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杀人叙事；思想启蒙；文化批判
　　摘要：沈从文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尽管沈从文将杀人叙事控制得如此不动声色和若无其事，但仍可窥见其中所蕴涵的多重诉求：以展示当权者滥杀无辜的事实否定军阀政治；从剖析愚昧的国民精神状态切入，昭示实现人的现代化之必要；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病症”入手，引发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

    以擅长描写田园牧歌著称的沈从文，也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在《我的教育》、《黄昏》、《新与旧》、《菜园》、《巧秀与冬生》、《渔》等作品中，都有着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有关杀人叙事，而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他的叙述风格。杀人，对大多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而言，简直就是梦魔。他们面对种种血腥杀戮，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与愤愈，或抒发对践踏生命权势集团的强烈憎恨，或宣泄对漠视生命、缺乏怜悯的看客现象的痛心疾首，充溢着义愤填膺，甚至“就欠跳下讲坛参加‘决战’的行列”。而沈从文笔下的杀人叙事，不仅被控制得“不动声色”，而且还能通过诗性观照，将其铺叙在读者面前，既少孤愤，也乏激越。于是，有论者认为沈从文杀人叙事的“独有的风格”，“怪异得甚至使人不能理解”，并由此得出其“思想空虚”的结论。那么，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
　　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并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便是涉及到了此类话题，也能将其“转换”成单纯的审美评价。比如《菜园》写当局杀XX党，但作者却是将审美观照的焦点对准了玉家主人的“林下风度”，而对死亡仅用淡笔轻轻掠过。
    沈从文不愿意从社会变革这一角度来评价历史，是因为他对军阀政治有着本能的反感。沈从文幼年时就经常看处决犯人。湘西辛亥革命暴动的失败，又让他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看到了“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景象:道尹衙门口地上、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布满肮脏血污的人头和一串串耳朵。目睹这些场景后，沈从文产生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中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打了败仗’，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虽然心生怀疑又不得要领，但沈从文还是凭直觉感到:“用杀的方法不是一个聪明的处理国家的方法。沈从文参加湘西部队后，时常面对各种血腥杀戮的经历。随着沈从文写作生涯的开始，这种体验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意识记忆，并像恶魔般时常噬咬着他的灵魂。他在一篇讲述杀人故事作品的结尾处写到:“我老不安定……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
    沈从文描写杀人行为，不仅仅是借叙述的力量化解自己内心那欲罢不能的生命创伤，更重要的是，借此抨击、批判当时反动的当权者滥杀无辜的行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沈从文最让人震撼的杀人叙事多为揭示当权者任意滥杀无辜百姓、草营人命的故事。如《我的教育》、《山道中》等作品都抨击了军阀滥杀无辜行为。《我的教育》中的军阀为收刮民脂民膏，经常借“清乡剿匪”之名，行敲诈屠戮百姓之实，把无辜百姓当土匪抓，再以莫须有之罪将其砍头。沈从文认为:军阀集团为争夺政治控制权而展开的屠杀，其实质只不过是当权者为了倾扎异己力量，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最能表现沈从文这种观点的是那些近似于“历史寓言”的故事，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前者借湘西的“改土归流”事件，影射当时的湘西军阀为争夺湘西控制权而带给普通民众的血腥灾难。“大势力”人侵后，当地民众的生命就被政治新贵所控制。所以，那躲在山洞中不愿接纳新政权的七个野人自然难逃一死的命运。后者则通过两个不同时代杀人故事的比较，寄寓了虽然时代前进了，但“杀人”的历史仍在继续。上述作品在显性层面并没有道出谁是真正的杀人元凶，但在隐性层面无疑将矛头指向了军阀当权者。正是军阀们滥用权力、大开杀戒，才会造成大规模人间悲剧的发生。
　　二
    现代文学中的杀人叙事往往蕴涵着强烈的思想启蒙诉求，尤其是鲁迅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通过杀人这一行为，批判愚弱的国民性。但评论者对沈从文的杀人叙事是否具有启蒙诉求存有疑虑，问题来自沈从文的“叙述态度”。沈从文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作者从小就乐于结伴到刑场看杀人、数尸首、玩人头的情景，而且还将杀人处理得如此漫不经心。因此，不少评论者感到不解甚至是耿耿于怀，产生了这样的感受:“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在他们看来，对杀人这样的“绝大的悲剧”持看客态度的沈从文，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看客。但笔者却更愿意相信，沈从文如此书写杀人，是出于叙述策略的需要。正如刘洪涛所言:沈从文在叙述“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时所呈示的“蒙昧的叙事态度”，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伪装”成分。如果剥离了这层“技术伪装”的面具，就不难发现沉潜于文本深处，对国民弱点的剖析与谴责，以实现人之现代化的意愿。
