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本我的折射:萧红小说中的人性意识

　　论文关健词:萧红小说　人性　本我　杭争　忍受
　　摘要:萧红的小说关于“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叙写“力透纸        背”。小说对家乡人民悲惨生活境遇的描述，对国民灵魂的揭示，体现着萧红对人性自觉的关注，也表现出她人道主义的道德良知及在非常时期救亡图存的创作意旨。在她并非有意识地图解主流话语的创作思维中，折射着萧红本我的人性意识。
    萧红的小说创作于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因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为反抗民族压迫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沦陷，生灵涂炭，以及自身际遇的颠沛流离，这一系列因素都使萧红的创作始终在关注人生和社会，她的成名作《生死场》更是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生死场序》)。从《王阿嫂之死》、《桥》到《红玻璃的故事》、《呼兰河传》、《马伯乐》，对家乡人民悲惨生活境遇的描述，对国民灵魂的揭示，都体现着萧红对人性自觉的关注，也表现出她人道主义的道德良知及在非常时期救亡图存的创作意旨。在她并非有意识的图解主流话语的创作思维中，折射着萧红本我的人性意识。
    一、从反抗到死亡
    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倾注着萧红大部分的创作情感，这种创作倾向源于作家自身的潜意识的本位性别思考，表现出“女性作家的小说中浮现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是一个有理想、渴望新知、向往思想解放的女子，但在她的意识深处封建思想禁锢还很深，她爱“表哥”，但父母包办的婚姻使她并不能获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爱情，结果只是在见到“表哥”大哭一场之后，抑郁地死去。翠姨和林黛玉等许多封建时代的女子一样至死也没能清楚地表白出爱对方的话语。在翠姨身上凝聚着萧红对社会压抑人性的鞭答。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1979年当代作家张洁也曾创作出一篇以青年女性追求自己的爱情为题材的小说—《盯梢》:具有腼腆个性的“二姐姐”与“三哥哥”两情相许，她也同样地没有表白，只是给她介绍的对象她都不同意。由于不便直问，“爱管闲事”的“二姨”只能明察暗访，查询“二姐姐”的意中人，最终成全“二姐姐”和“三哥哥”的幸福婚姻。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具有相似性格特点的人物身上，不同的社会，人物的命运却是如此的大相径庭，小人生是大社会的反映不言而喻。翠姨的性格虽然内向，但她并不懦弱，在行动上她不断地对包办婚姻进行着推延与反抗，她临死前对着表哥的一场大哭可以看作是她反抗的高潮和终点。渗透于文本的表述是萧红对翠姨爱美的天性、渴望新知的心灵的赞颂及对她暗恋表哥的同情。
    同是追求婚姻的幸福，《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命运更加凄苦。小团圆媳妇本来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嫁到婆家之后有时被吊起来用皮鞭抽打，有时又被火红的烙铁烫脚心，受尽婆婆的虐待，但她并不屈服，吵着要回自己的家。而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招致婆婆更残忍的虐待，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又受尽折磨，吃黄连拌瓦片，三番两次地被开水烫，终于在看客们热闹的欢笑声中冤屈地死去。她受到如此虐待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让她去掉孩子气，使之成为传统意义上端庄、稳重、任劳任怨的媳妇—婆婆把她看作是用十吊钱买来的商品，可以听凭自己的喜怒随意摆布。小说对小团圆媳妇作为十几岁孩子的天真习性被压抑、被泯灭的描写，是作家对人性冷漠、残忍与压抑的控诉。
    《红玻璃的故事》中的王大妈曾经满怀豪情，想明年多种点地以接济贫穷的女儿，很有劲头地和邻里开玩笑、叙家常，充分体现了她与贫苦生活相抗争的精神，但当她看到红玻璃中自己、女儿和外孙女相同的命运轨迹时，她感到在强大社会的背景下个人抗争的无力和“不可逆”，她的信念被现实的残酷所瓦解，精神上的死亡也促成了她不久之后离开人世。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具有反抗的精神，“逆来”但“不顺受”，她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抗争着压抑人性的社会，但最终都体现了反抗的无力，都感到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中的无处容身，也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最终都无助地走向死亡。这种叙写人性的方式和萧红本身的生活际遇密切相关。她在童年并没有得到父爱和母爱，成年之后婚姻道路曲折坎坷，晚期又遭疾病的纠缠，心境异常的凄苦，虽然命运多并，但她的一生一直在文学事业和个人情感方面进行着追求和抗争，这种追求和抗争并没给她带来所希冀得到的神话，正值青春年华，她却在炮火与疾病中悲哀地辞世。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她仿佛只是一株脆弱的苇草，她的身体与精神都再也承受不起社会与个人经历所给予她的一切，使她最终也难以挣脱当时女性主流的悲剧命运。在贫病交迫之际，她所吟咏的依然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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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儿本色”的消解
    在传统的主流话语中，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男性家长权威的确立，正是以女性在家庭中从属地位的认定为前提。女性文化在男性文化的挤压下生存，其文化生存环境相对狭窄而闭塞。传统女性文化的支点就是培养贤妻良母，她们的生活空间仅局限于家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女性文化就是家庭文化，在男尊女卑、从一而终、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观念的禁锢下，女性只能成为生育的工具，成为男性奴役的对象。也正是在这种父权话语笼罩下，女性默认了自己对男性的依附作用，屈从于男性所强加在他们身心上的一切。更由于长期的潜移默化作用，这种女性文化最终演变成了套在女性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因此，消解男性权威话语，试图在作品中塑造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子形象，便成为“五四”以后女作家自觉的人性追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女子上不了战场”的说法曾进行过批判，她说:“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以对男权社会的椰榆体现出作家对女性与男性平等权利的追求。同时，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侧重在对传统意义上的男权社会的消解和剖析。从自尊又爱偷东西的长工有二伯，到胆小、多疑、不负责任的逃跑主义者马伯乐都体现出作家的这一思想意向，而且作品中的女性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多的果敢和机智。一方面男性的男儿本色、英雄气概受到消解，女性从属男性的传统模式遭到颠覆，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女性更突出的坚韧和耐力，萧红把它移位于男性身上。女性在贫病交加之中离开人世后，男性却成为坚守者，用顽强的生命力守护着生存的信念。由于不堪责骂，有二伯曾两次要自杀，但强烈的生存意识最终战胜了他的轻生念头;冯歪嘴子在零下七八度的磨坊里娶妻，无衣无食，在人们认为他会上吊、自勿J的时候，他却顽强地活着，妻子死后他带着两个孩子度日，人们认为他会哭、会绝望，但他仍然执着地生存着，照常地担负起那份责任，他的两个儿子就在他执着的抚爱和喂养下慢慢地长大。正像萧红自己所说:“逆来的，顺受了”气她笔下男性与女性权力话语的平衡体现出背离于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界限的模糊，体现为对整体人性的默默关注。
    在萧红所塑造的人物世界中，我们不难发现抗争与追求本是人类的本性，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男性的主宰意识在父权群体中普遍存在，无论是女作家本身还是她笔下的人物试图以与男性对话的姿态为自己争得平等话语权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并以悲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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