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解读谭恩美的“喜福会

　　论文摘要：谭恩美是当今美国文坛颇为引人瞩目的一位华裔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由16个相互交织的小故事组成，表现了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之间的关系和冲突，透露出华裔在多重文化交织中的思想情感和生存状态。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谭恩美；“喜福会”
　　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刚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曾经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并包括获得全美图书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喜福会”讲述了四位中国传统的母亲和他们各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之间的冲突，分别由十六个看似独立却内在联系紧密的小故事组成。母亲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着一口结结巴巴的洋泾浜英语；而女儿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的是地道的美国教育，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它源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但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境又使它游离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自身的特色。它奉行的是一种社会一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
　　从总体上说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殖民话语的分析；为非殖民化探寻出路。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本文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解读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突出华裔妇女在重重压力下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的努力。
　　一、“喜福会”中处于文化霸权统治下的母女们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身份问题和主体问题都牵涉到主流话语对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家长式的，霸权式的压制。在后殖民批评中，对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反映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他提到：东方主义实质上是在话语霸权运作中对东方的歪曲和变形，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的支配与压制。口然而，后殖民批评考察的对象主要是被殖民者中的男性，而忽略了受双重压迫的殖民地妇女，因而存在着性别盲点。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后殖民批评的文化批判意识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研究视角，透过文学文本揭示造成殖民地妇女和少数裔妇女受压抑的霸权话语体系。
　　西方崇尚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一切有异于他们的文化体系与认同的材料都被认为是具有异国情调，颇值得阅读的，在他们的视线下这样的作品才有更巨大的说服力，才更能证明他们的文化优势。谭恩美的“喜福会”刚出版便受到追捧，一连数月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畅销书一栏中，并且获得了全美图书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在内的几项美国重要奖项，这不能说与西方读者的口味和偏好，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不无关系。
　　1．在本土中国遭受性别和文化等多重压迫的母亲们。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由16个表面看上去各自独立而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16个小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除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和第四部分由母亲一代叙述以外，其他的两个部分大致都是由各自女儿一代的当事人来叙述的，涉及吴，钟，苏，圣四个家庭，7个叙述者。在母亲一代的叙述者的口述中，读者不难发现四位中国母亲在旧中国的悲惨遭遇，这样的遭遇无一例外都是受到性别和文化的多重压迫所造成的。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父系氏族公社及其基层组织家长制大家庭内，中国父权家长制就产生了，这种父权家长制在西周，秦汉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董仲舒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父权家长制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在旧中国，尽管男人们可以有三妻四妾，但是女人必须从一而终的生活，守妇道被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当事人多数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在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中，许安梅在她~liltJ,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她和奶奶，母亲以及叔叔婶婶住在一起。可是由于后来母亲被吴姓商人所强暴并纳妾，母亲在安梅的奶奶叔叔婶婶的口中的形象便完全变化了，成了教育安梅的反面典型，甚至都不屑提及，即使在奶奶病重时，安梅的母亲从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块肉做药引都没有得到婆家人的最终谅解。但是在吴家因为自己不是正室，所以也不得不看人家眼色行事，复杂的家庭关系以及卑微的身份地位最终导致安梅母亲的服毒身亡。
　　除了女性的“从一而终”之外，童养媳也是旧中国父权家长制的一个产物。在很小的时候，下一代的婚姻大事便没有经过当事人的许可就由父母代办了。无论长大了对方的品行如何都必须按照小的时候的安排来完成婚姻大事。在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中，钟琳达的身世便很典型。在她还只有两岁大小的时候，家人便给她选好了婆家。后来由于家乡发洪水，在父母一家人迁往无锡前，未成年的她被送往陌生的婆家去面对婆婆的训斥，比自己还小的丈夫的戏弄以及繁杂的家务劳动的重压。长大后她就得拜堂成亲，为婆家生儿育女。到了婆家，她对自己的小丈夫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好感，更不要提什么感情了，即使在结婚后，因为丈夫的性无能，她也不能完成自己做女人的心愿。
　　在旧中国，无论你是出身高贵还是贫寒，只要你是女人就一定摆脱不了父权的影响和辐射。如果说安梅的母亲和钟琳达还不算名门之后尚可以被父权家长制所左右的话，那么映映的确是出身高贵，家底殷实。可是她也没有能摆脱旧中国父权夫权制度的影响和辐射，在婚后才发现自己丈夫的无赖行径。
　　2．在异乡美国遭遇文化霸权压迫的母亲们。