    奴性心态是愚弱国民性的核心内蕴，一再受到近现代学者的指陈与痛批。鲁迅痛心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事实。对于奴性心态，沈从文与思想先驱者持同一态度。在其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中，这种奴性心态首先表现为主体意识的缺失。主体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为之人的标志之一。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主体意识，那么他只是个徒有“人”名的奴隶而已。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旧军人，虽然大部分来自底层百姓，但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等软暴力和高压政策等硬暴力相结合的驯化手段下，大多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新与旧》中的刽子手杨金标显然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品着力凸现了他视做稳奴隶为人生最大幸福这一奴性心态:光绪年间，他因稳坐当地最好刽子手的位置而意气风发，对于未来“怀了种种光荣的幻想”，但到了民国时期，又因丢掉刽子手这个职业而失去了生活目标，终日得过且过。当他因偶然的机缘再次重操旧业时，他立马来了精神，虎虎生风地跑到刑场，干脆利落地将两颗头颅砍落在地，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光荣”岁月，感到自己风光依旧。作品通过杨金标的精神变化，形象化地揭示了他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疏离与对“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向往，从而折射出其奴性病态之严重。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换言之，一个没有争取到“人”之权利的“人”，是不可能把他人当人看，只要有可能，还会把怨恨转发到更弱小、更低级的同类身上。诚如鲁迅所言:“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显羊相。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话语所展示的奴性心态还表现为人本精神的缺失。人本精神的内核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强调既要爱护自身的生命，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但在《我的教育》、《新与旧》、《黄昏》、《阿丽丝中国游记》、《夜》等作品中，军阀兵士对抓来的无辜百姓施之种种酷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兵士们俨然把杀人当作一项嘉年华式的娱乐盛典，一听说杀人，就争著作护围兵，一看到杀人，就犹如过盛大节日般狂欢;即使杀人结束后，他们还一边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各种细节，一边玩弄死尸，拨死人眼睛，刺死尸的喉管，手抛脚踢死人头颅。面对种种残忍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人间悲剧，这些士兵没有露出一丝的不忍之色。他们既没有起码的是非判断，也缺少应有的生命敬畏，对生命的漠视程度给人以寒彻肌骨之感。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在现代文学的杀人叙事话语中，虽然杀人与看客密不可分，两者往往相互依存，同时出现，但不同作家还是有不同的书写侧重。鲁迅的创作目的旨在展示愚弱的国民性，所以多将目光聚焦于刑场周围的看客。而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则为了凸现政治集团滥用权力草营人命的事实，书写的重点是杀人本身—被杀前的刑讯逼供，行刑时杀人者与被杀者的表现，杀人后活人玩弄死人头颅等过程。尽管如此，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还是有意无意地再现了一批看客群像，具体地说有两类:一类是残忍型看客，他们不仅愚昧，面对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时，也没有起码的同情与关怀，甚至还能从玩味别人的不幸中获得某种满足和快感。《菜园》中的看客无疑是愚昧的，不要说城里人对XX党的献身十分冷漠，就连死者的母亲也与夏瑜之母一样，对儿子的被杀只有痛苦，没有理解。《新与旧》中的“全县城军民各界”面对革命夫妻被砍头，在“齐声喝彩—对于这独传拐子刀法喝彩”的同时，还觉得刽子手的“将来不可小觑”，而对死者没有丝毫的同情，更谈不上理解与怀念。这些看客总能从他人的痛苦中找到刺激和乐趣。由于有他们的存在，人间的一切悲剧都可以化为可笑的表演，成为使人兴奋的游戏，变作娱乐的材料;另一类是帮凶型看客。这类看客也许并不那么无知，能够分清是非，但为了依附强势力量，昧了良心趋炎附势，或者从自己的隐秘私欲出发，不仅极度漠视他人的痛苦，而且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巧秀妈沉潭处置时，族中人为了“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与“图谋那片薄田”，不加思索便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他们“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看着老族祖将其推人深潭中活活溺死。《渔》中的两族人械斗时，男人作为参与者上前作战，女人作为看客一边呐喊助威，但械斗结束后，他们又都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一起杀俘虏、烹人肉。这类看客有的只是虚伪与残忍、私欲与暴庆。他们以示众弱者为娱乐，成为了暴君的臣民，将无以生存、无力抗争的同类推向祭祀的刀姐，在有意无意之中做了帮凶。
    如果从思想启蒙角度审视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就可见出作者试图站在民族自救的高度，以现代理性观照和剖析人性的种种之后病，从而引起注意，达到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的目的。
　　三
