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良心——论当代文坛批评健将李建军

　　论文摘要：李建军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颇有锐气青年文学批评家，他的批判精神的资源来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及其鲁迅的批判精神。他的批评风格是真诚的，也是深刻尖锐的，他有着强烈的人文意识。他对于当下中国文坛的贡献在于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被商品经济所扭曲了的所谓名家作品。指出了这些大名鼎鼎作家和批评家的“消极写作”和“流氓批评学”的消极性和腐朽性，揭露了我国当前文学的真相和精神病象。
　　关键词：青年批评家；李建军；文学批评精神
　　李建军是近几年来脱颖而出的、颇有锐气的青年批评家。他一出场．就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就充分显示出了批评家的尖锐、深刻和勇气。他被称为“中国批评界的良心”，“文坛清道夫”。他被文学批评界所关注是在2000年秋季“直柬陕西作家”，即《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引起文坛轰动之后。几年来，笔者跟踪阅读了他的几乎全部批评文章，现又通读了他刚刚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深深地被他的文学批评精神所感动，被他的批评智慧所折服，并引以为同道。
　　新世纪以来几年间文学批评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新锐的青年批评家，不论是“十博士直击当今文坛”还是《南方文坛》等刊物推出的“文坛批评新人”，都使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批评界的活力和生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希望。这是一批功底深厚、思想新锐、学识扎实的文坛新军。在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中，李建军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年轻的批评家，李建军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继承的是鲁迅的批判精神。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论，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十分熟悉，而十九世纪欧洲和俄罗斯文学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鼎盛期和繁荣期，这一时期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文本或文学名著，都充分显示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文学精神。他在长期的求学中，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深受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熏陶。因此，他对当今中国文坛现状的批评活动中，能够以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为参照系，信手拈来，侃侃而评，并能使其批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力，令人折服，甚至是拍案叫绝。
　　他在一篇短文《文学因何而伟大》中，就是以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及苏联时代的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为例，指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能“直面苦难，抵抗邪恶，追求真理”，是“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为名利写作”。尤其是深刻地指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有可怕的真相，有解放的力量，有给人以尊严感的道德力量和高贵的气质”，“执拗地表达了对独裁、专制和暴政的仇恨和敌意”，“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着地探询生活的意义”。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传统。他以俄罗斯文学为“镜子”和“尺度”，批评了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的作家，批评了那些认为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与道德也没有关系，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都没有关系的偏狭、平庸的作家的观点。并指出：“只有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李建军对于外国文学及理论相当地熟悉，当然他是文艺学博士出身，理应有这深厚的功底。但是他能够如此广征博引、运用自如、恰到好处，我们在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章中还是不多见的。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优长。在他的评论集《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列举和引用的外国文学家的创作例子或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观点，作为自己批评文章的理论支撑或为充分说明自己的文学立场、观点的典型论据而使用。因而，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不仅显得有理有据有力，而且显得思想十分深刻，内容也十分丰富耐读。

　　他在剖析、评价陈忠实的长篇小说《自鹿原》时，就是将其与《静静的顿河》、《日戈瓦医生》、《百年孤独》进行比较分析的。他在对《白鹿原》作了热情的肯定之后，也十分严格地指出了《白鹿原》在丰富性多样性，在力度和深度，在反讽修辞等方面，都要比《百年孤独》“低一个层次”。在评价路遥的文学创作时，他将其与俄苏文学进行了比较后指出：路遥的创作“在精神气质上与俄苏文学最为接近。俄苏文学精神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意识、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同时，他积极倡导和肯定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他说：：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的生活而写作，乃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基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俄罗斯作家中很少有那种为了‘纯艺术’或‘纯文学’而写作的人。他们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作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俄罗斯文学的这一精神传统如此强大，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没有被无所不在的异化力量所损毁。李建军这种以世界文学名著为标准。以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为指导，来衡量、评判中国当代的作家作品，显示出了他的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和严肃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他对文学事业神圣坚定的立场和热情的拥抱，是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和坚守。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精神或批评原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他并没有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公开标明他的文学批评就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批评原则和批判精神都是现实主义的。不论是他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剖析、评价，还是对当代文学创作倾向的批评，都表明了他的文学观是现实主义的，都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他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坚持文学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有道德的创作活动。比如他在《必要的客观性》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客观地叙写生活，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经验和伟大成就，但对当代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来讲，这一经验是可疑的、无效的。……他们对19世纪的‘客观地’叙写生活的‘真实性’原则嗤之以鼻。”他严厉地批评了作家余华贬低和藐视l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错误态度，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批评家”和“先锋派作家”们一起“偏激地蔑视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写作规范”。无不沉痛地指出：“本来，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就不够强大和有力，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也未得到充分的提高和发展，我们应该付出更大的勇气和更艰苦的努力，来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丰富现实主义的写作经验。然而，奇怪的是，现实主义被人们当成了陈腐和保守的同义词，被视为过时的废旧的东西，而谈论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方法的价值，则被看成令人厌烦的九斤老太式的唠叨。”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李建军最为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文学批评精神、原则和立场。他首先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精神被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原则控驭着”，我们的批评家“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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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的批判精神还继承和吸纳了鲁迅的精神传统，毫无疑问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他在他的多篇批评文章中都旗帜鲜明地声称“我们今天依然需要鲁迅”。“中国的事情，还是鲁迅先生看得最透。……鲁迅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我们的时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一个尺度，我们借此考察自己的生存景况，认识我们寓身其中的社会和时代内部微茫难辩的真相。”他声称鲁迅就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楷模”、“先行者”。“需要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引领，需要他的声音和勇气，需要他的正直和无畏。”他认为“鲁迅先生，就像孙中山先生一样，是近一百年来，最值得中国人民崇拜的伟人和英雄”。他坚决同那些轻视或蔑视鲁迅的文化名人，做毫不妥协地斗争；对于恶毒攻击鲁迅者，他更是愤激地撰文予以条分缕析地还击。他对于鲁迅及他的精神有着深切的感悟和无条件地认同，他说：“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热望，对于社会痛苦的关注，对于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始终是鲁迅精神的底色和鲁迅杂文创作的灵魂。”
　　可以说受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和熏陶，李建军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人格和批评精神风格。他从l9世纪俄罗斯文学，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和批判精神，以及中国的鲁迅那里汲取着丰富的文学营养和思想资源，使他成为“有骨头、有血性、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批评界的良心”和中国文坛的清道夫。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是，努力恢复自己的角色意识，培养对知识的信心和尊严感，最终以富于批判性和真理性的知识话语影响大众，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朱竞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这本书的“编后记”中曾说“在文学批评家们日渐失去个性的当下，李建军的个性锋芒更是异质性、批判性和对抗性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永不放弃高贵的尊严。……他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守护自己的文学信念。”这是一个很恰切的评价。
　　李建军曾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评委们对他的评价是“是一位锋芒展露、个性鲜明的青年批评家。他既注重文学的传统根基又不排拒创新与发展，既致力于人文精神的探究，又不失艺术的审视与感受。……他的批评敏锐、执着，体现了一种真诚的态度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对这位锋芒毕露而又正直坦诚，敢于说真话的青年批评家的最好的评判。
　　现代的中国文坛需要李建军式的批评家，也需要李建军式的批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坛才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敢说真话的人在旁一直督促，我们的文坛才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我们的文坛也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鲜活生动而富有人性光彩的伟大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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