家所想的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列主义学说，而在文艺界中则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社以一个文学团体，自发地搞起这种启蒙运动，因而对于文艺界，特别对于进步的文学团体，所发生的影响就比较直接而深刻”。可见，按照创造社同仁所说，当初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的最重要出发点就是为了启蒙大众，特别是为了启蒙进步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国难当头时，他们能自发、自觉地承担起这项重任，实属难能可贵。
     《文化批判》能率风气之先，开始一种“伟大的启蒙”运动，用大量篇幅和版面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评论，并特辟新辞源一栏详细介绍每个新出现的专门术语，这对当时的文艺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来说确实功不可没。然而，“启蒙”的同时，创造社开拓出了新的发展空间，牢牢地握住了新的话语权。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为创造社前途计
    关于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人为什么弃学归国，冯乃超曾回忆道，“他(成仿吾)是我们回国参加文化工作的推动者，当然更大的推动力则是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这次我们弃学回国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国相仿佛，动机是反对国内的反革命…..." 这些都强调了他们回国的初衷是为了支持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从中也可看到成仿吾的劝导、撮合起到重要作用，他前往日本鼓励、劝说朱、李、彭、冯加人创造社的阵营，可以说这是《文化批判》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从郭沫若的回忆也能够得出同样结论，“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却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接触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以后，他们的思想起了变化，主张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应该转变方向”。所以，《文化批判》得以与读者相见，可谓是创造社新旧两代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我们不能否定《文化批判》同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以及在当时所具有的必要性。但说到底，推阐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无法排除为创造社本身前途发展所做的考虑，而且创造社前途乃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要着，并非纯粹地为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
　　首先，老一代的介人就意味着对整个创造社前途的干预。获悉日本的朋友提议让创造社转变方向，提倡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文学时，成仿吾很兴奋，并亲自远渡重洋前往日本规劝。
　　为什么成仿吾会有这样的反应和举措呢?“这对于创造社的前途有很大关系，仿吾决定亲自去日本跟他们谈谈，以便制定今后的活动方针，请他们回来共同来搞”。当时的日本，马列主义之风盛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正炒得热火朝天，但这两方面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与此同时，创造社也正陷于寻求新出路的挣扎中，《季刊》时代的“文学自我表现说”和《洪水》时期“破坏一切”的宣言，到了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20世纪20年代末已明显不合时宜。郭沫若参加北伐革命去了，郁达夫到北京教书去了，成仿吾也到黄埔军校任职了。但是，对于当年他们辛苦打下的创造社天下，以及所创下的一番业绩，谁也不甘心轻易放弃的。但另一方面，创造社新的出路在哪呢?要怎么样才能竖起一面新的旗帜，以重振昔日雄风呢?这些都是困扰着创造社老一代同仁的问题。所以，这时朱、李、彭、冯等人的加人，对于创造社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不仅壮大了原先的队伍，还注人了新鲜的血液。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面新旗帜，他们就又拥有了自己的一方新领地，又可以扬帆展翅了。    其次，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有原因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自身成长也有价值。一是由于日本留学环境的影响和促合，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价值魅力使然。但是，我们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来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传播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不应该是为了指责或批判别人不懂而来炫耀自己。《文化批判》虽介绍、引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其主要工作却是批判和斗争。他们强调应由经济及政治的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把一切封建思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社会意识的麻醉药等清查出来并打发出去。认为  “批判不是解剖刀，乃是一种武器。一方面对于旧社会加以严格的不容赦的痛击，他方面又指示建设新社会的原理。哲学正是这种理论，哲学为一切底根源，为社会底文化全体系的批判”。
　　还要时刻保持一种战斗状态随时迎接挑战，“握住笔，以便他们提笔时我们便动笔!装好枪，以便他们提枪时我们便开枪!”不能否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揭露、批判社会的腐朽、落后层面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但同时，他们举着马克思主义这一面大旗，良劳不分地在文艺界大行批判之事，拼命攻击鲁迅、叶圣陶等进步文人，而且动不动就以“我们唯物论者”自居，可声声批判别人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好像是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就握住了一种话语权利一样，可以居高临下地品评别人。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评判别人的标准和攻击别人的武器时，事实上就已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也只成了一个躯壳、一个幌子而已。同时，对于文艺乃至整个社会来说，批判不是最重要的，建设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沦、批判的理论，但它不只是这种理论……如果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批判、革命，老是不断革命，这就要走向反面……所以……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更是建设的哲学”。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因此，《文化批判》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缘起和动因，不排除其为民众出发、服务革命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创造社自身发展需要而抢夺的一面新旗帜。拥有这面旗帜不仅使创造社岌岌可危之前景变得“柳暗花明”，而且使他们占有了新的发言权、话语权，握住了一种先进锐利的武器，更加得心应手地进行强有力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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