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关于中国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论文摘要：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文革”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文革”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代理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文革”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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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主义文论视野下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上个十年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研究热已降温。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仅有68篇，其中关注小说艺术形式的论文24篇，超过研究成果的l／3，出现了“形式的转向”。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研究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关注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孙兆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归纳出艾特玛托夫不同时期小说的结构方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和隐喻型的意象结构。其二，探讨小说中的神话功能和结构规律。此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手百年》和《断头台》等作品中包含神话传说元素。他们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挖掘小说中神话模式的原型意义，进而呈作者对人类的现代处境及其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神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中国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艾特玛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学者通过借鉴和改造原有的结构主义模式，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来评析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阎保平在《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星系结构》中认为，“世界”是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结构特征是众多各自独立的世界构成的“星系结构”。还有学者将结构主义分析与其他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阐释方式。孙兆恒《也谈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结构特征》一文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又借鉴俄国形式派对作品情节与情节分布的讨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同时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得出小说具有隐喻型的意象结构的结论。可以说，中国学者对形式文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艾特玛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艾特玛托夫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动着艾特玛托夫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文化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硕士论文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着：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文化研究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其二，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前后分别属于苏联和吉尔吉斯国的公民，还曾担任过驻外大使、总统顾问和公正党主席等重要的政治角色。对于评价具有双重身份的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有学者认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和苏联驻外大使的政坛职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显然，这其中牵涉到艾特玛托夫个人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也隐含著作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转换的难题。
　　其三，族群文化与国家文化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个能够熟练使用双语写作的作家，吉尔吉斯与俄罗斯两种语言文化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此早有关注。研究者注意到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民族性书写，但未深入透析其创作中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绞缠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整合性关系不无启发。此外，国内艾特玛托夫研究还存有一些空白点：绝笔之作《崩塌的山岳》虽已译成中文(谷兴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版)，但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艾特玛托夫与日本宗教领袖池田大作的对话录——《伟大心灵的诗》，国内尚未有人提及。要理解一个完整的艾特玛托夫(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艾特玛托夫)，这两部作品都无法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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