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李佩甫小说的文化批判主题

　　论文关键词：李佩甫；小说；权力崇拜；生存策略；人治文化
　　摘要：李佩甫小说的研究者多注重对其作品权力主题和人性主题的挖掘，从而肯定其小说的批判价值。其实，由李佩甫小说批判主题的多向度和深刻性入手去探究，还可以看到作家宏大的人文精神关怀——他不单要表现中原乡村的人性和权力运行状况，而且要在整个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文化结构里来思索人的命运和未来，并由此彰显作家创作的建构意向：培养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性，实现文化重建的宏伟目标，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一批乡土作家离开自己谙熟的故园，到都市里生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熏陶，然后再回眸故园，以文学创作反思故园文化的丰富内蕴，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60年后，自幼寄养于乡村的河南作家李佩甫以同样的经历登上了文坛。现代知识者的理性，与改造、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化生活需要的宏愿，令李佩甫对于故土保持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他不单要表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性和权力运行状况，而且要在整个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文化结构里思索人的命运和未来。这种宏大的人文精神关怀，使他的作品必然涉及对构成民间处境的政治文化体制的评价，这显然包含了文化批判的主题。这一批判主题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中原乡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和“外圆内方”官场哲学的充分展现和深人思考。
　　一、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
    中原农民对权力的极度崇拜是由中原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现实处境造成的。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中州曾经涌现出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学等众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流派，传统文化、人生智慧的积淀和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策略，无不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中原也自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为官思想，对权力的崇拜与追求已经内化为中原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中原大地的西北、西部、西南、南部分别是太行山、黄土高原、伏牛山、大别山，它们几乎隔绝了中原与外界的联系。北部的黄河多次肆虐，摧垮了平原人抵抗灾难和压力的信心，使其在人格上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感，进而幻想一个绝对公平、正直的主宰会来统治世界和制约强权，这最终促成了他们对权力无条件的崇拜。中原大地唯有东部是平原，但它也因漫无边际的辽阔，带给人们不知何处是归宿的茫然与恐惧。于是，人们不敢轻易迁移，历代以血缘而居，以家庭为基础单位贯彻社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更多地倾向人伦关系、亲情价值，后代必然绝对服从前辈。“对长辈的‘孝’直接导致了对当官的‘忠’。”在权力面前的盲目屈从，始终是固着在中原人性格中的因素。
    正因为中原文化性格上的早熟和定型，到了新时期，中原地区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经济文化均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人们的低收人，文化的落后又造成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缺乏，因此当官的权力就很大，甚至可以无法无天，人们靠其他手段获得的利益远远没有为官获得的利益大而直接，这就更使“官本位”思想深人人心。
    在李佩甫笔下，乡村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  立在对强权的认同和对权力的崇拜的基础上，“以至整个民间道德都带有这种向权势依附和献媚的特征”。《豌豆偷树》中，村里抽水浇地的顺序，是由电工从村长到各级头面人物一级级排列的，村民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决不会有人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小学校长为巴结村长，开除了得罪村长的小学生。《乡村蒙太奇》中，月琴的金榜题名，意外地使她家的房子盖得出奇地顺利，仅仅因为向来欺负她家的村人们突然发现了她这个大学生身上将来可利用的价值。《无边无际的早晨》里，李治国六岁时便敢像队长一样对养大他的乡民们颐指气使，并理直气壮地唤队长“老三，过来”，让队长给他当马骑，因此被村人们看做天生的做官料，认为他天生就比自己尊贵。村民们将这个孤儿当做全村的孩子养大，并送他去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不说带有这套心理逻辑的因素。《羊的门》中呼天成救助被打折腰的老秋，资助下放知青冯云山，《金屋》里杨书印资助“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杨文光，都无非是看中了他们官场上的潜力。
    受这种民间道德的浸染，人们做梦都想当官，“做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李佩甫小说中盖儿爷为成为丐帮的头儿，自己用利刃挖掉自己的眼睛，却并无怨悔，也是因为“丐爷，是讨饭的皇上”。呼天成、杨书印、吉昌林为追求权力，无不自觉自愿地付出了人性异化的巨大代价。