    如果说沈从文杀人叙事中的思想启蒙诉求重在关注人之现代化，那么，其文化批判诉求则重在思考文化的现代化。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类嗜杀，往往并不是为了生物学上的目的或社会学上的目的，他为杀而杀，这种嗜杀的欲望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而“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而且从传统积淀的因素看，首先是文化人，它为特定的文化所‘塑造’，其身上刻印着独特的文化性格”。由此可见，沈从文笔下的种种人性病象实质上是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中长期积淀所致成的心理滴疾。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中理应寓有文化批判的意义。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它规定和制约着的人的独特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沈从文深知地方的习俗已渗透到边民的血液里，沉潜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极具强固的延续力，要摆脱其必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他1934年乘船返回湘西，面对秀山丽水，居然仍能感受到游荡在空气和河水中的血腥的野蛮气息:“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渔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斗，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舱中以后，依然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那声音，那火光，都近于原始人类的战争。沈从文感到人们必须警惕落后的习俗，以免产生“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的悲剧，并在创作实践中表达了这样的诉求。如在《夜》、《我的教育》、《黄昏》等作品中，通过人类毫无节制的相互残杀、围观者的狂欢，以及取死人肝胆作下酒菜和垠吃人肉等场景的书写，透视出乡间习俗的野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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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沈从文的杀人叙事通过对一曲曲乡间人生悲剧的冷峻演示，表现了对落后的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尖锐批判。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以宗亲关系为基础，以尊君、卫道、孝亲为内核的礼教文化体系。经过历代统治者的长期教化，礼教这种外在的规范已内化为人们的心理习惯。正因为如此，当众多现代作家在探寻改造民族文化心理之路时，都不约而同地首先将目光聚焦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上，“批判的重点是那些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社会中束缚人性、否定人的价值、蔑视人的尊严的封建礼教。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同样注重对封建礼教文化的批判，通过不动声色的展示，从以下两方面揭示了封建礼教文化的本质。其一，艺术化地诊释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比如在《渔》等作品中写到了宗族械斗:双方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大打出手，结果“无一男子生还。因为流血过多，所以这地两岸石块皆作褐色，仿佛为人血所渍而成”，不仅如此，胜利者还杀死俘虏，破开肚皮取出肝胆心，割下舌头，将人肝人心和舌头加辣暴炒当下酒菜，将人胆用于医治阔人怪病，将人肉洗刮干净，切成方块，加油盐香料垠好后叫卖。可见，封建宗法文化是何等的残忍、狰狞。其二，形象化地揭露了封建文化的虚伪性。《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发疯般地吞噬巧秀妈完全是出于发泄其内心不可告人的肮脏欲望，即嫉妒“光鲜鲜的肉体”只被外人享受而未能满足自己淫欲，但却以“维持风化道德”这样的名号来实施。作品批判了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娟的族长，同时也寄寓着对虚伪封建道德观念的无情嘲讽。其三，客观地揭示了宗族制文化的荒谬性。以宗族、宗姓、宗法为内容的宗族制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生态中，族中人为了格守等级制度，战战兢兢地依附于宗族，绝对顺从族长的权威，已完全丧失了人为之人的自我意识，成了宗族的附属物。正因为如此，当《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越轨”的巧秀妈“沉潭”时，尽管有不少族人同情她，但人们却毫无异议地遵从了这样的决定，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慢慢逝去。而被害者面对如此残忍的惩罚，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抗，甘愿领受。而从《我的教育》、《黄昏》、《菜园》、《新与旧》等作品中看客的病态人性中所折射的，是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价值的孝亲文化的社会中人本精神的普遍缺失。
    如果以文化批判话语观照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就可以发现作者一再挖掘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的病疾，旨在从乡间民情习俗和传统文化中寻找造成这种“病症”的根源，从而揭示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唤醒人们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达到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之目的。所以说，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中的文化批判诉求虽然与思想启蒙诉求有目标一致之处，但在观照文化的视角和表现民族文化的丰瞻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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