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

　　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
　　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胡风和胡风冤案成员们的历史功绩，绝不仅只在于他们自身所建树的成就和实现的生命价值;还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在亿万人民心中唤醒了良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录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对胡风《文艺报》的批判及“三十万言书”批判的焦点、批判的模式、及其教训。19世纪俄罗斯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充分的理解过去一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一我们可以揭示未来意义一向后看一就是向前进。”
    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着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最遭垢病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者认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症结所要。林默涵和何其芳指出，“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主要有三点:“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今天我们重读胡风的有关论着，不难发现许多指贵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同时，比许多同时代的批评家更重视、更强调忠实于现实，他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了“生活底深人和胸怀底扩大”这两个方面。他毕生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而指贵胡风“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胡风也从不否认先进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健康的人生观能够使作者有力量更深人真实”，“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和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他也相当重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和世界观的改造，多次说:“深人到实际斗争也就是和大众的结合里面，这正是文艺运动在今天的主要任务。在胡风看来，世界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之一，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增强主观战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因此批判者在这方面的指贵也是站不住脚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贵，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二十七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是胡风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所作的全面陈述，同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在“说明材料”中，带有全文总结性的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胡风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他长期以来一再反对的“庸俗机械论”。他认为，由于“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胡风所论措辞虽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所举的问题确属当时理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也是在胡风前后屡有批评家和作家企图给以纠正的偏向。这些偏向，胡风以为可以前溯到苏俄“拉普派”的庸俗社会学、主观机械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就不时地“掉进了拉普派底‘理论’，而且“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胡风所剖折的五把“理论”刀子，结果被林默涵、何其芳等几位理论家断章取义地归纳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1日，中宜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思想报告》中说:“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事实上，胡风反对的不是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指斥“作家要从事创作，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的说法;反对的不是作家深人到工农兵生活中去，而是指斥“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反对的不是提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而是指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反对的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是指斥“只有过去的民族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以及“非礼毋言”的封建复古主义;反对的不是作家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而是指斥“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的题材决定论。林默涵、何其芳等一些理论家们，他们去掉了命题的前提和条件，简化了推理与演绎的逻辑程序，以大简化的手法，直接地制造出了一个置胡风于死地的罪名。由此，“五把刀子”论最后成了宗派主义手中的凶器。
    胡风以为他一直批评的那些“有害的”观点会造成文艺的“混乱”和“姜缩”，会“闷死”、“枯死”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但种种有害的倾向，在建国后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变本加厉，原因在于“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宗派主义作法，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论断，使得胡风的批判者们有理由相信，胡风不仅反对毛泽东文艺方向，否定新中国文学的成就，而且还反对和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因此“三十万言书”也便成为招致更猛烈的批判的靶子。自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始，掀起了全国性的自上而下批判胡风的第三次高潮。这次批判，持续到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爆炸性的揭发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止，共达5月之久。自此彻底改变了矛盾的性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成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分四个小标题:“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这四条罪状，作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证，今天我们重新分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胡风致舒芜的信，约有110余封，《材料》所摘录的34则，是从这些信中掐头去尾而来的，就是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也看不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痕迹来。
    针对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条罪状，其实胡风在致舒芜的信中，攻击的都是和他的文艺思想有过论争的个人。胡风一贯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人，这是他的缺点，胡风反对和抵制了某些人，不能说是“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针对第二条罪状，主要是因为胡风不愿意参加当时重庆文艺界的活动，称这些活动为“魔鬼之舞”、“混在蛆虫里面”。虽然措辞上有欠考虑，而且，对闻一多的牺牲，说是“投机”，但也仅仅是对一个进步作家的评价的错误，构不成“一贯反党。”
    针对第三条罪状，《材料》中所收的七段书信，谈的大都是《希望》的创刊后的一些牢骚，和他一定要办好《希望》的决心，及决不与国民党妥协的态度。把它列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的罪证材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针对第四条罪状，胡风在信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表现出对党员作家的不够尊重，盲目自满，目中无人，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但作为“一贯反党”罪证，也是错误的。
    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案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均由胡风与他的友人间的私人通信摘录分类辑成，毛泽东亲自给这些材料撰写了序言和部分按语。国家有关部门随即对胡风和所谓“胡风分子”实行逮捕。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对敌斗争，酿成一场政治大冤案。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对西方文论的引进，还是中国文论自身的建设，大致是沿着政治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两个方向展开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总是某个阶级功利意识的反映。由于政治的强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未能处理好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使政治话语逐渐成为主流。政治对文艺的非审美性要求越来越多，政治话语权与文学话语权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放弃审美立场而趋同于功利性的政治意识，放弃知识分子个体的独立思考而附和于阶级群体的绝对权威，放弃对学术的执着而热衷于一时的“政治的兴奋”，而胡风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总是试图调和审美与功利、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执着、及对真理的追求，使胡风走上了殉道之路，但却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值得称烦的社会良知与艺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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