    由于在农村亲身体验到了权力的巨大作用，乡下走出来的孩子到了城里，自然处心积虑地要当官。李佩甫的小说深刻而辛酸地展现了他们想当官的精神状态。《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写黑板报，拉练时背九条步枪，长年坚持打扫厕所，无非是为了得到“官”的赏识，从而当上军官，实现“进城”的梦想。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李金魁、李治国们，同样如此。生长在大李庄普通人家的李金魁，是民间苦难和屈辱地位的切身体验者，自己从小就因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红薯而在打架中被别的孩子欺负，爷爷在队长面前卑躬屈膝，在城里亲戚家赔尽笑脸、仰人鼻息，这样的经历使他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追逐和拥有权力的重要性。与李金魁一样，李治国、呼国庆们所作所为的全部动机，丝毫没有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立场在内，“而是对民间苦难、屈辱以及权力者居高临下地位的记忆带给他们的对权力的热衷和钻营。”
    作为从农村基层走出来的作家，李佩甫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权力崇拜思想的危害与残酷。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作家自己对农村状况的洞察和对都市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的。农村的寄养生活使作家了解这种思想的强大的诱惑力量，都市生活的经历又使他能在一个高的视点上剖析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在李佩甫的笔下，那些热衷于权力的男人，不仅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付出了人性沦落的代价，即便是“成功”之后，也时时处于精神失乡的焦灼、困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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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
    中原大地单调恶劣的自然环境、专制文化肆虐的社会环境，使中原人对自己“小”与“败”的地位有了深刻的体认，造就了他们“小处活人”、“败处求生”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策略的特征就是以小求大，以退为进，以暂时的失败谋求日后更大的“成功”，更通俗一点说，是精明、圆滑、夹着尾巴做人。它规范着豫中土地上乡民的思想、行为，“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血液里，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了一代代后人们”。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中原大地上的“成功者”，无不是遵循着这样的方式和法则行事。《小小吉兆村》中，为应对上边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政策，大队支书吉昌林自觉地退居副位，却“智慧”地挑选被他认为最没出息的吉学文任新支书，因为这才最不会对他的位置形成威。同样，《金屋》中扁担杨村的杨书印，38年“没在最高处站过，也没在最低处站过，总是站在最平静的地方，用智慧去赢人”。他本来可以当村支书的，但他不当，他不把自己推到在权力和百姓利益发生冲突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的位置上，他只是使推上去的每一任村支书都有他可以控制的弱点，一旦村支书企图仰仗上边的力量摆脱他的控制，他便“智慧”地给其制造一个当着上级和众人的面出乖露丑的事件，使其彻底丧失上级和百姓的信任，从而重新扶植一个由他支配的新支书。《羊的门》中的呼天成虽然是呼家堡的“神”，但决不颐指气使，相反处处以“玩泥蛋的”自称，更是把“人是活小的”这句话奉为座右铭，避免显山露水，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张狂，始终保持着一派纯朴的农民本色。“撞车事件”后，他告诫村秘书徐根宝:“在平原上，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他多次对他培养的接班人呼国庆耳提面命:“你要那么多棱角干什么?在平原上生活，人是活圆的。”“敏锐是好事，过于敏锐就不好了。这世上的事，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一旦十全十美就要出事情了。”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处理车祸事件及王华欣、秋援朝、李相义对呼家堡的“访问”中，呼天成充分展示了这种以守为攻、以小抑大、做小与做大相统一的处事策略。
    从骨子里接受了这套“小处活人”策略的年轻一代，也在行为上实践着先辈们的生存智慧。《李氏家族》里，中学辍学的李金魁救了受批斗的校长李志尧，后者复出后成了市里的办公室主任，欲提拔他当秘书。但以小求大、以退为进的处事原则使他暂时克制住了出人头地的欲望而选择了读大学。大学期间，一直因极度的节俭被同学们称为“素人”，毕业时却慷慨地宴请全班同学，使大家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印象。毕业后回到乡里，又巧妙地利用说话前的“磕巴”给人留下好印象，最终挤走了吴乡长。《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敛尽锋芒，忍辱负重，坚持办黑板报，甚至常年打扫厕所，以谦卑的形象和看似高尚的行为，赢得了上司的赏识，最终从士兵一步步做到营级、团级直至厅级干部。
    自然，不按照“小处活人”的法则行事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李氏家族》里张扬、霸道的银莲，不仅生了个呆傻的儿子，最终还落了个“骑木驴”的下场。《羊的门》里呼家堡的“窄过道儿”于凤琴由于唯一的毛病—惯于事事占先，得罪尽了旁姓乃至同宗的婶子、大娘、女由理，最终被彻底孤立，自尽身亡。