　　“旧中国的苦难”并没有成为母亲一代屈服的因素，反而成为她们抗击命运的伟大力量。母亲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同命运抗争，试图摆脱旧文化的束缚，前往美国寻求新生。可是在新世界里她们却无法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美国永远成为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不是实现的地方。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经历了旧中国苦难的母亲们在美国几乎是一变而成旧传统遮蔽下的文化中国的化身，这种转变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但是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无疑是西方文化价值的化身，她们很难完全理解“旧中国的苦难”对于已身在美国的母亲们的意义，在她们看来，母亲总是因循守旧，奇特古怪和不可理解的。在文化的天平上，一头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母亲们，而另一头则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女儿们，在西方文化霸权下母亲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显得那么的落后与不堪一击。对于母亲而言，女儿不是独立的，而是她们意志的传承，是代代相联的生命的一环，是祖先生命的延续。作为母亲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养育女儿，指导与约束女儿的生活，而女儿有责任和义务光宗耀祖，但是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压根就对此观念不屑一顾。母亲看到女儿们在她们说中国话时的越来越不耐烦，在她们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解释事情时认为她们很愚蠢。她们自身看到的“喜”和“福”在她们女儿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对这些封闭的美国生的脑袋瓜来说“喜福”不是一个字，它不存在。她们看到女儿们会生下与代代相传下来的希望无关的孙子辈。旧母亲们一直在努力按照自己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爱自己的女儿，在各个方面提供自己“过来人”的经验，完成她们的人生使命，但是女儿们则拼命的逃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希望自己能尽陕的彻底地融人美国主流社会，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在美国文化霸权下，深受其影响的女儿一代们和母亲之间永远冲突不断，在学习的培养方式上，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中，在人生婚姻道路的选择中，母亲一代都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3．在本土美国被西方文化霸权“边缘化”了的女儿们。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都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一直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接受着美国知识的灌输，在他们的心中一直认为美国才是他们的祖国，对于在家庭里的母亲一代们的口中所屡次被提到的中国和中国的一切，那些都显得遥远而陌生。他们竭尽一切努力想摆脱华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们主动疏离自己的母亲及其中华文化背景，努力地融人西方主流社会。但是要从祖先的身份中分裂出来，对于那些文化背景完全两样的年轻姑娘们来说显得格外复杂。著名的华裔评论家林英敏女士曾经指出：“少数族裔子女疏离父／母亲不仅表现在拒绝接受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且还表现在拒绝父母亲的严格管束上。”哦孓管书中的女儿们也深受西方文化霸权之苦，但为了独立，为了挣脱母亲的束缚，却又站在西方文化一边，来反抗向她们灌输中国文化的母亲们。她们似乎不愿听从母亲们的人生教诲，一直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来打理自己的生活，虽然都有个白人丈夫，虽然都对美国生活了如指掌，虽然对中华文化背景离得那么遥远，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膜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们还是无情的被撞得头破血流，在西方人的眼中她们依然是“他者”，依然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他们在新的世界中被西方文化霸权彻底的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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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福会”中处于殖民话语控制下的母女们
　　文化霸权在文化，文学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话语霸权。通过话语，殖民者不仅改写歪曲殖民地妇女的历史，而且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言说权利，成为了工具性的课题和空洞的能指。在“喜福会”中，母亲们无一例外都不能很好地掌握和使用英语，这便阻碍了她们与华裔生活圈外的世界的交流，也妨碍了她们与自己女儿的沟通，客观造成了她们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向不懂中文的女儿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时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处于西方殖民话语控制下的母亲们基本处于“失语”状态。
　　晶妹常常抱怨她与母亲之间难以沟通。“我和我母亲从来就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只好互相转换对方的话，但是好像她的话我听得懂的少，而我的话她听得懂的多。”(Tan。1989：37)晶妹认为母亲的话经常是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令她难以捉摸。一次，她将自己在大学里与几个犹太人打麻将的事讲给母亲听，并好奇地问中国麻将与犹太麻将有什么区别，母亲马上用很不流畅的英语解释道：“犹太人打麻将，他们只想自己的牌，光用眼睛……”“而中国人打麻将，”她马上又说起了中文，“必须用脑袋，用心计。你必须注意观察别人打出来的牌，而且要熟记于心。如果打不好，那就像犹太人玩麻将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根本没有策略”。母亲的解释使得晶妹觉得母女俩在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的确，语言成为母女俩沟通的障碍。母亲大多数情况下只说中文，偶尔才说些英文，而且回答问题也非常地模糊。作为母亲那一代人，汉语是她们保持自己文化的最好的工具，借助它，她们就能得心应手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了它，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所以，家是她们传承祖先思想、传统文化的最好的场所。她们要利用这个阵地来影响、教育自己的后代，语言自然是她们坚守的工具。但是，在女儿们眼里，英语才是“自己的”语言，才是体现她们的身份、融入主流文化之中的桥梁。可是仅仅掌握了语言，女儿一代们仍然不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依然成为西方殖民语言下的失语者。
　　三、中国寻根，探寻自己非殖民化的出路
　　在小说的最后，晶妹为了了却她母亲的生前夙愿，最终决定回大陆探望当年逃难时丢失的，她从未谋面的姐姐。“中国寻根”这一细节有着深刻的含义。首先，它是对非殖民化出路的一种探寻。在西方霸权文化和殖民话语双重控制下，尽管母亲们尚能用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来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直使用英语这一殖民话语并持有西方价值观的女儿们，虽然付出了种种努力试图通过择业择偶等各种方式尽快并完全的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中，却始终被拒之门外。通过中国寻根，女儿们不但可以确立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摆脱“殖民”身份，而且可以找回人生力量，当在美国生活工作中如遇到挫折是回藉此而有望更加坚强。此外，正如林英敏借用美国黑人作家AliceWalker的说法将寻根主题比喻为“寻找母亲的后花园”一样，晶妹的中国寻根也暗示了女儿对母亲的理解，向着母亲回归，母女之间的隔膜似乎已经找到了逐渐消除之道。
　　四．结语
　　尽管在谭恩美的成名作小说“喜福会”中，华裔妇女无论是母亲们还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也无论是在故国家园还是在异国他乡，都受到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的迫害和压制，但是她们似乎都没有因为困难艰苦而磨灭自己的意志，在生活中她们不断努力的找寻自我和实现自我，探索着非殖民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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