    对这套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深刻体认，带给普通民众的是行动上的柔弱无骨、隐忍退让和思想上的盲从，从而导致专制统治的滋长，最终只能从整体上强化自身的弱势地位。李佩甫小说对中原民众“小处活人”生存策略的批判，目的是探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并进一步说明: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在于独立人格和健全人性的培养，而这同样需要适合它发荣滋长的土壤。如何改进旧的土壤，营造新的土壤，让民主、个性得到民间道德的认同和扶植，正是作家引导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三、“外圆内方”的官场哲学
    当中原人带着这种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冲出故园、投身官场时，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官场哲学，其特征是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主要由其外交策略的“圆”和统治策略的“方”构成，体现着“人治”文化的基本内蕴。
    外交策略的“圆”结构以“小处活人”和“经营人场”两种策略方式为支撑点。如前所论，吉昌林、杨书印、呼天成等乡村权力者，几十年奉行以小抑大、以退为进、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在村民面前决不颐指气使，保持一贯的农民本色。但这只是浮在表层的幻象，其实它是一种手段，一种外交策略，一种旨在树立民间威信，以巩固其统治的方法与技巧。与这种“小处活人”相辅相承的是“经营人场”的外交策略，也就是广泛种植“人情”，以收获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统治营造强大的背当代中国的权力网络结构中。他们深知，在一级的权力一族无疑处于底层，难以逃脱上面权力机构的制约，只有巧妙地打通与上面的关系，才能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消解可能对自己的权力造成威胁的东西。呼天成在“文革”中冒死救下被打伤的省委书记老秋，不计财力、精力先后培养出邱建伟、范炳臣、冯云山等省界要员，为了成为呼家堡的“神”，他营造了强大的官方背景。年轻一代也深谙此道。李金魁大学期间，热衷的并不是知识，他要做的是暗自经营可以为将来所利用的关系。正是对这种外交策略的高度领悟力，使李金魁、李治国、冯家昌们仕途一路顺风。他们总能放出、推荐并利用能人，在自我权力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个以“人”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一个强大的“人场”，以备不时之需，并在需要时能够人不出面，足不出户，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
    “外圆”是权力者以性格中温情的一面为自己取得背景支持的手段，回到自我权力范围，他们则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以冷酷强硬为主要特征的“内方”的统治策略，表现出明显的专制文化特色。这些为官者几乎都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套“治人”与“治心”相统一的统治方法，靠这种变异的强制性手段实施自己的权力。吉昌林、李海昌、杨书印在村里向来说一不二，独霸一方。呼天成对呼家堡的治理，更展现了这种专制统治策略的全部内涵。呼天成在使村里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对村民的物质控制和精神禁锢，用“洗手会”等方式惩治“私”心膨胀者，强调整齐化一和绝对服从，用“斗私化”等方式排斥异己，将村民的灵魂纳人权力控制轨道。
    “外圆内方”的官场哲学是中原人古往今来的为人处事哲学和专制统治思想的融合、凝聚和具体化，这种行为策略的最终动机无疑是极端利己主义。对中原人“外圆内方”官场哲学的展示，表现出“人治”文化在现代中国拥有的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影响力，凸显出“人治”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和危害。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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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李佩甫的小说对中原农民的民族文化性格作了深刻的揭示，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贫穷、落后、专制、迷信、传统道德、城乡关系、理想价值等多个方面，从而完成了对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虽然作品不可能提出根治传统文化瘤疾的有效途径，但通过批判，无疑显示出了其基本的建构意向: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健全乃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而独立人格和健全人性的培养同样需要适合它发荣滋长的土壤。但是，民间无法产生拯救自己的品格，我们必须在业已衰敝的民族肌体内引人异质的文明质素，以实现文化重建的宏伟目标，这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基础。
    不可否认，囿于自身中原文化思维的积淀，李佩甫的小说也难掩白璧之瑕。比如:对人物的过分钟爱和同情，往往无意中使小说偏离了主题，冲淡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对题材的过度关注，也使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陷人了窘境，包括情节重复、主人公个性雷同，以及对其他题材书写困难等。最明显的是，由于过分沉浸于对权力关系的叙述，作品充满了心计、手段、圈套、阴谋，并且这些内容写得非常精彩、生动，在揭示中原文化最本质的东西、批判中原文化痛疾的同时，却也反映出作家受自我经验和中原文化内部因素的牵绊，而未能有所超越，显现出现代性特征。令人欣喜的是，新作《城的灯》的发表，让我们看到了作家试图多元化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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